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六章 革左二营（5）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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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刘勇还是将那三千多妇孺带走了，不是他不相信黄得功，而是他也缺女人。自己的士兵、作坊工人也需要成家，目前这个世上，男人多，妇孺少，为什么？在这乱世，妇孺要不是被抢走了，要不是被当成了军粮，说是家属，这三千多人也多是被抢来的。
走之前，刘勇和黄得功喝了一次酒，在某些方面刘勇和黄得功很像，军纪都很好，直爽、酒量好，军队战斗力都很强，但刘勇多出来的几百年见识是黄得功所没有的，故有时候刘勇显得有些“老成”，而黄得功则显得有些“城府”不够，不过武人由于长期被文人压着，他们之间倒是无话不谈，这时候武人最高的品德就是讲义气，而这正是刘勇所具备的，两人一斤酒下肚后，黄得功痛快的答应了安置那一万多俘虏，开玩笑，这一万多人都是流贼精挑细选多次大战后淘汰下来的，黄得功感激刘勇还来不及呢，刘勇的建军思路与常人不同，对于那些已沾染上不良习气的兵油子，无论你武艺有多高，一律不要，他宁愿从“泥腿子”中重新训练，因为他的梦想是建立一支真正属于自己且与世不同的军队。
正式出发前，他召集队伍千总以上的军官开了一次会议，会议先将回程大致做了安排，从步军中挑了一千五百会骑马的，加上自己与李定国的骑兵继续沿陆路返回，其他人包括三千多妇孺，大部分缴获都从水路回去，刘勇在庐州周边搜罗了五百辆大车，由自己的士兵赶着，上面装满了缴获的粮食。
接下来的会议内容意义重大，后世称之为“庐州会议”。
刘勇问大家，“你们觉得现在的世道是什么世道？有三个选择，盛世、乱世、末世”
大家对刘勇大战过后不谈军功，不总结战场得失有些奇怪，沉静半响，李占春说：“乱世”，接着有的人说是乱世，有的人说是末世，包括毛承斗在内没有一个人说是盛世。
“我的意见是，乱世，乱世与末世只有一线之隔，搞不好的话，马上就可能进入末世，那我再问一个问题，无论是乱世还是末世，什么是最重要的？”
这时大家都活跃起来了，有的说是兵马，有的说是钱粮，有的说是人心，不一而足。
“都不对，我认为是秩序，什么是秩序，就是律法和道德，有这两者的存在，你做坏事的时候首先会考量自己的良心，这就是道德的力量，你不顾道德，铤而走险，这时会有律法来管束你，这就是律法的力量，当今天下，律法形同虚设，道德沦丧，人命贱如草芥，这就是秩序的沦丧，所以我们登莱军近期的目标就是建立秩序，这需要大家从我做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逐渐影响其他人向秩序靠拢，你们记住，坏的秩序也比没有秩序强一万倍”
“再问你们，你们觉得历史上哪个朝代最好？”，这时有的说是唐朝，有的说是汉朝，也有的说是明朝初期。
“我觉得李定国说得对，洪武初期，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只有本朝太祖是真正从最底层做起，历经艰辛战乱，真真了解老百姓的苦处，是真正把老百姓放在心里的皇帝，有些朝代历史评价高，比如汉代、唐代，无非是这两个朝代有赫赫武功，有的推崇宋代，因为宋代对读书人最优容，但要我说宋代是最差的朝代，为什么？因为这个朝代除了对读书人优容外，对普通老百姓属于历代最差的朝代，就是这个朝代，宋代以前已经废除了的斩头以外的一些刑法，比如阉刑、凌迟、残害肢体在宋代又纷纷出台了，而且这些刑法只针对老百姓，读书人是不适用这些刑法的，读书人最多的刑罚就是贬官，从京里贬到地方，继续逍遥快活，更有甚者，这个朝廷对武人的侮辱历史上无出其右者，脸上刺字，一辈子的贼配军，然而历史是读书人书写的，这些他是不会重点放到史书里的，因为，对他们来说，百姓如蝼蚁，不值一提”
“所以，我们登莱军无论是从事军事还是民事，始终要把老百姓放在心里，民为重君为轻，这是亚圣孟夫子说过的，可惜历来实行的人少，怎么放在心里？一是严明的军纪，使老百姓有所依托，有所信任，二是上次我跟你们讲过的，使知之而后为之。这次我从陆路走，就是想多带走一些流民和难民，尽我所能，能做多少算多少，所谓从我做起，此之谓也”
“以上，就是我想跟你们说的，近期的目标是秩序，远期的目标是公平的秩序，秩序的核心是老百姓，这就是我们登莱军现在和将来要做的，我会与诸君共勉之”。
刘勇的话说完后，李定国、白文选、贺金龙以及刘勇自己培养一帮孤儿纷纷跪下来，眼睛都含着泪花，李定国说：“大人，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以往我们揭竿而起，实在是迫不得已，举事后这道路怎么走也都是迷迷糊糊的，只晓得替天行道，杀富济贫，最后变得跟山上的土匪差不多了，大人这话犹如醍醐灌顶，定国明矣，必将以死践行大人的主张。”
三天后，刘勇兵分两路，自己带着四千多骑从庐州→凤阳→宿州→徐州→海州一路缓慢行走，边走边接纳流民，在路上过了新年，到达星火城时已是崇祯十五年二月份，沿途接纳流民家庭十余万口，一路的粮食都是从附近城池购买，秋毫无犯，三个月过后，登莱军在南直隶一带博得了“岳家军再世”的好名声，过徐州的时候，刘勇得到了朝廷的封赏：定北候、登莱总兵，额兵三万，李占春、景峰、吴浩龙因功授为参将，李定国、刘俊、白文选、贺金龙、杨文锦、姚思立、王浩南因功授为游击将军，元春、吴啸风、杨康、黄之遥、王达、刘猛、刘敢、刘果、刘骁都被实授为千总，平度郡王迁至青州沂水，改封为沂水郡王，原登莱二府郡王府的田地都划归登莱军屯田使用。当然了，投献到鲁王、孔府名下的田地抛荒的你占了也就占了，估计也没有人说。
二月，刘勇将这十万人全部安置到莱州、登州新设的一百个农庄里，加上去年通过白家搜罗的五万人，合计十五万人，至此登莱军名下在登莱二府已有田地百万亩。
三月份，胶水、沽河经过五万人近半年的疏浚已全部完工，刘勇将靠近渤海那侧的港口命名为渤海港，至此贯穿山东半岛，纵穿莱州府的从东海至渤海的便捷水路形成了，江南到京畿一带的第二条大动脉也应运而生，依托大运河为生、盘根错节的官员、商人、地主当然不满意，一时物议沸腾，天下侧目，不过在这明末乱世，枪杆子就是硬道理，在刘勇三万步军、三千骑军，五千水军，以及两次以少胜多，大破流贼的赫赫威名下，除了口水横飞打湿了不少白纸、衣服外，一切都像一阵风，过去了就过去了，不带走一丝的云彩。
同样在三月份，由于我们敬爱的崇祯皇帝并没有采纳刘勇奏折里的“移黄得功营至河南、南直隶边境，以牟文绶继之”的意见，他认为，保护祖宗陵寝免遭第二次破坏以及江南赋税重地不受侵扰更为重要，李自成大军在陕西、保定、湖广三路大军的围剿下越剿越多，特别是攻占了洛阳、开封两大封王重地后，以福王、周王的财富和粮食为基础，吸纳了几万官军投降部队后声势越发壮大，加上在河南又收罗了一批诸如牛金星、宋献策、李岩等读书人，有了明确的斗争方向和方针，几十万大军更加正规化和精锐化，至三月底，屡败官军，河南全省除了黄河以北的几个府之外已全部落入李自成手中。当然以大明那奇葩的文官指挥武官的作战思路，就是黄得功、牟文绶全去了也会陷入李自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而不能自拔，至此，一些拥有重兵的武将也开始纷纷以自保为主要作战思想，屡战屡败队伍却越打越多，其中又以左良玉为鲜明代表，到三月末，左良玉同志区区一个总兵竟辖兵十余万，连皇帝也莫之奈何。
四月份，刘勇又开始了新一轮扩军运动，增加了一万二千步军，两千骑军，五千水军，最终陆军的规模变为骑兵五千，步军四万，水军一万人。通过郑芝龙在南洋一带购买的珍贵木材、大米也源源不断地运过来，星辰港自己建造的第一艘新式船只被命名为“奋进”号也开始下水测试，青岛港每月的商税收入接近五万两，登莱军新的局面慢慢开始显露出来了。
走之前，刘勇和黄得功喝了一次酒，在某些方面刘勇和黄得功很像，军纪都很好，直爽、酒量好，军队战斗力都很强，但刘勇多出来的几百年见识是黄得功所没有的，故有时候刘勇显得有些“老成”，而黄得功则显得有些“城府”不够，不过武人由于长期被文人压着，他们之间倒是无话不谈，这时候武人最高的品德就是讲义气，而这正是刘勇所具备的，两人一斤酒下肚后，黄得功痛快的答应了安置那一万多俘虏，开玩笑，这一万多人都是流贼精挑细选多次大战后淘汰下来的，黄得功感激刘勇还来不及呢，刘勇的建军思路与常人不同，对于那些已沾染上不良习气的兵油子，无论你武艺有多高，一律不要，他宁愿从“泥腿子”中重新训练，因为他的梦想是建立一支真正属于自己且与世不同的军队。
正式出发前，他召集队伍千总以上的军官开了一次会议，会议先将回程大致做了安排，从步军中挑了一千五百会骑马的，加上自己与李定国的骑兵继续沿陆路返回，其他人包括三千多妇孺，大部分缴获都从水路回去，刘勇在庐州周边搜罗了五百辆大车，由自己的士兵赶着，上面装满了缴获的粮食。
接下来的会议内容意义重大，后世称之为“庐州会议”。
刘勇问大家，“你们觉得现在的世道是什么世道？有三个选择，盛世、乱世、末世”
大家对刘勇大战过后不谈军功，不总结战场得失有些奇怪，沉静半响，李占春说：“乱世”，接着有的人说是乱世，有的人说是末世，包括毛承斗在内没有一个人说是盛世。
“我的意见是，乱世，乱世与末世只有一线之隔，搞不好的话，马上就可能进入末世，那我再问一个问题，无论是乱世还是末世，什么是最重要的？”
这时大家都活跃起来了，有的说是兵马，有的说是钱粮，有的说是人心，不一而足。
“都不对，我认为是秩序，什么是秩序，就是律法和道德，有这两者的存在，你做坏事的时候首先会考量自己的良心，这就是道德的力量，你不顾道德，铤而走险，这时会有律法来管束你，这就是律法的力量，当今天下，律法形同虚设，道德沦丧，人命贱如草芥，这就是秩序的沦丧，所以我们登莱军近期的目标就是建立秩序，这需要大家从我做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逐渐影响其他人向秩序靠拢，你们记住，坏的秩序也比没有秩序强一万倍”
“再问你们，你们觉得历史上哪个朝代最好？”，这时有的说是唐朝，有的说是汉朝，也有的说是明朝初期。
“我觉得李定国说得对，洪武初期，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只有本朝太祖是真正从最底层做起，历经艰辛战乱，真真了解老百姓的苦处，是真正把老百姓放在心里的皇帝，有些朝代历史评价高，比如汉代、唐代，无非是这两个朝代有赫赫武功，有的推崇宋代，因为宋代对读书人最优容，但要我说宋代是最差的朝代，为什么？因为这个朝代除了对读书人优容外，对普通老百姓属于历代最差的朝代，就是这个朝代，宋代以前已经废除了的斩头以外的一些刑法，比如阉刑、凌迟、残害肢体在宋代又纷纷出台了，而且这些刑法只针对老百姓，读书人是不适用这些刑法的，读书人最多的刑罚就是贬官，从京里贬到地方，继续逍遥快活，更有甚者，这个朝廷对武人的侮辱历史上无出其右者，脸上刺字，一辈子的贼配军，然而历史是读书人书写的，这些他是不会重点放到史书里的，因为，对他们来说，百姓如蝼蚁，不值一提”
“所以，我们登莱军无论是从事军事还是民事，始终要把老百姓放在心里，民为重君为轻，这是亚圣孟夫子说过的，可惜历来实行的人少，怎么放在心里？一是严明的军纪，使老百姓有所依托，有所信任，二是上次我跟你们讲过的，使知之而后为之。这次我从陆路走，就是想多带走一些流民和难民，尽我所能，能做多少算多少，所谓从我做起，此之谓也”
“以上，就是我想跟你们说的，近期的目标是秩序，远期的目标是公平的秩序，秩序的核心是老百姓，这就是我们登莱军现在和将来要做的，我会与诸君共勉之”。
刘勇的话说完后，李定国、白文选、贺金龙以及刘勇自己培养一帮孤儿纷纷跪下来，眼睛都含着泪花，李定国说：“大人，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以往我们揭竿而起，实在是迫不得已，举事后这道路怎么走也都是迷迷糊糊的，只晓得替天行道，杀富济贫，最后变得跟山上的土匪差不多了，大人这话犹如醍醐灌顶，定国明矣，必将以死践行大人的主张。”
三天后，刘勇兵分两路，自己带着四千多骑从庐州→凤阳→宿州→徐州→海州一路缓慢行走，边走边接纳流民，在路上过了新年，到达星火城时已是崇祯十五年二月份，沿途接纳流民家庭十余万口，一路的粮食都是从附近城池购买，秋毫无犯，三个月过后，登莱军在南直隶一带博得了“岳家军再世”的好名声，过徐州的时候，刘勇得到了朝廷的封赏：定北候、登莱总兵，额兵三万，李占春、景峰、吴浩龙因功授为参将，李定国、刘俊、白文选、贺金龙、杨文锦、姚思立、王浩南因功授为游击将军，元春、吴啸风、杨康、黄之遥、王达、刘猛、刘敢、刘果、刘骁都被实授为千总，平度郡王迁至青州沂水，改封为沂水郡王，原登莱二府郡王府的田地都划归登莱军屯田使用。当然了，投献到鲁王、孔府名下的田地抛荒的你占了也就占了，估计也没有人说。
二月，刘勇将这十万人全部安置到莱州、登州新设的一百个农庄里，加上去年通过白家搜罗的五万人，合计十五万人，至此登莱军名下在登莱二府已有田地百万亩。
三月份，胶水、沽河经过五万人近半年的疏浚已全部完工，刘勇将靠近渤海那侧的港口命名为渤海港，至此贯穿山东半岛，纵穿莱州府的从东海至渤海的便捷水路形成了，江南到京畿一带的第二条大动脉也应运而生，依托大运河为生、盘根错节的官员、商人、地主当然不满意，一时物议沸腾，天下侧目，不过在这明末乱世，枪杆子就是硬道理，在刘勇三万步军、三千骑军，五千水军，以及两次以少胜多，大破流贼的赫赫威名下，除了口水横飞打湿了不少白纸、衣服外，一切都像一阵风，过去了就过去了，不带走一丝的云彩。
同样在三月份，由于我们敬爱的崇祯皇帝并没有采纳刘勇奏折里的“移黄得功营至河南、南直隶边境，以牟文绶继之”的意见，他认为，保护祖宗陵寝免遭第二次破坏以及江南赋税重地不受侵扰更为重要，李自成大军在陕西、保定、湖广三路大军的围剿下越剿越多，特别是攻占了洛阳、开封两大封王重地后，以福王、周王的财富和粮食为基础，吸纳了几万官军投降部队后声势越发壮大，加上在河南又收罗了一批诸如牛金星、宋献策、李岩等读书人，有了明确的斗争方向和方针，几十万大军更加正规化和精锐化，至三月底，屡败官军，河南全省除了黄河以北的几个府之外已全部落入李自成手中。当然以大明那奇葩的文官指挥武官的作战思路，就是黄得功、牟文绶全去了也会陷入李自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而不能自拔，至此，一些拥有重兵的武将也开始纷纷以自保为主要作战思想，屡战屡败队伍却越打越多，其中又以左良玉为鲜明代表，到三月末，左良玉同志区区一个总兵竟辖兵十余万，连皇帝也莫之奈何。
四月份，刘勇又开始了新一轮扩军运动，增加了一万二千步军，两千骑军，五千水军，最终陆军的规模变为骑兵五千，步军四万，水军一万人。通过郑芝龙在南洋一带购买的珍贵木材、大米也源源不断地运过来，星辰港自己建造的第一艘新式船只被命名为“奋进”号也开始下水测试，青岛港每月的商税收入接近五万两，登莱军新的局面慢慢开始显露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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