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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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暂未分配具体工作，我和韩维就在王团长的团部帮忙。
说是帮忙，其实我们什么也插不上手，看团部的几个年轻人忙东忙西，我和韩维只能很局促地站东站西，感觉就像两个刚入职的新人，完全是白丁。
这个院落作为团部办公的地方，刚开始觉得很空。可很快，第二天师部进驻了；第三天，军部也搬来了；苏维埃党政军首脑机关都先后搬了进来。
小院挤得满满当当，团部倒被迫搬出去了，在不远处暂找了间民房安身；过两天，师部也搬了出去。也是，那时的团、师级单位都是一线作战部队，是要行军打仗的，哪能建个正儿八经的机关。
师部、军部搬来时，师军部的首长都专门召见过我和韩维，包括之前见过的军长旷继勋、军参谋长徐向前，以及之前没见过的军政委余笃三、十师师长蔡申熙等，都说些欢迎、鼓励的话，希望我们革命到底，为革命不怕流血牺牲，直到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在红军斗争史上，这些人都是军神一样的存在。在这些大神面前，我和韩维每次都受宠若惊、诚惶诚恐，表示一定跟党走，红旗打到底。
这几日，我和韩维的心情渐渐平复下来，基本接受了穿越的事实，想先站住脚，再考虑其他的事。
反穿回去是梦寐以求的事，好几次半夜惊醒，都以为不过是大梦一场，长长地叹口气，心道总算梦醒来了——可睁开眼看着窗外夜半山顶的弯月，黑魆魆的屋内一溜通铺躺着的红军战士，以及冻的簌簌发抖的身体，我知道这不是梦，或者我已入梦太深，醒不来了。
白天遇到韩维，她也说几次半夜醒来，不自觉地喊“妈”，没人应，唯有同屋女战士的齁声，才觉已是换了时空，自己已然在另一个时代；想起妈妈及家人遍寻不着自己的痛苦，好几次潸然落泪。
我和韩维都想再去爬一次红军山，再探红军洞，然后再跌落洞中洞，再穿山而出，或许在山脚迎接我们的就不是新集城的高墙和城头的冷枪，而是老周们和大别山干部管理学院的领导、同事。若真如此，该是多么的幸福啊。可理智告诉我们，穿越不那么容易实现，一定是那日的天气异象才造成了这次的意外。
再说，我发现我们去红军山不是那么容易的，进一步说，我和韩维出新集城都不太可能，甚至说，我和韩维出团部都有限制。遇见陌生人进团部，门口站岗的哨兵会问口令，从团部出去则哨兵不过问。而我和韩维出去哨兵则会问“任务”，每次我和韩维都老实回答，回答不清楚是出不了大门的。一开始我以为对每人都这样，可后来发现不是，只针对我们俩。
王树声团长及团部的战士对我们都很客气，但分配给我们的都是些烧水、洗衣、传话、送信之类的杂活。我和韩维知道，我们还不受信任，我们的行为是被限制的，红军还在考察我们。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和韩维走上红军山——当然，这里的人们还都通俗地叫它西大山，恐怕我们再也回不到红军队伍了。如果是那样，动荡乱世，茫茫人海，我和韩维真的是无安身立命之所了。
这几日闲暇时间，我和韩维都努力在脑海中搜索、回忆自己所知道的这段时间的鄂豫皖革命斗争史。
大致时间都很清楚。初克新集，是1931年2月间的事；4月张国焘达到鄂豫皖，掌管了鄂豫皖军政大权；10月白雀园大肃反；11月成立红四方面军；1931年至1932年，历经国民党四次围剿；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红四方面军西征川陕。作为红色教育的重要内容，根据地群众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故事也都耳熟能详。
可是，知道这些对我们目前的处境有什么帮助吗？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不过是车轮下微不足道的一颗石子。我们这颗小石子只是因为时空错位，偶然地落在了这里，没有我们，历史前进的道路也已铺就。妄说穿越改变历史的人们，是多么地狂妄幼稚啊。
关于韩维献策以挖地道的形式攻克新集，我们商量的结果也不是穿越改变历史，而是历史走向本就如此，只不过有些话是韩维说出来而已，即便没有我们的不期而至，以元帅徐向前、大将王树声等人的谋略，也会想到地道攻坚战的。
忽一日早上，尚在梦中，被零星的“呯、嘣”声音惊醒。
打枪了！白军打过来了吗？急忙翻身下床穿衣服，却见同屋的战士却并不慌张，仍不紧不慢地穿衣。其中一个战士就是那天带我们进新集城的干事小崔，忙问他，
“崔干事，打枪了，是不是白军围过来了？”
崔干事哈哈一笑，
“新红，你是过糊涂了吧？今天是旧历新年，过春节哩。”
“哦，不是枪声啊。”我紧张的心情顿时松懈下来，又猛想到，“啊，原来是春节了。”
“是啊，革命群众在放鞭炮，请祖先，贴门神。”崔干事又说，“赶快吃早饭，咱们帮忙布置大戏台，下午要开大会、唱大戏。”
新集城中心有个广场，广场北侧、坐北朝南有个砖砌木搭的大戏台，原是城中的地主豪绅搜刮民脂民膏建的，用于庙会或祭祀活动。
团部战士齐动手，半天就布置好了大会场。正值过春节，最不缺的就是红纸和笔墨纸砚。团部宣传科的老刘用大号毛笔饱蘸墨，然后双手托笔递给我，让我写会标，说我是信阳师范的高材生，毛笔字一定顶呱呱。
我红了脸。我哪会写毛笔字啊，急忙再三推辞，说上的新学，毛笔字没练好。老刘见我执意推脱，不似做假，便不再勉强，挥毫写下“鄂豫皖边区苏维埃大会”几个大字。然后有战士拿着，踩着高木梯，由东向西依次贴在大戏台的门楣上。
戏台两侧的柱子上又写了一副对联，东侧是“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西侧是“胜利属于苏维埃！”两联并不对称，与其说是对联，不如说是口号更合适些。不过倒蛮符合大会意境的。
说是帮忙，其实我们什么也插不上手，看团部的几个年轻人忙东忙西，我和韩维只能很局促地站东站西，感觉就像两个刚入职的新人，完全是白丁。
这个院落作为团部办公的地方，刚开始觉得很空。可很快，第二天师部进驻了；第三天，军部也搬来了；苏维埃党政军首脑机关都先后搬了进来。
小院挤得满满当当，团部倒被迫搬出去了，在不远处暂找了间民房安身；过两天，师部也搬了出去。也是，那时的团、师级单位都是一线作战部队，是要行军打仗的，哪能建个正儿八经的机关。
师部、军部搬来时，师军部的首长都专门召见过我和韩维，包括之前见过的军长旷继勋、军参谋长徐向前，以及之前没见过的军政委余笃三、十师师长蔡申熙等，都说些欢迎、鼓励的话，希望我们革命到底，为革命不怕流血牺牲，直到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在红军斗争史上，这些人都是军神一样的存在。在这些大神面前，我和韩维每次都受宠若惊、诚惶诚恐，表示一定跟党走，红旗打到底。
这几日，我和韩维的心情渐渐平复下来，基本接受了穿越的事实，想先站住脚，再考虑其他的事。
反穿回去是梦寐以求的事，好几次半夜惊醒，都以为不过是大梦一场，长长地叹口气，心道总算梦醒来了——可睁开眼看着窗外夜半山顶的弯月，黑魆魆的屋内一溜通铺躺着的红军战士，以及冻的簌簌发抖的身体，我知道这不是梦，或者我已入梦太深，醒不来了。
白天遇到韩维，她也说几次半夜醒来，不自觉地喊“妈”，没人应，唯有同屋女战士的齁声，才觉已是换了时空，自己已然在另一个时代；想起妈妈及家人遍寻不着自己的痛苦，好几次潸然落泪。
我和韩维都想再去爬一次红军山，再探红军洞，然后再跌落洞中洞，再穿山而出，或许在山脚迎接我们的就不是新集城的高墙和城头的冷枪，而是老周们和大别山干部管理学院的领导、同事。若真如此，该是多么的幸福啊。可理智告诉我们，穿越不那么容易实现，一定是那日的天气异象才造成了这次的意外。
再说，我发现我们去红军山不是那么容易的，进一步说，我和韩维出新集城都不太可能，甚至说，我和韩维出团部都有限制。遇见陌生人进团部，门口站岗的哨兵会问口令，从团部出去则哨兵不过问。而我和韩维出去哨兵则会问“任务”，每次我和韩维都老实回答，回答不清楚是出不了大门的。一开始我以为对每人都这样，可后来发现不是，只针对我们俩。
王树声团长及团部的战士对我们都很客气，但分配给我们的都是些烧水、洗衣、传话、送信之类的杂活。我和韩维知道，我们还不受信任，我们的行为是被限制的，红军还在考察我们。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和韩维走上红军山——当然，这里的人们还都通俗地叫它西大山，恐怕我们再也回不到红军队伍了。如果是那样，动荡乱世，茫茫人海，我和韩维真的是无安身立命之所了。
这几日闲暇时间，我和韩维都努力在脑海中搜索、回忆自己所知道的这段时间的鄂豫皖革命斗争史。
大致时间都很清楚。初克新集，是1931年2月间的事；4月张国焘达到鄂豫皖，掌管了鄂豫皖军政大权；10月白雀园大肃反；11月成立红四方面军；1931年至1932年，历经国民党四次围剿；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红四方面军西征川陕。作为红色教育的重要内容，根据地群众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故事也都耳熟能详。
可是，知道这些对我们目前的处境有什么帮助吗？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不过是车轮下微不足道的一颗石子。我们这颗小石子只是因为时空错位，偶然地落在了这里，没有我们，历史前进的道路也已铺就。妄说穿越改变历史的人们，是多么地狂妄幼稚啊。
关于韩维献策以挖地道的形式攻克新集，我们商量的结果也不是穿越改变历史，而是历史走向本就如此，只不过有些话是韩维说出来而已，即便没有我们的不期而至，以元帅徐向前、大将王树声等人的谋略，也会想到地道攻坚战的。
忽一日早上，尚在梦中，被零星的“呯、嘣”声音惊醒。
打枪了！白军打过来了吗？急忙翻身下床穿衣服，却见同屋的战士却并不慌张，仍不紧不慢地穿衣。其中一个战士就是那天带我们进新集城的干事小崔，忙问他，
“崔干事，打枪了，是不是白军围过来了？”
崔干事哈哈一笑，
“新红，你是过糊涂了吧？今天是旧历新年，过春节哩。”
“哦，不是枪声啊。”我紧张的心情顿时松懈下来，又猛想到，“啊，原来是春节了。”
“是啊，革命群众在放鞭炮，请祖先，贴门神。”崔干事又说，“赶快吃早饭，咱们帮忙布置大戏台，下午要开大会、唱大戏。”
新集城中心有个广场，广场北侧、坐北朝南有个砖砌木搭的大戏台，原是城中的地主豪绅搜刮民脂民膏建的，用于庙会或祭祀活动。
团部战士齐动手，半天就布置好了大会场。正值过春节，最不缺的就是红纸和笔墨纸砚。团部宣传科的老刘用大号毛笔饱蘸墨，然后双手托笔递给我，让我写会标，说我是信阳师范的高材生，毛笔字一定顶呱呱。
我红了脸。我哪会写毛笔字啊，急忙再三推辞，说上的新学，毛笔字没练好。老刘见我执意推脱，不似做假，便不再勉强，挥毫写下“鄂豫皖边区苏维埃大会”几个大字。然后有战士拿着，踩着高木梯，由东向西依次贴在大戏台的门楣上。
戏台两侧的柱子上又写了一副对联，东侧是“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西侧是“胜利属于苏维埃！”两联并不对称，与其说是对联，不如说是口号更合适些。不过倒蛮符合大会意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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