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回孙子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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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保权给大宋朝廷发求救信，那是理所应当的，作为一个没落的地方割据政权，在如此紧要关头，向朝廷请求增援也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可是，为什么周保权随后还给荆南节度使发了求救信呢？
且说这荆南之地是由后梁节度使高季兴一手创立，起初荆南的地界很狭小，高季兴出任荆南节度使之后，为了实现自己割据梦想，他开始四处招集逃亡的难民和士兵，又启用一些文臣武将组织荆南事务，从而慢慢的形成了一股独立的势力。后唐时期，高季兴被加封为南平王，这也标志着高家独立政权正式形成，荆南以荆州（今天湖北江陵地区）为首府，在以后的后唐与前蜀的战争中，荆南的领土得到了扩展，控制着湖北江陵、宜昌、秭归一带。
高季兴死后先后历经高从诲、高保融、高保勗几位高氏子弟之手，荆南的地盘在他们手上虽然没有太大的改变，只不过作为一个中产阶级割据政权，高家掌权下的荆南政权也找到了一条极具地方特色的发展道路。
从地图上，不难看出，荆南处在湖北西北三角地带，北边是新兴政权大宋，南边紧挨着马楚，东方靠着南唐，西面则是后蜀，可以说荆南地面确实不大，但却是沟通南北，连接东西的战略要地。
就是在这块人人都想吞掉的兵家必争之地，荆南却一直相安无事，追根溯源还得归功于高氏内部制定的特色发展策略，那就是装孙子，当赖子，高家人认为既然自己地盘位于交通要道的咽喉之地，在各方实力没有显著强弱划分之下，没有哪一方会敢轻举妄动，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荆南还是很安全。
为了尽可能的避免其他政权的侵扰和吞并，高家人也是舍得丢下老脸，学会了装孙子，简而言之就是只要周围的那谁谁拥兵自立了，不管他又多少兵马，也不管他的政权能够存在多久，高家人都会委派使臣前往朝拜，甘愿位居人臣。
表面上看这样的措施很丢面，好歹也是一独立小王国，怎么能动不动就给人当臣民呢，这面子往哪放？
高家人对于这样疑问是不屑一顾，他们认为面子固然重要，但前提是你得先活下来再说，要是人都归西了，面子还有用么？
荆南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特殊的生存之道，试想在群狼环顾的情况下，你是决定徒手反击，还是跪下学狼叫？以退为进，委曲求全，对于弱者而言就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高家人紧紧的抓住了这棵稻草，将这种看起来上不了台面的价值观提升到了基本国策的高度，也就是说不管荆南地界的领导人怎么变，这个基本国策是不会改变的。
当然，孙子也不是白当的，高家低三下四的外交态度也是起了作用，荆南不仅获得了各国皇帝的赏赐，还保全了荆南政权，使其在高家人的手里延续了几代人。
装完孙子，接着高家就开始耍起了无赖，搞起了劫道的副业。
荆南本来就是一小得不能再小的袖珍政权，经济发展十分局促，人均收入也不高。更重要的是荆南位于南北来往的交通要道，每年南方一些小国都会向当时的后梁等大国纳贡，金银珠宝常年累月从高家人的眼皮底子下来来往往，让他们吃不着也睡不下，最终作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劫道。
高家本来就奉行什么官方礼制，都是些野路子，所以他们做出劫道这个决定也并不奇怪，要知道谁会和这些金银珠宝过不去呢。
决定已经明确了，接下来就是如何实施了，高家人装孙子装习惯了，一下子让他们拦路充当麻匪收过路费这很不现实。于是乎，他们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审视，最终认为自己虽然没有明火执仗拦路劫道的胆子，但是借用迎接使者之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胆子还是有的，而且还很大。
计已定，那就行动吧。
高家挂羊头卖狗肉，先是热烈邀请护送贡俸的使者到自己的地盘喝茶谈心，然后趁其不备，将这些纳贡的珍宝收入自己囊中。事情败露之后，纳贡的小国肯定会表示强烈抗议，而且还会向大国弹劾高家人，对于这样的情况，高家也是只有一套，截下财物之后，在大国尚未发飙之前就主动上表请罪，还主动归还截下的财物，言辞恳切，声泪俱下，人家身为大国，自然也不好意思再追究。
上表言辞，认错应该是真的，至于归还的财物到底有多少，那就不知道了。这种获利模式，有点类似于资本投机者，本质上说他们只是是帮人管钱的，但是这么来回一经手，怎么着手上也得沾点油腥吧。
不信你回家拿块肥肉试试看。
以上过程就是高家通用的手段，屡试不爽，所以一来二去，周围的邻国都称高家“高赖子”。
不得不说，在这个割据纷争，弱肉强食的年代，高家人能把这种“圆滑狡诈”做人之道与治国之策结合得天衣无缝，也是古今罕见的了。
至于为什么周保权会想到给高家人写求救信，原因可能有几个方面：一是，当时高家也发生了一家大事儿，高保勗去世，他十九岁的侄子继承了他的位置，高继冲与周保权年龄相仿，遭遇也如此相似，周保权很容易就想到向这位大哥哥求教；二来，基于前面提到高家人的行事风格，周保权认为碍于邻国关系，高家也应该会出手相助，要知道高家不喜欢与任何邻国产生冲突。
只不过，小周同志高估了高继冲的决策能力，当求救信被递上来之后，高继冲却没有什么好的主意，出兵？还是观望？这是个问题。
自己拿不定主意，他就呼吁群臣讨论，献计献策。高家幕僚这帮人，习惯了安逸生活，让他们搞点小投机，耍点小聪明还行，一旦遇到出兵救援的大事儿，就别指望他们能有什么好主意了。
百般纠结之下，老高还是觉得既然问题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那就只有交给大宋皇帝来解决了，毕竟人家是大国正统。
很快，高家人就把求救信转交到了大宋皇帝赵匡胤的手上，此前，他已经收到湖南节度使周保权的求救信，这一前一后两封信，无异于一颗定心丸，让老赵心里的石头终于着了地。
且说这荆南之地是由后梁节度使高季兴一手创立，起初荆南的地界很狭小，高季兴出任荆南节度使之后，为了实现自己割据梦想，他开始四处招集逃亡的难民和士兵，又启用一些文臣武将组织荆南事务，从而慢慢的形成了一股独立的势力。后唐时期，高季兴被加封为南平王，这也标志着高家独立政权正式形成，荆南以荆州（今天湖北江陵地区）为首府，在以后的后唐与前蜀的战争中，荆南的领土得到了扩展，控制着湖北江陵、宜昌、秭归一带。
高季兴死后先后历经高从诲、高保融、高保勗几位高氏子弟之手，荆南的地盘在他们手上虽然没有太大的改变，只不过作为一个中产阶级割据政权，高家掌权下的荆南政权也找到了一条极具地方特色的发展道路。
从地图上，不难看出，荆南处在湖北西北三角地带，北边是新兴政权大宋，南边紧挨着马楚，东方靠着南唐，西面则是后蜀，可以说荆南地面确实不大，但却是沟通南北，连接东西的战略要地。
就是在这块人人都想吞掉的兵家必争之地，荆南却一直相安无事，追根溯源还得归功于高氏内部制定的特色发展策略，那就是装孙子，当赖子，高家人认为既然自己地盘位于交通要道的咽喉之地，在各方实力没有显著强弱划分之下，没有哪一方会敢轻举妄动，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荆南还是很安全。
为了尽可能的避免其他政权的侵扰和吞并，高家人也是舍得丢下老脸，学会了装孙子，简而言之就是只要周围的那谁谁拥兵自立了，不管他又多少兵马，也不管他的政权能够存在多久，高家人都会委派使臣前往朝拜，甘愿位居人臣。
表面上看这样的措施很丢面，好歹也是一独立小王国，怎么能动不动就给人当臣民呢，这面子往哪放？
高家人对于这样疑问是不屑一顾，他们认为面子固然重要，但前提是你得先活下来再说，要是人都归西了，面子还有用么？
荆南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特殊的生存之道，试想在群狼环顾的情况下，你是决定徒手反击，还是跪下学狼叫？以退为进，委曲求全，对于弱者而言就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高家人紧紧的抓住了这棵稻草，将这种看起来上不了台面的价值观提升到了基本国策的高度，也就是说不管荆南地界的领导人怎么变，这个基本国策是不会改变的。
当然，孙子也不是白当的，高家低三下四的外交态度也是起了作用，荆南不仅获得了各国皇帝的赏赐，还保全了荆南政权，使其在高家人的手里延续了几代人。
装完孙子，接着高家就开始耍起了无赖，搞起了劫道的副业。
荆南本来就是一小得不能再小的袖珍政权，经济发展十分局促，人均收入也不高。更重要的是荆南位于南北来往的交通要道，每年南方一些小国都会向当时的后梁等大国纳贡，金银珠宝常年累月从高家人的眼皮底子下来来往往，让他们吃不着也睡不下，最终作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劫道。
高家本来就奉行什么官方礼制，都是些野路子，所以他们做出劫道这个决定也并不奇怪，要知道谁会和这些金银珠宝过不去呢。
决定已经明确了，接下来就是如何实施了，高家人装孙子装习惯了，一下子让他们拦路充当麻匪收过路费这很不现实。于是乎，他们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审视，最终认为自己虽然没有明火执仗拦路劫道的胆子，但是借用迎接使者之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胆子还是有的，而且还很大。
计已定，那就行动吧。
高家挂羊头卖狗肉，先是热烈邀请护送贡俸的使者到自己的地盘喝茶谈心，然后趁其不备，将这些纳贡的珍宝收入自己囊中。事情败露之后，纳贡的小国肯定会表示强烈抗议，而且还会向大国弹劾高家人，对于这样的情况，高家也是只有一套，截下财物之后，在大国尚未发飙之前就主动上表请罪，还主动归还截下的财物，言辞恳切，声泪俱下，人家身为大国，自然也不好意思再追究。
上表言辞，认错应该是真的，至于归还的财物到底有多少，那就不知道了。这种获利模式，有点类似于资本投机者，本质上说他们只是是帮人管钱的，但是这么来回一经手，怎么着手上也得沾点油腥吧。
不信你回家拿块肥肉试试看。
以上过程就是高家通用的手段，屡试不爽，所以一来二去，周围的邻国都称高家“高赖子”。
不得不说，在这个割据纷争，弱肉强食的年代，高家人能把这种“圆滑狡诈”做人之道与治国之策结合得天衣无缝，也是古今罕见的了。
至于为什么周保权会想到给高家人写求救信，原因可能有几个方面：一是，当时高家也发生了一家大事儿，高保勗去世，他十九岁的侄子继承了他的位置，高继冲与周保权年龄相仿，遭遇也如此相似，周保权很容易就想到向这位大哥哥求教；二来，基于前面提到高家人的行事风格，周保权认为碍于邻国关系，高家也应该会出手相助，要知道高家不喜欢与任何邻国产生冲突。
只不过，小周同志高估了高继冲的决策能力，当求救信被递上来之后，高继冲却没有什么好的主意，出兵？还是观望？这是个问题。
自己拿不定主意，他就呼吁群臣讨论，献计献策。高家幕僚这帮人，习惯了安逸生活，让他们搞点小投机，耍点小聪明还行，一旦遇到出兵救援的大事儿，就别指望他们能有什么好主意了。
百般纠结之下，老高还是觉得既然问题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那就只有交给大宋皇帝来解决了，毕竟人家是大国正统。
很快，高家人就把求救信转交到了大宋皇帝赵匡胤的手上，此前，他已经收到湖南节度使周保权的求救信，这一前一后两封信，无异于一颗定心丸，让老赵心里的石头终于着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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