关于抗战中的难民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野蛮的侵华战争，形成了华北、华中、华南等地的难民潮，难民，迁徙，安置等一系列的磨难是对中华民族的一场血与火的洗礼；尽管他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后面追击的日军铁蹄践踏之处，国土惨遭蹂躏，生灵涂炭。沦陷区人民为逃避日军的烧杀淫掳，纷纷携妻带子、呼儿唤女被迫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辗转迁徙，奔向大后方和安全区域，这些坚强的中华儿女展示出了中华民族团结的精神；他们一路上互相帮助，挣扎着逃亡。形成了的这股巨大的难民潮，其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在世界近现代史上是罕见的。
　　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迁徙发端于战争，不仅衣食无着的下层民众参与其中，而且众多富有之家和知识分子也参与了迁徙。这一时期的难民大体分为三大类：富裕及曾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政治方面活跃人士或同情国民党政府的人；爱国者以及不甘受日伪压迫的人。其中，尤以商人、医生、工程师、教师、自由职业者和技术工人居多。他们大都是青壮年，具有一定的才能和职业上的经验，容易适应不同环境的生活。
　　当日寇入侵时，众多难民被迫离开久居的家园。有的在条件允许时重返故乡，更多的人难以忍受种族与恶劣环境的压迫，一再迁徙，最后移居于西南或西北地区遥远的后方。抗日战争时期究竟有多少难民？鉴于其情况复杂，迄今尚无准确的数字。有的资料估计近亿或数千万。据统计，仅1937年7月至1938年3月已达2000万，到1938年7月受战争直接威胁的民众超过1亿人口。日军占领华北后，一些乡镇的逃亡人数已占当地总人口的50％左右。从难民逃亡的范围考察，既有北平、天津、上海、太原、郑州、济南、武汉等大城市，也包括河北、山西、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等省的中小城市和沿海村镇居民。从难民的形成分析，自东北到华北、江浙，再抵达安徽、山东以及福建、广东，乃至湖南、湖北，随着日军对许多城市的狂轰滥炸和对各地区的侵占，产生了一股股巨大的难民潮。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迁徙，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军占领东北，大批难民涌入关内，达数十万之众。他们或是原关内流向关外谋生的移民，被迫重返关内；或是东北籍军人、官员的家眷；或是具有强烈爱国热情的知识分子。许多难民入关后，散布于北平等大城市，生活没有着落，需要社会救济。以后，有的重新返回东北，有的随东北军迁至西北地区，卢沟桥事变后多数人融入全国性的难民迁徙潮流中。华北难民的大批流亡是从1937年8月初开始的。北平沦陷前两三个星期，城内的一些有钱人家，便携带细软举家外迁。平津沦陷后，大批市民为躲避战乱，或匿身附近农村，或迁居租界。更多的人扶老携幼朝两个方向逃难：从陆路迁徙的主要沿平汉和津浦铁路，以武汉三镇和上海为驻足之地；从海路则由天津直接乘轮船南下。不久，平汉和津浦铁路北段不能通车，他们多由天津乘船到烟台或青岛，再经陆路跋涉趋济南。10月初，日军占领德州。济南难民一部分折返青岛乘船赴上海，绝大多数挤乘火车、汽车、马车或推独轮车沿津浦路南下，致使津浦路拥挤不堪。以后，济南战事紧张，人们再次迁徙。济南原有六十余万人口，经过两次人口迁离，仅剩万余人，几乎成为一座空城。河北、豫北一带的难民，主要沿平汉路南迁，至郑州以后，有的继续迁往豫南和湖北，有的沿陇海路迁往陕西。山西雁北、太原等地难民没有经济条件和不愿意离开家乡的，纷纷逃往山里，能够迁徙者多数流入西北各省。华东地区的难民潮自淞沪会战形成。这场战火不仅殃及全体上海居民，也使大批流亡到上海的外地难民再遭厄运。据统计，战前上海市包括租界在内，人口超过三百万。“八一三”以后，约有二三十万上海难民逃到浙江一带。战争初期，每天约有三万人离开上海，然而，当时上海的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到三百五十多万。这是因为，随着上海市郊以及江苏等地的相继陷落，造成更多的人流离失所，而上海的列强租界，就成了上海居民和外地难民避难的场所，仅“八一三”当天就有6万中国人躲进租界。租界当局对于这些无家可归的难民，本欲拒之门外，但是，由于难民人多势大，无法阻挡，只得将一些学校和公共场所腾出来，辟为临时难民收容所。以后，随着战火不断扩大，各地难民源源而来，租界当局也无力全部收容。来得比较晚的难民就只能在弄堂口、马路旁人行道上栖身。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随即在长江三角洲一带进行追击作战，很快就把战火指向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从而京沪杭一带又出现了无数新的难民。京沪沿线的丹阳、常州、无锡、苏州等地难民，有的逃往南京，希望得到国民政府的保护，有的迁到内地，绝大多数暂时移至长江以北避难。江北如皋、靖江、南通三角地带，几乎每一个村庄都住了江南难民。丹阳移避江北者，多数迁往兴化，也有的暂居盐城、扬中附近。苏州连续遭日机轰炸，居民不得不到城外避难。然四乡盗匪蜂起，人们被迫相率逃往更远的地方避难，留在城内者只有5万人。江阴“稍富有的居民均预先向江北及四乡避难，西门及南门之居民，十有八九均逃往芙蓉镇、马甲河及泗河口一带。无锡原有居民30万，留下来的不过1万人”。战前，杭州约有人口六十多万，战争爆发后，约有三分之二逃到乡下。日军占领杭州后，全城一片恐怖，未及逃出的居民四处躲藏，两处最大的难民收容所共收容三千余人，已经拥挤得达到睡觉不能翻身的程度。宿舍、走廊、通道、阳台、楼梯、操场都挤满了难民。南京原有居民100万，沦陷前已有大批难民迁离，多数移往安徽和两湖等地。日军占领南京后，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死亡30万人，所余者只有20至30万人。华南地区的难民迁徙，出现稍晚。东南沿海被日军封锁后，福建、广东等地居民有的逃往山区和内地，有的到香港、澳门，也有的移居南洋一带。如，广州原有150万人口，至1938年6月初“仅有五十余万人”。迁离的难民少数疏散回乡，相当数量的难民流亡到内地一些城市。相比较而言，南方难民的迁徙情况比较复杂。难民多集中于各大城市，然后分别迁入西南各省。如，华东诸省的难民，多随国民政府西迁武汉，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又迁往四川等地。难民西迁大致形成三路：一路进入四川、陕西；一路进入贵州和云南；一路进入广西。四川的难民来源最为集中，除小部分来自北方外，绝大部分为东南各省市迁徙而来。难民在逃亡过程中，长途跋涉，历尽艰辛，经常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上海陷落后，日军进入南京，到处杀人放火，逃出的难民一路受到炮火袭击，不少人倒在侵略者的枪口下。1937年8月28日，日军出动两批共12架飞机轰炸上海南火车站，炸死正在候车的难民七百余人。12月10日，日军第18师团攻占安徽芜湖，当天“就在沿江一带抓捕了2000多名难民，将他们驱赶到江边，全部用机枪杀害”〔3〕（p.64）。再有，是饮食和住宿问题。难民都为匆匆逃脱，随身只能携带很少的衣物和钱，沿途还会遭遇盗匪的滋扰，除偶尔获得慈善机构的救济外，经常忍饥挨饿，甚至沿街乞讨。为争夺一小份食物，难民中往往发生流血事件。美国著名记者西奥多怀特曾如实记述逃亡路上难民的凄惨景象：“老百姓剥掉榆树皮，把它碾碎当食物吃。有的把新麦连根拔掉；在另一些村子里，人们把花生壳捣碎来吃。路上可以看到难民们把泥土（观音土）塞到嘴里，来填满他们的肚子”。〔4〕（pp.191-192）有的难民长期没有食物，只能卖儿鬻女。由于食物紧缺造成普遍营养不良，难民中常常发生流行病。至于住宿，更是一种奢望。由于日机狂轰滥炸，沿途缺少栖身之所，他们只能暂避于破庙内或断垣下，忍受饥饿、寒冷与疾病，许多人因此丧失了生命。妇女逃难的遭遇也很悲惨，据范长江《皖中战影》中记载：“许许多多战区被难同胞，妇女尤占比较多数，看衣服和面貌，逃难者多中人以上家庭，向日皆在家安闲自在，而今亦被迫在道途上转徙。交通工具是谈不到的，纵有，也不过独轮小车几辆，上面可以放些行李，甚而至于完全无代劳工具，重重的行李，通通自己背上。小脚老妇，黄发儿童，也得在地上徒步，红颜少女，多也执绳挽车。当然，他们一天不会走多少路，而且他们究竟走到什么安乐的地方，走到哪里去生活，他们通通没有把握。”〔5〕她们在逃难的路上，经常遭到日机轰炸，被日军杀害和强行掳去惨遭蹂躏的，也为数不少。最后，难民抵达某一目的地，仍可能受到日军的威胁。有的难民刚迁至一地，就遇日军的进攻，只能再次迁徙。不及迁离的，便成为日军屠杀的对象。因此，难民只有不断地连续迁移，甚至整个抗战期间一直在外地流浪。中日大规模开战，第一路经平汉路至郑州，再由郑州或者安置于河南境内、或者经陇海路西去陕西、或者继续沿平汉线南下湖北省境。郑州是这一路线的中心，“每日前方逃来难民不下三千”，仅来自河北省的难民，“麇集汴郑，已逾五万”，成为难民的集散之地。吴宓记述，郑州车站“时小雨迷蒙。车站月台上，人多如山，拥挤充塞，喧哗纷扰，盖皆难民及流氓，以及各路旅客”。
　　第二路经平绥路西迁。一部分往大同、包头，一部分再由大同沿同蒲线至太原，并以太原为主要汇集地，进一步向陕西迁移。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北平即有人西迁，吴宓1937年7月28日的日记中提及，“宓谓同人多有由平绥路赴大同、太原者。苟K（编者注：“K”为此母女姓氏缩写）母女愿出京，只此一途”。平绥路难民救济专员孙显卿致赈委会的电文也说到，“现冀察晋各战区难民来并（编者注：“并”为山西省省会太原的简称）者络绎于途”。这些到太原的难民再经同蒲路运走，至潼关转车，他们“多去西安，去豫鲁者少数”。又有一些难民是经平绥线西至包头的，“以九月杪（编者注：“月杪”，即月末）平绥路难民络绎逃跑，现在五百余人”。值得一提的是，经平绥路迁徙的难民以学生与低级公务员居多，如住在太原难民收容所的200余人中，“多为学生与低级公务员”。
　　华东区以上海为中心，在战火燃至上海之前，上海即已风声鹤唳。据竺可桢记载，1937年8月6日早晨至上海北站，发现“站上行李山积，出口处亦有行李堆积，致行人甚难出入，脚夫忙甚”。雇车至沧洲饭店，至则发现房间已满，“闻上海搬家者日来甚多，大抵由闸北、南市搬至租界，租界屋均人满”。
　　该地区的难民，主要分三路迁往后方。
　　第一路北上至苏北等地。上海、昆山、嘉兴、常熟等地的难民或乘火车，或搭轮船帆艇，或徒步去往吴县，自吴县经京沪铁路、或者从水路经运河北上，至镇江后渡江到江都，然后从江都前往苏北的高邮、宝应、兴化、泰县（今泰州）、东台、淮安、淮阴、涟水、泗阳等地。
　　第二路沿沪杭甬线南迁，有的再转浙赣铁路去往南昌等地。经此路线者，主要是原籍浙赣等地的旅沪人口，因避难而回乡。
　　第三路沿江西上。这条线路在上海陷落后尤其繁忙，京沪一带人士与从北方南下京沪地区的人士多经此路内迁。陈达11月19日自上海到达南通时，与他同日到的“共四轮，约七千余人”；而与他同日到汉口的轮船，“俱由上海或南京上驶，共载旅客及难民一万余人，据说近一星期来每日如此”。
　　在难民迁徙后方的同时，上海租界也承担了很大一部分难民。八一三事变爆发后，虹口、闸北、杨树浦一带的中外居民，大批地涌向苏州河南两租界地。“外白渡桥”以及外滩大道上，人流滚滚，“途中搬运箱笼之车辆，自早至夜，未尝停止”，“白渡桥上的人，拥挤得如钱塘江的怒潮，奔腾澎湃地在寻求出路。那时，地上婴儿的哭声，行走迟缓的老弱的男女，被压在地上的呼救音，呼儿唤女的悲啼声——这一切的声音，震动天地，惨彻心脾。又因人心慌乱，亟望逃出战区，所以人如蜂拥……难民为了要逃生，衣箱也抛了，被褥也丢了，满路尽是遗弃物，把宽阔的马路，弄得隘狭难走了”。11月4日晚，日军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10日，日军在浦东登陆，南市及远至徐家汇的华界居民以汹涌之潮涌向相邻的法租界。法租界在11月10日发出关闭铁门的通告。大批大批的难民于是便被铁门挡在了界外，其时头顶时有日机飞掠轰炸，有家不能归，财产不随身，饥寒交迫，“难民比前更多，箱笼被褥，木器家具，千车万担，绵延数里，呼号啼哭，惨不可喻”。
　　京沪沿线的丹阳、常州、无锡、苏州等地难民，有的逃往南京，有的迁到内地，绝大多数暂时移至长江以北避难。
　　从南京沦陷至汉口沦陷
　　这一阶段，武汉由于其交通的便利和是政府的所在地便成了众多难民的集中地。包括难民在内的大批人口移来武汉，使武汉的“人口陡增至一百五十余万”。由于难民的大批到来，武汉三镇到处是衣衫褴褛、面色焦黄的难民，到处都是胸前挂着白布难民条、面呈病态的难童。
　　战争进行到1938年夏，武汉已岌岌可危。8月1日，汪精卫代表国民党中央在武汉宣布：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各院部会驻汉办事处一律撤销，限期迁往重庆。从政府西迁的过程来看，其内迁进程遵循了从南京一武汉一重庆的模式。有人估计，当1937年底国民政府西迁时，陆续乘船西上至重庆的各部官员及所有公务人员有万余人。
　　为了保全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国民政府与教育界人士做出了将高校内迁的举措。学校内迁，带动了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和上万名青年学子迁至后方。在学校内迁过程中，这些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自身也受到深刻的教育，正如陈达所说，“他们在这恐怖的战争中，亲身体验着动荡的生活……青年人备尝这种艰苦的折磨，使他们爱国的热情交炽，更有助益于个人坚定自己的信念；老年人经这番艰苦的训练和辛劳的工作，一旦到他们安顿下来，就会更坚定了他们在这新社会所感受的经验”。
　　抗战初期，还有大量上海和东部的厂矿内迁。估计整个战争时期，有4万多技术工人从沿海迁往内地，其中绝大多数曾在1938年到达武汉。在这次搬迁过程中，大约有10.8万吨设备从武汉运走。在国家资助下，1万工人也迁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