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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第一章初到城里
第二章弟弟的夭折
第三章母爱的倾斜
第四章踏入社会
第五章难忘的大学时光
第六章家庭催找女友
第七章重返可怕的家
第八章路口在哪里
第一章初到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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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决心讲出我曾经的痛苦和悲哀，我要讲出自己那一段刻骨铭心的人生故事。这些年它像无法治愈的烂疮一样折磨着我，宛如毒蛇一般不时吐出粉红色的信子。诉说是为了忘却，这是拯救我心灵坏死的唯一方法。说实话，我再也无力背负着大山一样的沉重走我今后的路；我已接近精神崩溃的界地。我要扒光体面的外衣，裸露出畸形的身体；我要把胸膛划开，掏出那颗酱紫色的心来，看看它究竟是怎样的伤痕累累。我要让人们知道，我这棵又矮又弯的树木，曾经历了怎样的霜刀雪剑，凄风苦雨……
然后我在荒野挖一个坑，一个千尺深的坑，统统把它们埋葬!埋葬！
下面你会听到我所经历的许多事情，其中包括令人脸红心燥的个人**和家丑。也许你认为我疯了，我的精神出了毛病。为此当初我也十分的犹豫和不安。无形而犀利的绳索紧紧捆绑着我，使我无法动弹，鱼鳞一样多的眼睛斜视着我，我如众芒在背，反抗的结果很可能使我落一个大逆不道的罪名，众人唾弃的下场。这也是本书为什么写了足足有二十年的缘故。经过无数日夜痛苦的思考，我似乎除了孤注一掷，还是别无选择。与其在牢笼中坐以待毙，还不如使劲地喊上几声，或许还有生的希望。或许还能得以摆脱岁月的阴影，从噩梦中醒来，重获新的生命。所以，我决定毅然前行，走自己的路。所幸自己又不是什么名流贵胄，名节的好或坏对他人并无影响；自己本不过是世间的一粒沙尘，随风而来随风而逝，别人并不在意它的有无和颜色。是啊，伟大而浩淼的宇宙，才是永恒的。它才是万物和力量的源泉。人类的生死存灭像韭菜换茬、风车轮转。只有太阳天天升起，地球天天转动着，除此之外，一切都是过眼烟云。人之生命，在历史的长河中永远只是个转瞬即逝的浪花。
于是我又拿起了笔。此时窗外的天空，星光灿烂，宛如火焰在燃烧。
1
二十世纪后期，我十四岁那年，对我的生命里程来说，都算是划时代的一年。仿佛阴霾的天空被闪电劈成两半，隆隆的春雷斩断了我的童年生活，给了我另一片崭新的天地。那就是我和母亲就要离开农村，举家搬迁到有几千里之远的h城去了。当然还有我的弟弟。当时父亲刚从内地支边到h城工作，一家四口总算就要团圆了。重要的是我们兄弟俩和母亲从此由乡下人变成了城里人，这对全家来说不可不说是个天大的事！每个人都很兴奋，连觉都睡不着了。母亲那张苦难的脸也时不时地绽放出笑容。她渴望着与丈夫团圆。我感到阳光是那么明媚。梦想像风筝一样在碧洗无垠的天空中飘动、游弋。我充满美好遐想，浑身的血都在沸腾！尽管初春的老家乍暖还寒，外面游荡的狗撒在墙角的热尿转眼变得冰冷，我的心口却像笼屉一样呼呼地冒热气。白天夜里耳朵边都有激昂的锣鼓声在响之，那种亢奋劲儿我很难给你说清楚，除非你有过类似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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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前父亲在内地一个比h城大十倍的城市里工作，听说他当时的单位很大，工作也不错。混得满可以的。一个人的生活过的也舒服自在，除了工作，想干嘛就干嘛，并没有家庭生活的拖累。不想动弹时连饭盒都可以不洗。可在农村的我母亲不干啊，一个瘦弱的女人在农村拉扯着两个小孩子生活，还要每天下地劳动，日子非常艰难。他们曾想过把户口落到原来父亲在的大城市，申请报告打了几百次，每次都是土坷垃扔进深井里，听不到动静。那年头两地分居的夫妻多如牛毛，有的等到退休了还没办成，哪还能轮上年轻人啊。虽然过年的时候父亲都能回来，但毕竟就那么短短几天。平时除非母亲得病，或者实在生活不下去的时候才到父亲那里暂住些日子，——可这终究也不是长事儿。一家几口人挤在六平米的小房里，光睡觉的床就占了屋子一多半。谁放个屁满屋子都是味儿，半天散不净。母亲因无户口又不能工作，当时家中生活很苦，经常连饭都吃不饱，当然也没什么积蓄。就是从牙缝里抠出点钱，也大都折腾在你来我往的盘缠上了。
两地生活中，平时保持联系的唯一办法就是写信。信我当然也看过一些，无非是各自生活上的琐事；相思之情也有点，但都是在信的开始或结束的时候才有那么几句，比如“近来身体好吗”、“多日不见回信，甚为挂念”、“祝你身体健康，精神愉快”等等。几乎每封信上都是如此，不知是真的想念还是写信的一种习惯。这有点像小学生写作文时常用的那种套路。遇到重要的事，双方信就来往的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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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心情不好的时候，总是冲我撒气。她的周围都是坚硬的墙壁，生活如磨盘一样在挤压着她。只有我是她身边的一只羔羊，是属于她自己的东西，属于她的心情。于是动不动她就对我骂道：“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养了你这个王八羔子！”到了揭不开锅时她就骂：“唉——我为什么要养你这个吃货啊！……”有时顺手抓起身旁的东西就朝我打。有一次她抓起父亲过年刚带回来的水舀子，使劲扔了过来，白光光的东西像夜空中长尾巴的流星，沉闷的空气都被擦出了火花。流星朝着我的头顶飞驰，“咣当”一声，它在被我熟练的躲过之后，击中青砖头的炕沿，漂亮的像大头娃娃一样的圆口舀子立时变成了一个瘪嘴的丑老太婆。凶神恶煞的母亲气得直跺脚，心疼把自家最好的东西弄坏了。她没有料到我会闪过，损坏了她的宝贝家什。当然，这更激怒了她，我会更倒霉，她会老账新账一块算的。因为晚上你不可能不上炕睡觉。到时她会在被窝里收拾你，就象老鹰抓小鸡一样。只是到那时看她想不想伸出她的利爪。这完全看她的心情。之前我的心会一直被狠狠地揪着，希望到晚上母亲心情变好，或者邻里街坊的来访，与她说话聊天，使她忘掉还有一个倒霉的儿子可以发泄心中的不快。
回想起童年，当时最大的盼头就是过年。希望自己快点长成大人，不再受大人的歧视，能吃好的，穿好的，能明目张胆地玩上几天。可是，我不知道大人们为什么把一年弄得那么漫长。长得都使我常常绝望。只有过年不用拾粪干活，还能玩些日子弹玻璃球的游戏。能吃上非常香的白面和白玉米面做的二合一的馒头。此时父亲也回来团圆了。父亲和母亲相见后都异常高兴，难以抑制爱人相聚时的喜悦心情。不苟言笑的父亲脸上挂满笑容，声音爽朗好听。母亲一改平日的愁苦表情，那双咄咄逼人的大眼睛格外柔和起来，像是平静的湖面上铺满了阳光，精瘦的脸上荡漾着幸福的神情。她穿着蓝色的卡其上衣，显得干练、利索。花开总有花落时，当过完年，父亲离走的日期越来越逼近时，她的情绪也随之越来越坏，人变得暴躁起来。两人开始吵吵闹闹，母亲的脸都像冻白菜一样挂了冰碴，说话也没有好气儿了。我也像一只小兔子诚惶诚恐，躲在一边不敢大声喘气儿。
4
这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父亲从朋友那里得到一个消息，北疆的h城有个新组建的工厂需要一批内地业务骨干，算是支援边疆建设。为了鼓励支边，政策规定来人可以解决家属的城市落户问题。实际上许多人支边的真正目的也在这里，只是嘴上不这么说。他们都装作很革命的样子。这时父母他们对我们进大城市已没了多大信心。内地城市本身就嫌人多，把上百万的城里青年都轰到了农村以减轻压力，哪还有心叫你们农村人往城里来呢。虽然遇到这么个机会，但父亲还是担心h城太僻远、落后，我们将来后悔。他思来想去不知怎么办才好。
父亲赶紧把这事告诉了母亲，找她商量。母亲接到信后三天三夜没合眼，几乎也没说话。然后她给父亲回了信，叫他一定办这事。别看父亲很小就到城里工作了，算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但是遇到事，我说的是大事，真正拿主意做决定的还是母亲。她思维敏捷，直爽果断，对事情总能很快拿定主意。而父亲的性格与母亲恰好相反，他考虑事情细致周到，但优柔寡断，总是患得患失，不知到底怎么办才算好。也许他太追求完美了吧。他对支边的事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现在母亲做了决定，父亲也就不再想行不行了，而是全心全意地去办这事了。
此事在老家刚一说出，首先遭到我小脚姥娘的强烈反对。老娘个子很高，由于操劳，很早就驼背了，就像一棵弯腰的高梁。她有着说一不二的家长作风。她说那个地方太荒凉了，也离家太遥远了，一旦去了，怕是我们再也难以相见。在老家人们的印象里，那个地方是流放人的、没有人烟的荒凉沙漠，在天之涯地之角。除了些羊、马、狼之外，再就是不长草的沙漠了，荒蛮的可怕。有个从省城里来我们村教书的青年志愿者，一个漂亮的梳着双辫的女老师，啧啧地说，那地方的虱子比玉米粒还大哩。跳蚤像炒黄豆一样劈里哗拉乱崩。但母亲主意已定，而且是先斩后奏的。两个烈性的女人，谁也不妥协后小脚姥娘指着我母亲骂道：“你这个不听话的死妮子，你是要成心气死我啊！将来你可别后悔！”但无论谁说什么，母亲的主意已定。
分居二地，男人不在家的艰辛日子，也许只有母亲知道它是何种的滋味。
母亲想从此结束目前的这种状况，尤其是结束家里没有男人支撑的生活。苦就一块儿受，福就一块儿享。她实在不想再忍受没有男人的孤独。那种没有男人的无依无靠，无法使心得以放松的感觉并不比生活的艰难对她的折磨小。再说孩子们也都大了，虽然去的是偏远的地方，但毕竟也是个城市，全家都变成了吃商品粮的城里人，孩子将来找工作、找媳妇都要比在农村土窝子里好一些。凭这一点也没啥后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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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那边把事情很快办成了，并给我们发来了户口迁移证。不久父亲也风尘仆仆的回来帮着母亲搬家。至于家里的家当也实在没有什么，无非是几个没有漆过的木箱子，两口大瓷缸，一付多半新的水桶和一根长扁担。还有个做饭的旧风箱，铁炉子，再就是破旧的被褥了。家中最值钱的要数是借钱刚盖起不到一年的那几间土坯房子，但那是带不走的。因为走的急，也只有托别人看管着。万一h城不好，起码还有个退路。邻居本家的一些人都想趁机捡点有用的东西，可在院子里转悠了半天也没发现什么，一副大失所望的样子。
临走前的那天晚上，邻家的同伴小毛来找我。他问我你将来最最想吃的是啥东西。说完他咕噜咽了口唾沫。好像我以后坐火车当了城里人可以享福了。我想了一会儿，告诉他是大米饭。这种饭我以前曾吃过一回，但没吃饱。那香味却刻骨铭心，至今一想起来都叫人流口水，肚子里发出咕咕的鸟鸣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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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龙风驰电掣般地行驶在原野上。在火车上全家人都感到很兴奋，也有点紧张。窗外流动的风景如同一轴长幅山水画从我们眼前闪过，树和电线杆纷纷向后倒退着，我在看它们时，像长腿巨人一样的它们也盯视着我们，那样子真是好玩儿极了。我们像长了翅膀在飞。当几天后的早晨火车接近h城时，窗口外的树木和农作物变得稀疏起来，景色也由墨绿色变成土黄色。少有的几处淡绿成为广袤土地上的一些点缀。弯曲的树歪歪扭扭地站立在旷野之中。北边望去青黛色的山峦蜿蜒起伏，透着寒意。望着大片荒芜的土地，我不禁可惜得心痛。在老家连路上也恨不能种上庄稼，每块土坷垃上都种上东西，可这边的土地却大片大片地闲着、荒着，看着实在叫人惋惜。多么地浪费！我一边看着外面一边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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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到达了目的地——h城。车站空旷而冷清。出了站口，父亲单位有人来接。大概父亲早已告诉了他们我们到达的时间。绿色的旧卡车载着我们晃晃悠悠地向城北驶去。虽说是四月份，但天气仍是寒风刺骨。我们在路上除看见有许多马拉的车外，还看见有一种高大丑陋的怪物拉着一辆木轱辘的车在慢腾腾走。后来才知道那是骆驼在拉着勒勒车。汽车行驶得很慢，因为沙土和卵石子的路面凹凸不平，车晃来晃去的很厉害，像喝醉了酒一般。在我们走过的后面扬起一股黄白色的烟尘。
汽车最后开过一片空地，来到了一个单位的门口。我们被安置在厂子后院的简易宿舍里。那里有几排平房。分给我们的房子大约二十多平方米，一间二厘五的户型。虽然远不如老家的屋子大，但我们还是非常高兴，因为我们从此真正成为了城里人，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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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单位的领导、同事纷纷来家看望，串门。这个单位不大，大部分都是年轻人，而且没有结婚，老一些成家的师傅也大都没有把家属接来。人们很闲，充满热情和好奇，许多人想看一看我们家里是个什么样子的。还有人想看看父亲的老婆孩子们长得什么样。我们既新奇又紧张，母亲更是如此。她一边收拾家，一边热情地招待来家的客人。她的脸因为紧张而泛红。一个星期后总算把家安排得差不多了，父亲开始上班。
这个单位是内蒙建设兵团的一个机关工厂，绝大部分人是从内地各大城市来的知青，有北京、上海的，也有天津、杭州的；南腔北调，形形色色，都穿着像电影里八路军似的衣服，只是没有领章和帽徽。后来偶尔看见个别人有，据说那都是领导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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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安排好后不久，父亲就忙着为我解决转学的事。
一天上午，父亲用自行车带着我——这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由父亲驮着，我很不自在。从小很少见到父亲，更是很少与他单独在一起，他在我心里更多的是个值得骄傲的符号，没有多少具体内容。在城里的“爸爸”，，这是许多农村孩子所羡慕的，但他对我来说陌生的像个家里来的客人，感情上并不比赶集时遇见的生人更亲近多少。他在我的面前总是一脸严肃的样子，从不与我嬉戏和玩笑，似乎他从来就不爱我。起码是不喜欢我。
事情很顺利。父亲把户口和我在老家上学的证明给校方看了，转学的事很快就办妥了。我从此就正式成了这个学校初中一年级的学生了。初一年级共分四个班，我在二班。班主任姓王，是位四十岁上下的女老师，圆脸庞，看上去较胖。当我第一天来上学，由她从学校前面办公室把我领到学蓄后一排的教室里，给我安排好座位后，她冲我亲切地微笑着点了点头，走了。她对我有种似亲人一样的感觉，我心里踏实了许多。第一节课是一位梳着长辫子的年轻女老师上的，她漂亮、洋气得使我不敢抬头看她，她的嘴唇油润得闪着亮光，从那里边吐出一串串像紫葡萄一样的圆润的声音。我一句也听不懂，那是堂外语课。可惜我在老家从来没听说过外语课，因为农村的学校一年放半年的假，农忙季节随时都会停课。倒不完全是家长拦着孩子们上学，学校就有自知之明，一遇到农忙就赶快放了假，否则的话教室里也来不了几个人。
我孤独地坐在全是木桌椅而不是由土坯垒的漂亮教室里，心里有些发慌，觉得别人都在看自己，嘲笑自己呆笨、土气。神经一紧张，鼻涕就流了下来。我不敢出声去擤，只好悄悄抽进嘴里，咕咚一声，咽了。长辫子老师在上边叽里咕噜地讲着，仿佛在说鸟语，而我犹如一只小鸡误入了鸟群。幸好班主任王老师理解我的心情，她见了我，安慰我先不要着急，过几天等她把课本给我买到，然后给我赶赶课，相信我很快就能跟上的。
学校实际上是所“戴帽”小学，除了小学各年级外，还设有初一年级。我在老家也上过几天的初中课，但是两地的课本内容并不一样，特别是我的小学和没上也差不多。这里的教法和学校的规定与老家的也大不一样，所以我除了紧张还有些茫然。许多东西不知该从何学起，遇到问题我又不好意思去问老师。原因是我一张嘴众人就不怀好意地齿笑，这样发生过几次后，我就尽量不与人讲话。我认为城里的孩子大都心怀叵测和刻薄，远不如农村的孩子纯朴、善良。
弟弟还不到上学的年龄，就自己一个人在家属院里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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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作为本厂职工家属，被安排在车间里做熟练工。她天性好强，又要面子，不愿被别人说出什么，干活时非常卖力，从不偷机耍懒。常常别人聊天歇着，她在拼命地干活。结果是她一回到家里，就感到精疲力尽，不由得向父亲抱怨她们车间里的哪个人又懒又尖，不干活反而还欺负别人。他们车间里除了一部分是知青以外，还有许多是家属工。一群女人家在一起，自然婆婆妈妈的事儿不会少。好几次母亲发牢骚说哪个主任的老婆仗着早来几天，总是在欺负她。父亲那张本来就呆板的脸就更加沉重了。母亲由于激动脸涨的通红，唾沫星子乱飞，说话的速度也非常快。我惊恐地躲在一边干活。
11
开始的时候我虽然学习上吃力，但对生活觉得很知足。毕竟我不像在老家时需要干那么多农活了，现在可干的也只有放学回来扫扫小院，做做饭什么的……这些活比起以前我所干的活，简直是小菜一碟了。再说，此时母亲对我的冷酷也好象比在老家时减轻了一些。挨打的次数少了，当然拿我当撒气筒挨骂的事儿还是时有发生。可能父亲毕竟在城里待得时间长些，有些修养，所以他很少打我，骂也不多。但是我也并不因此就感激他。他对我的态度一直很冷漠，从未有过亲昵的表示。我弄不明白，他是不习惯表达，还是压跟儿不喜欢我。他对于我就像邻居家的叔叔，我对于他就像邻居家的小孩，中间永远隔着一堵栅栏。
经过一段适应，我的学习有了长足的进步。可能自尊心使我不想永远落后。当然我也像我的父母亲一样极好脸面。这个毛病救了我也毁了我，自然这是后话了。当时我除了在学校的书本上找到些乐趣，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了。有一天王老师下课后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微笑着递给我一本小册子，是本故事集。里面都是很短的生活小故事，她叫我认真读一读，或许对我的语文有些帮助。那时候能看到的学生读物非常少，书店里仅有的也就那么几本，大都是敌特分子和地富反革命分子搞破坏，公安人员和人民群众怎么与他们斗智斗勇，最后这些坏蛋终于落网之类。我在这之前除了看过几本小画本，跑几里夜路到邻村看过几次电影和几场农村人自排自演的样板戏，躺在被窝里听人讲过几段鬼故事，除此之外，似乎再也没有什么了。
尽管我的学习赶了上来，后来甚至变得很优秀，但我在学校并没有因此感到多少快乐。我甚至有些发怵上学，尤其是上自习课和我内心喜欢的体育课时，对课间休息也是如此。上体育课时，黑脸体育老师总是先叫全班同学排成队，绕着操场跑圈作为上课前的热身，而他则躲到屋子里远远地看着。他喜欢与年轻女老师聊天，打情骂俏，虽然身高马大但懒得要命。这给了我们班里的无赖们有机可乘的机会。他们会故意踩我的鞋子，上演他们的恶作剧。他们在我后面踩一次，我就狼狈地停下来提一次鞋，然后再费力地去追我前面的队伍。好不容易等我追上，不一会，他们又会故伎重演。明知他们是蓄意的我却不敢声张，因为老师根本就不管!男生中没有人同情我这个乡巴佬。也许我还有女生缘吧，倒是经常得到好心女同学的同情和怜悯。有次我后面的女生实在看不下去，上前狠狠踢了一脚那个欺负我的混蛋男生，可笑的是那个平时凶神恶煞的家伙，此时像个挨打的哈巴狗，疼得呲着他的龅牙，却不敢翻脸，立刻温顺老实了。我内心对这个侠肝义胆的女同学充满感激之情，只是由于害羞并不好意思说什么。但我对她的由衷感激和敬佩却一直到现在。听人说她是驻军部队某师长的女儿，她的个子比我们班大部分人都发育的高且壮。她长着一张月亮似的圆脸，尤其是胸前特引人注目。圆鼓鼓的，像装了两只大白兔，跑起步来一窜一窜地十分扎眼。可是我对她并无半点邪念，只是朦胧中感到有些好奇。再说我怎么会对我心目中的“恩人”有不敬不洁的念头呢，那我还是人吗!
学习成绩好，别人以为我脑子聪明，实际上蛮不是那么回事。我对自己的事最清楚。我无非是比别人勤奋点罢了。这有点象是盲人一旦失去视觉以后听觉一般都要好一样。我就是这种情况。在老家时，哪里有这么好的学习环境，哪里有这么多的学习时间，现在看到“小混混”们一上自习就打打闹闹，上课专门与老师作对，说实话，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我觉得那样太可惜了。这并不是说我有多么上进，人有多么乖，而是当时我确实是这么想的。对于物质生活我已感到很知足。我的学习成绩直线上升，好几次考试都得了满分，连老师和傲气的学习班长都不得不对我刮目相看了。学习班长希望我们以后要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呢。我很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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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里的男生女生之间是不交往的。对于异性都有些害羞，之间的关系变得格外敏感。似乎说一句话，拉一下手，就会失去童贞，怀孕，成了流氓似的。每当发现有男女生说话，就有人起哄，怀疑二人有不轨的念头，成为大家以后耍笑的对象。我天性腼腆，又有些自卑，自然不敢和女同学说话，更别说与她们交往了。只是有时偷偷扫一眼女班长的背影。就像贼偷瞟一下目标。她叫徐帆，一副窈窕轻盈的身材，配上她身上穿的花裙子，给人一种仙女下凡的感觉。使人看一眼便砰然心跳的是，她长着一个布娃娃似的才辈出 圆脸，樱桃小嘴一笑时就露出一对小虎牙，笑容似杏花绽放，灿烂得晕人之你只要一想到她，就仿佛盛夏饮了一杯甘露，令人心旷神怡，心清气爽。每当看见她带小虎牙的甜美笑容，我都久久激动着，品尝着那蜜糖似的滋味。如同走过鲜花身旁，芳香长久地不肯褪去。我说过，我没有勇气盯视她，大都是假装不经意间向她瞟一眼而已。似乎就连这都需要在心里暗暗地预谋一番。每次她过来收作业，往往侧对着我，站在桌旁说“交作业！”我便红着脸从桌下的绿矾布书包里找出作业本，交给她。有的时候需要半天的功夫才能找到，并不是我存心磨噌，也不是书包里有太多的书，而是心慌得太厉害，越着急越翻不见。我从不在意她对我说话时那种冷冰冰的口气，因为她对所有的男同学都是如此。其实她是蛮温柔又爱说笑的。唯独对男生才这么凶。我倒是希望她气哼哼地来对我多收几次作业本。如果赶上一天她来要次作业本，我的心里要兴奋好几天呢!
到了冬天，教室里格外冰冷。屋里没有暖气，只有一个取暖的大铁炉子。每到下课铃一响，男生和女生就发生挣抢火炉的“战争”。这往往看谁的身手敏捷，谁先围坐到它的旁边而定。男生如果失手了，只好到屋外面去晒太阳。三三两两挤在墙根下说笑或打闹，有的跑来跑去，玩逮人的游戏。还有时抓个“受气包”，众人把他围在中央，然后你推一把，他搡一下地“炒”着玩。同学欺生，众人欺软，开始我是常被人“炒”来“炒”去的。尽管你很恼火但没有用，谁敢和众人动怒啊！你只能忍着。当外面的男生被冻的难以忍受时，他们就捡些炉渣趁女生正说说笑笑不注意的工夫，猛地扬了过去，企图把她们从火炉旁轰走。但这一招往往不灵，撒出的炉灰渣总会变成一阵疯狂的怒斥和骂声。“喂，哪个不要脸的……这么缺德！不得好死！”“有种的站出来，别躲着……”伴着一阵激烈的吱哇乱叫的女生大合唱，她们用手拍打着头上身上的炉渣。男生们面对一屋子的骂声只是偷偷的做出鬼脸。现在想起来，其实他们内心也未必真的想把她们从火炉旁赶走，只是想招逗她们罢了，目睹一下女同学在发怒时的样子。似乎还想证明给其他男同学，他们对女色并不在乎，也不留情面，敢犯上作乱——逞一下男子汉的威风。我既没有那种“恨”，也没有那个胆量，我对她们只是心仪和默默地欣赏。只是表面上装作是冷漠的。认为自己的心思绝不能叫别人看透，否则还能活吗。所以我从不主动和女同学讲一句话，以表明我的纯洁清白。
13
当母亲和父亲天天生活在一起后，母亲对父亲的表现开始大为不满，他们之间的冲突多起来。母亲那怪张暴戾的脾气，喜怒无常的性格象间歇性癫狂症经常发作。尤其在车间干活不顺心或者太劳累了，更是如此。她总想把怨气迁怒于别人。回到家不要说别人去惹她，躲她都唯恐来不及呢。她会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说别人随便一句话，就大发雷廷，发火找茬儿。尽管我们十分小心，看着她的脸色做事、说话，她也会寻机发作的。因为她的心理别人是捉摸不透的。她就像一个超负荷的气球，终究会爆炸的，只是不在这时爆开就在另一时爆开罢了，谁也别想把它不声不响的弄瘪了。否则她会憋屈死的。父亲和我们一样也成了她的出气筒，只是父亲这个出气筒不像小孩子一样那么软弱。父亲过惯了以前的单身生活，一下子还不适应作为一家之男人的角色。母亲埋怨他从不为家操心，不爱干家务，既是去干也是笨手笨脚，让她难以看下眼。当父亲对母亲的唠叨实在难以忍受时，也就忍不住反抗，所以弄得二人经常口角不断，有时还大打出手。父亲以前大概没料到，全家生活在一起会有这么多心要操，这么多事要干，还要生出这么多的矛盾。油盐酱醋，劈柴打炭，买粮买菜做饭，这些琐事使他感到心烦和劳累。他的心变得很沉重，有时也不由得发火。
他们或许需要适应这种新的生活方式，需要全家人在一块过活的磨合。以前两部各自转动的齿轮，现在连到了一起，咬合到一块，哪个太快或太慢都会产生不和谐，损坏齿轮的寿命。他们都想在家中的事情上做主，让别人听命于自己。母亲纯属由她的性格使然，而父亲则由于男人的自尊心而这样做，所以冲突就在所难免。吵吵闹闹，已是家常便饭。哭声骂声摔东西的声音，象我们家生活剧中的主题曲，主旋律，不时地响起。每逢这时候，我和弟弟的心就揪到了嗓子眼儿，屏住了呼吸去听这实在难以卒听的东西。就像一把碎玻璃碴子揉在心上。我们张着惊恐的眼睛，乖乖的躲在一个角落里而不知所措。我机械地一遍又一遍地擦拭着壶盖儿，把它擦得光亮亮的，如同明镜一样。但是他们对打架真的像有瘾似的，几天不打就难以忍受。要知道他们虽然结婚十多年了，但真正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并不长，也许加起来连一年都不到。假如以前生气打架还有思念之情帮着化解，还想尽可能珍惜难得在一起的时光的话。现在则不同了，天天在一起了，想躲开对方都无处可躲。母亲埋怨说煤快烧完了也不想办法；炉筒子里挂满了烟尘也不拆卸下来清除一下，弄得满屋子是烟。难道想把全家都熏死！看看那炉火温死不活的，半天也做不成饭，越发气得要命。父亲也不吭声，不知是觉得自己理亏，还是怕别的什么，反正能立刻去做的也就去做了。但有时母亲的唠叨并不温和，会严重刺伤父亲的自尊心，于是他像被追赶到死胡同里的一只狗，一看四周实在无处可逃，于是转回身大声地朝母亲汪汪几声以示反抗。母亲对父亲不得已地狂吠并不心慈手软，而是更加疯狂地进行痛击。于是一场“战争”也就在所难免了。无论是吵架也好，动手也好，母亲总是先发制人，采取主动。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常规武器和非常规武器一起用，并不受战争法的任何限制。只要能赢得胜利，她会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可能仗着自己是女人的缘故，她充分占有撒泼耍赖的优势。无理搅三分，得理更是不让人。如果父亲愤怒之下摔破一个碗，母亲就会像母老虎一样不顾一切地扑向父亲，乱抓乱挠。一次，她甚至抄起身边锋利的剪子冲了过去。幸亏父亲及时抓住了她的手腕并把它夺了下来，要不还指不定出什么人命。父亲胆子小，见母亲歇斯底里的样子，心里难免发怵，所以很少敢和她硬来。不到母亲逼得他忍无可忍的地步，也就不说什么。这样日子一长，父亲在家中的地位也就处于劣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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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从小也挺可怜的。他还在娘肚子里时，他的父亲就死了，据说当时还不到二十岁，，所以父亲从来就不知道他的父亲长的什么模样。他和他爹的生命有些像一对一的接力赛。一棒接一棒，不能同时跑向终他的寡妇母亲后来也改了嫁、走了主。父亲十来岁时只好投奔到在外地城里的一个远房亲戚家，先是给人家看孩子，后来又当学徒。亲戚家也不富裕，收留他已实属不易，所以父亲也很懂事，自然处处勤快谨慎，不让人家嫌弃。从小寄人篱下的生活，使他胆小、本分，老实巴交。凡事能忍则忍，遇到事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从不有意找别人的麻烦。在内心对于不受别人欺辱他已存感激之情，他从没有侵犯他人的**和勇气。他对人极谦和善良，只是有些过火，显得软弱了。心理上的被动、保守和脆弱，使他很像只一有风吹草动就惊慌失措的羚羊。
这天是星期日，不上班，母亲的间歇性神经发作症又犯了。一大早起来就开始唠叨父亲。内容当然还是老一套。说父亲对这个家这也不管，那里不管。你看看邻居“刘胖子”多会过日子，连下班回家都低着头走路，为的是碰到地上的木棍儿、煤块什么的好捡回家，可你呢，多会儿寻思过这个家，她说。相反，坏毛病倒是一大堆，又抽烟又喝酒……
父亲有抽烟的习惯，他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已被烟熏得焦黄。抽烟成了母亲攻击他生活奢侈的一个把柄。实际上他抽的烟是很便宜的那种牌子，不是廉价的“太阳”就是“玉叶”，当时也就是一毛多钱一盒。可在当时每人工资很低生活拮据的情况下，每月的烟钱也算是一笔不大不小的开支。开始，感到理亏的他也曾戒过几次，但最终都没有成功。他在车间当主任，下面年青工人一大帮，几乎人人都会抽烟，在一起时，他感觉有时相互抽根烟好像感情融洽了许多，利于工作。跟这些小青年太正统了是不行的，他得和他们称兄道弟打成一片才行。父亲肯定是不能光抽别人的烟，相反，他倒是给别人烟的次数多些。所以这烟也就自然戒不成了。至于喝酒也无非是在家吃晚饭时喝上一小盅，麻痹一下疲惫的神经。现在听母亲对这些嗜好不依不饶，他有些委屈地说，“不就是那么点烟酒吗，这就成天唠叨个没完没了。干脆，你把我的嘴堵上算了！”
一向火爆脾气的母亲，一看父亲这态度，不由得火气顶撞到脑门：“你就不是个过日子的男人！听你这口气还有理了？！你还要怎样呢，除了只顾你自己，还管过别人吗？管过这个家吗？我都浑身疼了好几天了，你问过没有。——你才不走那心思呢，恨不得我早死了，再回去找那个女人！”——母亲越说越气，越说越伤心，嗓门也大了。
“放屁！你除了瞎扯巴啦还能干什么！”父亲一听母亲后面的话全身立刻像被电打了似的，他觉得母亲又在胡搅。
父亲以前一个人在那个城市时，听母亲说他好像有个相好的，是个老姑娘，三十多岁还没结婚，脸上有些麻子。据说她还等过父亲好几年，想等他离婚后嫁给他。——不过这只是听母亲说的，到底这件事是真是假我从来也没好意思问过父亲。现在父亲听她往这事上扯干系，他能不急眼吗！
“你才放你娘的屁呢！心虚了不是？！觉得对着孩子们说这些没脸了是不是？！——那你做不道德事儿的时候怎么就不觉得没脸呢？！你有种别去做啊！真是随了那句老话——有什么样的娘就有什么样的儿子!！”
狠毒的母亲一旦发起脾气来什么也不管，哪儿有伤口就往哪儿捅。他娘的身世曾经是他的屈辱，因为她娘曾有过一段难以启齿的历史。事情是这样，解放前父亲的家族在本村也算是有些家产的富户，那一年国民党部队要经过这里，父亲的几个叔叔带着老婆孩子都跑了，上边的老人却叫我父亲他娘，也就是我的奶奶留下来看家。父亲的爹死的早，他娘没有了男人，人家明摆着欺负这对孤儿寡母。结果，国民党部队的一个大麻子团长看上了父亲他娘。那时他娘刚好二十来岁，像夏天地里的甜瓜正是水灵可口的时候，那团长先是强奸了她，然后又逼她做了他的三姨太。父亲他娘觉得失了妇道，往后没脸见人，几次寻死，都被大麻子的人发现了。她往后在本村没法再呆了，只好跟着大麻子一块走了。父亲被遗弃后，只好跟着他的爷爷奶奶过。当时父亲的娘曾想带儿子一块走。可大麻子不让。并说再看到这个嵬子就一枪崩了他。可恶的是，父亲本家的那几个叔叔婶婶本来就黑眼这孤儿寡母，如今出了这种事，越发变本加厉，说是父亲的娘没了男人就去勾引当兵的，给家族丢了人。父亲当时虽然还小，但也知他们的恶毒。所以也就早早跑到外地投奔到了一个远房亲戚家。对于家族里那些人的所作所为，他后来一直耿耿于怀，始终不肯原谅他们。听说父亲的娘后来跟大麻子又生了个姑娘，但是因为改嫁了，父亲后来也很少与她们来往。再后来他娘没几年也就郁郁而死了。
这段往事本是父亲的伤疤，母亲是知道的，以前她对此也深表同情，流过不少的眼泪，现在她在情急之下就拿它来攻击父亲。可见女人向来是不讲道理的，只受情绪、感情的支配。如今母亲突然气急败坏地用刀子来戳这块伤疤，父亲禁不住愤怒起来。但事实是毕竟有过这么段历史，没办法，他只是全身颤抖地骂道：“你，你不是东西……”说完这话后，他就找不到别的什么话了。
母亲见自己的话句句像锥子扎在他身上，痛的父亲嗷嗷直叫，感到很解气，就剩胜追击说，“我不是东西，不知谁才不是东西呢！当初也就是我瞎了眼，嫁给你这个穷光蛋，要什么没什么，比叫花子也强不了多少！连结婚棉袄都是叫别人给做的，——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哩!”父亲觉得她的每一句话就如挥舞的长矛，枪枪都直逼要害处，自己实在不是她的对手，而且越闹下去越觉得自己理亏，到最后自己连一点理也没有了。母亲说的也的确是事实啊。于是他败下阵来，不再出声，坐在小凳子上，一口一口的闷头抽烟。
母亲虽有些神经质，但却是个天才的辩理高手。一到这个时候她就情绪高昂，脑子反应极快，话也来得迅速，巧妙的把一件事扯到另一个事上，从这个不利的地方跳到另一个对她有利的地方。她永远都站在有理有利的地位，桥父亲的鼻子走。而父亲相比起来就愚钝多了，他似乎刚抓住理占了点上风，而母亲却又跳到另一处占据了有利的地形。父亲只好像跟屁虫似的跟过去，重新步阵、仓促交锋。他总是疲于应付，被动作战，稍不留神，被母亲抓住弱处，又是一阵狂轰滥炸。直炸得父亲抱头鼠窜，屁滚尿流。而母亲兴高采烈，哈哈大笑。所以父亲也好，还是我和弟弟也好，心里总有这样的感觉：开始明明父亲占理，叫人可怜同情，好像一只被狼追赶的绵羊，是母亲霸道无理，在胡搅蛮缠。可是到最后不知怎么回事，反倒总是狼把羊说的理屈词穷，哑口无言。狼成为正义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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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他们对吵架感到挺过瘾，就像酒鬼发了一次酒疯，情绪上得到了宣泄，觉得很舒服。也许对他们来说，这就好比刮过狂风的天空，之后依旧碧空如洗，不留任何痕迹。可在我的心里远非那么容易吹散这些压抑的乌云，那是一块渗透进纸里的污渍，绝不是用橡皮擦几下就能擦掉的。我非常的痛苦。就是现在想起这些，我也压抑不住愤懑的心情！作为儿子夹在他们中间，看到世界上两个最亲的人开战，厮杀，无疑觉得世界正走向末日，天塌地陷。你不知该向着他们哪一方，也实在不忍心站在哪一方去对付另一方。毕竟他们两人都是自己最亲的人啊！我只是默默地承受着亲人的倒戈，相煎相残，在心里评判着他们的孰是孰非。当初他们发生冲突时，我还忍不住去哀求他们，哭着哀求他们别再吵了，别再打了。但他们根本听不进一个小孩子的声音。到后来吵架打仗成了家中的常事，我对他们也彻底失望了。我暗暗发誓不再管他们，哪怕打得天翻地覆，你死我活！心里想他们没有一丝教养，也实在不配做孩子的家长！是为大人们丢脸！他们是寡廉鲜耻之徒！有时他们争吵的理由说出来实在可笑，就像是三岁的幼童无理取闹一样。比如一句话，一个玩笑，一个芝麻大的事儿，连我们小孩子都认为是不应该计较的，他们也会大打出手，搞得乌烟瘴气。他们已把吵架当成了一种家庭消遣，生活刺激。就好比炒菜必须要放盐似的。至于孩子们所受到的精神创伤他们也许根本不去想。看到他们的所作所为我就恨他们，连看都不想看他们。心里默默地诅咒他们，这也许是他们不喜欢我的原因之一。他们也许在内心还是希望我出来不厌其烦地阻止他们打仗，劝他们住嘴住手，这样他们无论哪一个都能下台阶，面子上也好过。但是我就是死也懒得去理睬他们。越是觉得他们这么想，我越是不这么去做，不让他们得逞。他们又何尝想过我们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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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越来越不喜欢城里的生活了，它使我压抑、自卑。我像这个城市的私生子，由于没有正经的名统在人前抬不起头来。城里人的矫情、刻薄、奢华、繁节的礼仪习惯，使我更加怀念农村老家那纯朴的乡风。因为父母三天两头的吵吵打打，“战争”不断，我的心情像一堆臭狗屎，坏透了。我在外面的生活也是令人的不快乐。叫我最苦恼的是，我一张嘴说话，周围就充满了讥笑声，他们认为我的老家话土得掉渣。在课堂上回答老师提问时，尽管问题答对了，可话是不对的，不符合城里人的习惯。经常是话音未落，便会引来一片讥笑声，有的人还会小声的模仿几次，那认真的劲不比学外语差。我当然也希望自己能说一口纯正流利的普通话，但是舌头像铁皮一样硬，总是不听使唤。我怨自己，更恨他们。心想他们的话就那么好吗，尤其是本地口音，听上去像羊拉屎后的叫声，猪吃食时的哼哼，可他们还挺美呢，并不以为羞，相反却对我大加嘲笑。完全是仗势欺人，乌鸦落在猪身上，只看到别人黑，没有觉得自己黑。令人难堪的是，下课游戏时或在上下学的路上，他们都会模仿我的口音取笑我，我只好脸红地低下头，装作没有听见的样子，因为我不敢和他们争吵打架，也打不过他们。他们个个都比我壮，比我个子高，又是一群人。我气恼尴尬但又无奈，心里诅咒他们是一群蠢猪！早晚有一天走路碰在电线杆子上撞死！
可恶的是连本家属院里的熟人也不放过我，一块欺辱我。一天吃完晚饭后，秋天的夜幕正要降临时，父亲叫我去前面厂子院里找大个子高叔叔来说会儿话。高叔叔是父亲的老朋友，原先就在一个单位工作，有二十多年的交情了。他没有把家属迁来，只一个人。这天他下了班吃过晚饭就到厂部活动室打乒乓球。他打的一手好球，一般人都不是他的对手。我听说他在那里，就一蹦一跳地兴高采烈地去找他，也想借机看看打球。因为我也很喜欢乒乓球，只是一直没有球台没有机会玩，现在能去看一下大人玩也很高兴。推门进去，见屋中央放着一台蓝色乒乓球案子，两侧围了许多看球的人，白炽灯照在空荡荡的墙壁上非常刺眼。我找了半天，发现高叔叔正在全神贯注的打球。他穿着两股筋背心，蓝色大裤衩，像一只大虾米。众人都在看球，没有人注意我这个毛孩子。我挤不到高叔叔跟前去，只好在人缝中向他喊：“高叔叔，我爸叫你去我们家玩去……”。可惜第一遍声音太小他没有听见，我只好提高嗓门又大喊了一次。这次不但他听到了，而且全场所有的人都听到了。接着人们是哄堂大笑，笑我那憨笨的老家口音。直笑得前仰后合，捶胸撅腚。高叔叔也笑了。我知众人在哄笑我，顿时涨红了脸，赶紧推门跑了出来。
谁知这句话，后来竟成了家属院大人小孩百学不厌传流不息的“名言名调”，成为嘲笑我老土的把柄。他们给我起了个绰号叫“土娃子”。而我是最忌讳别人说我土的之，它成了我以后好多年的噩梦，成为甩不脱、缠着我不放的咒语。无聊空虚的知青们正无事，忽然觉得这挺好玩，就把它当成笑料来流行了。许多人见了我就朝我挤眉弄眼地嘲弄地说“高叔叔，我爸叫你去我家玩去……”。说实话，一些人还真学得惟妙惟肖，就像从那臭嘴里吹出了一串彩色的气泡。只是那油腔滑调的语气，充满嘲笑奚落的神情，叫人难以忍受。显然他们不是在对你开善意的玩笑，而是在鄙视你，嘲弄你，戏耍你。我羞红的脸象一张大红纸，恨不得立刻从地缝钻进去，或者长了翅膀逃走。但那只是幻想。我只是长了两条腿的普通人，在跑开之前只能任他们随心的戏弄。就如是他们手中的尿泥，任他们随心所欲地捏。当我父母在时，这些家伙们也并不发慈悲，照旧上演这样的恶作剧，它使我尴尬万分。而且我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得吞下这种恶作剧和侮辱的结果。他们把我脆弱的自尊和人格踏到脚下，利用我的软弱来满足变态的**。他们拿别人的难堪换取自己的开心，用虐待别人来娱乐自己填补生活的空虚，没有一丝一毫善良和同情之心！他们的同情心和怜悯心已经叫狗给吃了。
这正是应了那句老话——“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我开始怀疑人到底有没有善良之心，倒是对一些人用折磨别人来刺激兴奋自己的嗜好看得一清二楚。不但可恶的大人这样，连院里的孩子们也是如此。它像瘟疫一样，从一个人传染到另一个人后连三岁孩子见了我都会怪腔怪调地对你说“高叔叔……”因为你不可能对所有的人去翻脸，况且那也是丝毫没有用的，倒是往往会提高了那些恶人的兴致，他们似乎验证了恶作剧的效力。你愈尴尬、愈气恼，他们愈得意，愈觉得过瘾。所以我对于人的恶毒和缺少同情心，包括小孩子在内，深有体会。我很早就体会到了人性中最可憎的一面。人们谄媚强者，欺辱弱者，一向如此。人们喜欢把欢乐建立在取笑他人、虐待他人、残害他人的兴趣上，斗牛拳击何不是如此，看鸡伸着脖子红着眼掐架，观蛐蛐厮杀又何不是如此啊！如果缺少这些，他们就感觉不过瘾，打不起精神，生活没意思，他们就想尽办法制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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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我不愿与本院的孩子们玩耍了，也尽量不去厂里，生怕遇见那些搞恶作剧的无聊知青们，以免使我难堪。每次被人取笑后，我好长时间都会处于沮丧之中，烂心情总难以消褪。在人前抬不起头，觉得生活那么残酷丑陋，对未来也没有了信心。每次都需要好长的一个时期为自己的心疗伤，就像一只受伤的小老鼠，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恢复元气。然而往往是旧伤未好，又添新伤。当初成为一个城里人的快乐和自豪感已荡然无存。显然我只是城里面的“二等公民”，成了被人取乐逗闷子的对象。我被众人踩在脚下，像只蚂蚁，任凭人们肆意地蹂躏、踩踏。
说来也是，我确实有些倒霉相。不知是先天不足，还是童年的生活折磨所致，人要比其他同龄孩子瘦弱得多，也更丑，宛如一棵得不到施肥的高粱苗子小经常的挨饿，使我有种面黄肌瘦的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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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快乐也不能算是一丝没有。附近单位里有一个篮球场离我们住的院不远，也就是五十来米，平时吃过晚饭，特别是天长的季节，院子里的孩子们都去那里玩。在家里每当听到从那里传出来的呼喊声，吹哨声，跑步声，还有球落在地上发出的咚咚响声，都使我心里痒痒的，坐立不安。我常跑去看。刚开始我不敢进场，只站在老远的地方上看，有时球不小心跑出了场外，我才有机会跑过去接近它，把球为那些我羡慕也嫉妒的人捡回来。当我摸到那只绵软粗皮的圆家伙时，感觉好极了，快乐极了。我常为球跑出场地的次数太少而遗憾，我多么希望它能多跑出场地几次并跑得远一些啊20
然而这点极有限的快乐也很快被另一种羞辱所取代。有时我想我少年时期的快乐大概象沙漠中的水份那么稀少，即使偶尔有雨露的降临也会转眼即逝，被热浪所湮没。
弟弟上了一年级以后，功课很少，大部分时间仍然是和他年龄差不多的小伙伴一起玩耍。弟弟长着一双大眼睛，这双格外乌圆机灵有神的眼睛，透出了他的聪颖和机敏。正因为这，也遭到了一些人的嫉妒。他们把弟弟又当成了取笑的材料，不知谁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金猴儿”。意思是他像滑稽可笑的大圣孙悟空，那个全身长这长毛，鼓脸尖嘴的丑家伙。我从来就讨厌别人给起外号，尤其是这种拿别人的长相开涮的带有取笑人的外号。这分明又是人们不怀好意地耍弄弟弟，就像拿我的“高叔叔，……去家玩去”做笑料是一样的。我感到了又一次的尴尬和羞辱。我们兄弟俩个成了周围人们开心的牺牲品，成了人们随意奚落嘲弄的对象，我的心掉进痛苦的深井。但我这次同样也没有任何办法阻止这件事，一任他们把你烧烤煮烹，生吃活剥。他们可是以开玩笑的样子在逗弟弟呀，我只有在心里骂着这些混蛋——你们这些没有人性的家伙，难道取笑我一个人不够吗，还非要去羞辱耍弄一个天真幼稚的小精灵！是不是这样才更过瘾！也许人天生就有虐待同类的基因，觉得这样才能满足自己心理的需要，才觉得心里舒坦。
一天，叫“壁虎”的知青来到弟弟跟前，露出豁牙笑嘻嘻地说：“金猴儿，猴儿，来学一个……”好像弟弟就没有自己的名字。我弟弟的小名叫小宝这谁都知道。“壁虎”说完后比划着。弟弟不懂对方的恶意，以为很有趣儿，也就学着对方的样子，眨一眨大眼睛，手搭凉棚，故意把嘴撅得很高，做出可笑的姿势和表情，于是周围人看了哈哈大笑。
叫我无奈的是，弟弟对此并不以为然。他毕竟还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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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弟弟的确有些猴气，不仅外貌上长得有些像猴子，就是脑子也十分的像，非常机灵聪明。这一点不像我，天生愚钝，象一截木头疙瘩。在我们家里无论是母亲还是父亲都偏爱他，这种偏爱不仅仅因为他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孩子。只要是有好吃的，大人们都让给他。像他这么大时，我早已帮家里洗锅刷碗扫地干活了，但是现在母亲从不让他做这些活。她对小儿子说话的口气也与我大不一样。对他总是充满了慈爱，表情和口气带着喜悦和自豪；对我却总是沉着脸，说出的话就像刚从冻土里挖出的胡萝卜一样，硬邦邦的带着冰碴。有时我怀疑自己不是她亲生的。
在母亲看来，我从小就不如弟弟聪明可爱，认为我傻里傻气，呆头呆脑。每当有人夸弟弟聪明乖巧时，她就笑得像一朵菊花，一脸的得意神情，说，“可不呗，这小东西比他哥哥精百倍哩……”然后就讲弟弟如何有心眼的故事。故事足有一箩筐，最经典的不知给人讲过多少次了。母亲是这样讲的：“有一次他们二人坐在自家院子里玩沙土，那时大的已经有十来岁了，而他才三四岁，我是叫他哥看着他的。玩着玩着，你猜怎么着，那小东西趁他哥不注意，偷偷抓了一把沙土藏到背后，然后嘻嘻地对他哥说‘你闭上眼睛，张开嘴，我给你糖吃’。于是傻老大真的以为有糖，就乖乖把眼睛闭上把嘴张开了。那小东西真坏啊，小手猛地从后面悠出来，一下子就把沙子全撒进了老大嘴里……哈哈，他哥那个惨呀!真是笑死人了……你说老大那么大了，却叫这个小鬼东西给耍了……要不是事后傻里傻气的他哥咧着满是沙子的大嘴跑到屋子里要水，我哪里知道这事啊……”说到这里，母亲和听的人已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飞出来了。母亲意犹未尽地说，“一百个孩子里也挑不出一个这么‘鬼’精的东西，你说他才多大啊，就把他哥耍的一愣一愣的……”说罢，母亲脸上显出少有的得意神情，好像弟弟是她生命的杰作，她的骄傲，而我却是从野地里头捡回来的。我当然对这事有印象，当时是一心想哄弟弟玩，只是没有料到他真的会把沙子撒进我的嘴里，只以为他吓我玩呢。但这是辩不清的，我也懒得去和母亲分辨这件事。反正在母亲的心里，我永远是一个木头疙瘩，无论怎样也不如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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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从来对我漠不关心。父亲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们那一代信奉的是一辈子为国家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拧在哪里就在那里闪闪发光。对此并不感到有什么委屈。那时候全国上下都在搞政治运动，人们把上班干活看得并不重要，干活吊儿郎当，而把开会学习政治表现看得很重，墙上的黑板报三天两头更换。父亲在别人都不怎么上班的情况下，一个人在空旷的车间里独自干活，仍然是上班来下班走，即使回到家也往往想的是车间里的事。他对批判这个批判那个就是不批判不强调干活生产的做法，既不理解，又感到郁闷无奈。虽然在理论上他不知哪不对，但他总觉得不对劲儿。母亲对我依然冷酷有加，根本不关心大儿子想些什么，他的心情怎么样，快乐不快乐。对这一切，她向来不管，她可能认为，现在的生活——当然是指物质生活了——要比农村老家强了许多，能吃饱穿暖了，也能正常的上学了，有这些就足够了，至于其它的她并不去想。在她心里一定认为那是多余的。既是她知道了，也奔吃惊的说，什么伤害尊严啊、人格啊、苦恼啊，小孩子家哪有那么多穷毛病啊！再多说她就会更不耐烦地骂道，人家欺负你，你不会躲他们远点吗！愚昧的母亲她是不懂得这些的，更悲哀地是，连她自己都在随意地伤害儿子的自尊心，在外人面前拿自己孩子当笑料以示客气，就像古人可笑地称自己的子女为“犬子”一样，连人都不是了。她没有多少文化当然不会把事儿做得象古代那么“雅”，她是用粗俗的手段去做的。她常当着外人面故意贬低自己的儿子，以表示客套和谦让，而不管不顾对孩子心灵的伤害。比如家里来了客人，或者客人要走时，她会强迫我给那些与我毫无关系也丝毫不感兴趣的人打招呼，假装热情地迎来送往，还要砌茶倒水，假模假式地说一些好话。哪怕这里面就有平时曾欺辱你的人，你看都不想看的人。还有，遇到来人不管多么年轻，哪怕只比我大二、三岁，她也要强迫我叫人家“叔叔”、“阿姨”什么的，使我小了一个辈份，在外人面前尴尬无比。傲慢的大人们往往对你不当回事，并不把你放在眼里。当你有时不得已非常紧张地鼓足勇气和他们说话时，他们却并不以为然，好像你只是个小狗、小猫，不，连它们也不如，因为宠物才受喜爱呢。他们只把你当成一个没有感情没有自尊的物体，像把椅子或凳子什么的，以为本该由他们坐在屁股下的。所以，他们一些人既傲慢又没教养，还缺乏礼貌。对于你的欢迎，很少有人说句感谢之类的话，好像国王面对子民一样。遇到这些狂妄自大的人，本来就自卑的我，越发没了信心，总以为自己哪里又做错了，或者失了礼，在沮丧懊恼之中责怪自己。我多么希望大人们亲切慈祥一些啊！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大方自然地面对来人啊，而不是像现在受这份熬煎去虚伪地做热情状。我又多么想随意地对待来人啊，但母亲是绝对不允许的，否则在客人走了以后，对我肯定是一顿暴打啐骂。所以每次我也就不得不应酬，尽管这种应酬那么勉强、无奈，有时紧张得不知失措，脑子都是空白，身上激出一层冷汗来，脸也憋得通红，表情更是僵硬的。母亲根本不管这些，相反，当她看到这种窘相时反而对客人解嘲似地笑着说，“看我们家孩子最没出息了，从小没见过世面，胆子也小……”本来我还抱着一丝侥幸的心理，以为大人没有发现我的窘态，没有发现我的怯懦，现在母亲当众说出来，这下弄得我更加发窘，只恨不得立刻逃开。我懊恼地想，这些大人在以后一定更加看不起我了，会把我永远当成个长不大的、没有出息的毛孩子。尽管我现在这么大了，快成大人了，我的个子快赶上父母高了，他们仍然歧视我，不把我当大人看待。大人们在说话聊天时，很少主动和我说话，主动搭理我；我像个局外人，却又坐在局内的位置上。我陪坐在他们身边，不知说什么，手足无措，极不自在，觉得时间如凝固了一样，每一分钟都是那么地漫长。我希望来人尽快离去，可他们个个是大屁股，没话找话地东拉西扯地说个没完没了，叫我看起来简直是废话连篇，浪费别人的生命。说的咸的淡的，没有一句和我有关，也没有一句使我感兴趣。家长里短，生活琐事，与我有何相干，但母亲就是不让我离开去做自己的事情。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躲进了小屋，等客人走了，我才出来。这下可好，母亲不依不饶的骂了我大半天，什么没礼貌了，什么这么大了连礼节都不懂，像个野孩子。还伤心地断定，从我这点上看，将来就不会有什么出息。还说，瞧你那个窝囊样子！
每当有人向母亲问起我的学习情况时，她都不以为然地说，“就那么回事，一般吧”，“凑合吧”。轻描淡写，一付极不情愿谈论的样子。可她明明知道我的学习成绩单上都是满分，在学校我应该算得上是个好学生的，而且这一点是我唯一值得骄傲的地方。可是就连这么点可怜的鼓励她都不给你。在我的记忆当中，她从来没有表扬过我。可能出于客套、谦虚的做法，不想落个喜欢自己夸奖自己家孩子的名声，于是就轻描淡写地、甚至一笔把你的优点给勾销了。她一定想，对外人夸奖自己的孩子是不好的，尤其是当得知对方的孩子学习不怎么样时，就更不好了。所以我从小在外人面前就不敢说自己有任何的优点，最多只是说“一般吧”、“凑合吧”，而对自身的缺点和不足却说得特多。所以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不行的，比别人都差一截，无论是生活中还是其他方面，缺少自信。这都是母亲身传言教的“功劳”。——当然这也是我以后才意识到的。母亲教育我做人不要狂妄骄傲，要谦虚。这可好，最后弄得我连起码的自信也没有了，都被他们“谦虚”掉了，久而久之，也真的变成了窝藏废。她不仅仅在外人面前肆意的贬损我，有时她还和别人一道摧残我的那颗稚嫩的心灵，帮着别人来伤害自己的儿子。每当我与别的孩子打架时——先声明一下，我是很少打架的，以我的“熊”样，除非别人没完没了的欺负我，不肯放过我，否则我是能躲则躲，能逃则逃的——回到家，只要被她发现了，她从来都是不分青红皂白，先把我打骂修理一顿再说。她认为小孩子打架是没有什么理不理的，打架就是你不好不对不乖，为她惹了麻烦，扯破了衣服使她心疼。她从不问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占不占理，是否受了欺负。她认为纵使别人千不好万不好，你就不会躲开吗，不能不和他们在一起吗。她不明白有些人是躲不过去的，你越软弱他越追着欺负你，专捡软柿子捏的。母亲心里怕因为孩子打架影响了大人们之间的关系，怕我把别人打坏了之怕这怕那，就是不怕我受欺负受委屈。所以每次都是这样：我在外面受了别人欺辱挨了打，回到家里反而不敢说，甚至为了不叫大人知道这件事，宁可忍气吞声，打掉牙咽到肚子里。结果是有苦没处说，挨了打反而回到家替人家掩饰着；明明是被人打破了胳膊，还说是自己不小心摔的，否则，在外挨打还不算，还要回来被她责打斥骂的。母亲拿孩子的委屈做出的高姿态，使我变得更加胆小窝囊。只要别人不把我的头打烂还留在脖子上，胳膊腿没有折，我也就认了，去做人人称道的不惹事不让大人操心的“乖孩子”。能忍则忍，胆小慎微，成了我做人的习惯，又慢慢的塑就了我的性格。可恶的家伙们，见你好欺负，越发得寸进尺了，今天这么整治你，明天那么欺辱你。他们贱手贱脚，常常趁你不注意打你一下或踢你一脚，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使你非常恼火。见你不反抗他们，那些人越发得意忘形，一哄而上。皮肉之苦还在其次，关键是你有一种在众人面前钻裤裆的感觉，使你没了自尊、人格，令你当众抬不起头。特别是那些兄弟们多的，仗着人多势众，更加肆无忌惮地欺负我。可母亲知道后说，“都是闲的，要不哪有空打架！明知道他们不好，你不会躲他们远点！……以后你不要再出去了，多给家干点活。省得光知道玩，惦着往外疯去……”
得，以后连玩的自由都被没收了。
24
转年春天的时候，我在家属院的空地种了些土豆。这一次倒不是父母逼着我做的，也不是想为家里省菜钱，而是我想找点事干以打发无聊的时间和消耗浑身痒痒难受的力气。我与别人在一起玩儿时，总是吃亏受气。学校里的课又不紧张，没有什么课外书可读，每天下午混完两节自习课就回家了；无事可做，无聊透顶，而这时候给家里做晚饭又太早了。对于家属院西侧的空地，我从第一次看见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觉得实在可惜，应该种点什么才好。它也应该长点什么东西。我决定在它上面种点土豆。这想法在脑子里一冒出来就觉得实在好玩。土豆我以前从未种过，甚至没见过。在院子中间有一个自来水管，它是全院住户共用的也是唯一水源，它的周围湿漉漉的扔着许多垃圾。每家每户都用水桶来弄水，然后提回去或抬回去吃用，也有许多人拿了要洗的东西直接来洗。我们家里的水都是我来提的，这点距离比起老家来不知要近多少倍，省多少力气。它不用从深井里往外提，再也不用害怕我掉进井里。我找来一把铁锹翻了一小片地，然后把上边的石子瓦块捡出来，学着一个老人的样子，切了些土豆片，埋进了土里。过了不久，果然有绿牙从地里冒出来了。后来我一有时间就去浇水施肥，释放我的能量。
以后我又种了几拢小葱，它们的叶子同样长的绿幽幽的，看上去好滋润，好叫人喜欢。我为自己把它们种的这么郁郁葱葱而窃喜和骄傲。25
到了秋后收获时，我却傻了眼。在高大茂盛的青秧下，结出的土豆只有鸽子蛋那么大，许多里面还发了黑，腐烂了；没烂掉的吃起来有一股水气，难吃极了。后来我才明白土豆喜土质干燥，并不适合潮湿。所幸大葱长得还说得过去，算是对我的一点安慰。
别的家长对我的行动充满赞许，但是自己的父母并不这样看我，说我是在闹着儿哩。尽管事实如此，我没把这真当回事儿，更多是当成一种消遣解闷了，但还是希望人们不仅仅这么看，希望得到些赞许。
我还发现这个地方的青草没人稀罕，对此，我也是一肚子的困惑。要是在老家的路边、田梗边偶有几颗青草，绝对不会等它们长大，就会早早被人拔去喂猪喂羊的。而这地方，空地上、路边、田里，到处都是很高的草丛，长到没膝了，也没人去理会。而我在老家为了拔到它们要跑到七八里地之外才行。
有一天，院子里的孩子相约去后面山下抓蛐蛐。四五个孩子各自准备了放蛐蛐的罐头瓶子和纸盒子，走了大约五六里路，穿过一个村子来到了一片田里，大家分头去寻找蛐蛐了，只有我看见身边一丛一丛的绿盈盈的青草发愣，为它们可惜，手心也痒痒的。心想，这么好的绿草，怎么没有人去拔呢，为什么没有人当回事呢。它们孤独地立在那里似乎在哀怨、在悲泣，为没有人理睬它们而惆怅。我再也没有了抓蛐蛐的兴趣，，望着那些摇曳的青草产生了无限的爱怜，内心怪怨这地方的人实在是懒惰。我弯下腰开始拔了起来，当手触到那湿嫩的叶片，一刹那，一种久违的热流立刻涌遍全身。我感受到了草的清香，感受到了草叶的柔软，享受柔软的草株被我拔起时那瞬间的快感。我陶醉在清香淡甜的芬芳之中了。
等听到同伴的喊声，我才猛然发觉，太阳像快要燃尽的火球，收敛了炙热变得温和起来，已垂落到原野的尽头，等待着最后的谢幕。它要落入夜的怀抱，休养生息，以待明日的辉煌。它要落入夜的海洋之中，洗去征尘，使自己更加干净、漂亮。我此时才感觉到袭人的凉气。同伴们带着胜利的果实也陆续聚拢在一起，他们互相比显着自己的战果。年龄最大的国庆抓的那个“青头”，全身铁黑，奇壮，几乎和知了那么硕大。大家都说肯定是要打败天下无敌手的。可我对他们这些并不感兴趣，只是欣赏着拔下的那一大堆青草，它们正滋滋地冒着浓烈的清香。同伴们见状都觉得好笑，说我怪死了，怕是有“鬼”扑身了。有人说就是“鬼”也是“怪鬼”，喜欢干活弄草的“鬼”。大家都笑起来。确实，这草拿回去也没有用。老家那只可爱的小山羊不在这里，她曾经是我最亲密的伙伴和朋友啊。每当它在院子里看见我时，就把拴她的绳子拉得很紧，咩咩地叫着。当我把一把青草放在她面前时，她不住地高兴地摇头晃脑，使你不由被她的兴奋所感染。——可她已经早被卖掉了。眼前这些草又怎么处理呢，扔掉太可惜了。国庆说，既然你舍不得扔，就送给村里的牛们去吃。我非常赞成，于是我用草拧成绳子，把草捆起来，然后背在身上往回走。路过村子时，我就把它们送到了牛棚。饲养员是个六十多岁的黑瘦老大爷，见我主动背来了一大捆草，有些莫名其妙，他对我哇哇啦啦地说了一些话，我听不懂他的口音，心想大概是他感谢我吧。我什么也没讲，放下就跑了，心里涌起一种满足的热流。
第二章弟弟的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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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这个城市迎来了第二个冬天时，仍对这里凛冽的寒冷天气有些不适应。白天屋子里生着炉子取暖，还不感到有多么冷，可是到了夜晚，钢爪一样的寒冷抓走每一点温暖的东西，然后挤压你的身体。似乎连空气也被它的魔爪抓得咔咔直响。尤其是后半夜，，炉火耗尽，家里积攒下的热量已被冰冷的墙壁吸净，潮湿的寒气开始吞噬你的体温。它像吸血鬼一样，把无数吸盘伸向你的体肤后你被它们吸净了热气，连骨头都冰得生疼。
我每次上街，小脸都快变成了个冻柿子，**的，想说话，发麻的嘴巴半天吐不出一个字来。鼻子像个红辣椒。尽管戴着厚棉帽子，无孔不入的寒风还是顺着脸，顺着脖子钻进前胸后背，好像一把针尖撒开，刺得你钻心的痛。手和脚穿戴的有多么的厚也是徒劳的，不到半小时，你的肢体就冻得难以活动，麻痛得万箭穿心。可恶的马路上冰雪明晃晃的，被车轧的凹凸不平。我骑着车一不小心，轧在一个冰棱上，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怎么回事，自行车已经高高弹起来，然后“叭”地摔倒在地了，把我甩出去好几米远。脚踝有几处摔脱了皮，腿钻心的疼。真他妈的倒霉，我气急败坏的骂道。
天气终于渐渐暖和起来，原来僵硬的地也松软了，只是风的鞭梢上还带着蛰人的寒意。弟弟仍然上学。他没有和我在一个学校，而是在另一个小学。像其他孩子一样，每天他背着一个小号的绿矾布书包，自己走着去学校，然后又自己走回家。那时所有学生书包颜色几乎都是一个样子，不管是男女，连衣服、帽子、鞋子，都流行军队的绿色。我的书包是用雨衣布料做的，颜色也是绿的，只是稍稍发黄。
春天弟弟去学校没多长时间就病了。开始，都以为是重感冒，于是带他到单位医务所去看。那里就一个大夫一个护士。大夫的长像很像电影里的汉奸模样：鼓脸，金鱼眼，没下巴。但是他对病人特别负责，由此可见“人不可貌相”。他认为弟弟的病不可大意，劝父母赶快去大医院做些检查，万一有事别耽误了。
父母也觉得弟弟的烧不退总不是好事，于是父亲就带他去医院看。他非常疼爱小儿子。我前面说过，弟弟长着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格外明亮有神，一看就是机灵鬼。他和我正相反，综合了父母身上所有优点，无论是相貌上还是智力上，也许他偏向母亲的地方更多一些。可能他在生活上没有受更多的磨难，长得胖乎乎的，喜眉喜眼，人见人爱，不像瘦骨嶙峋的我，一脸的倒霉相。
过年的时候，弟弟的新衣服总比我多，也要好。母亲给弟弟的衣服总是用穿上很暖和很舒服的条绒布做的，而给我的却是用很薄又不结实的粗布做的。给他买好看、舒服的绿胶鞋，给我的不过是硬撅撅又爱开线的平底鞋。穿着这鞋跑步时，底子滑得像跑在冰面上，总也跑不快，稍不小心就会摔倒。所以上体育课我的成绩总也很差，连又蠢又笨的同学都不如。
27
经医院的大夫会诊，弟弟得的竟是白血病，他被送进了本市一家大医院治疗。顿时全家人笼罩在忧伤的气氛之下，一向坚强的母亲几乎被这个意外灾难所击倒。要不是弟弟还需要她，她会倒下的，完全没有再活下去的心情。弟弟毕竟还小，不知道自己的病有多么严重，还只当像大人告诉给他的是感冒，住院打几针、输几天液就好了，就可以回家去了呢。他十分懂事，积极配合医生叔叔阿姨们的治疗。无论是孩子们最怕的打针、输液，还是抽骨髓、化疗，他都是一声不吭，有时疼痛得实在难以忍受，也只是流泪，从不哭喊。他以他少小的年纪与恶毒的病魔进行着顽强的抗争。他的懂事和坚强远远超出了他的实际年龄。有时他还与大家有说有笑的，像个没事人似的，似乎生命之火不可能被病魔的汪洋所湮没。他仍然表现出他的童真之美，快乐之美，机智和顽强之美。弟弟为了不让别人为他操心，有时故意装出并不在乎疼痛的样子。可是他越是这样，大家越是难受，更加爱这个可爱的小精灵，为他的不幸潸然泪下。我每当看见他这么小的身体却受这么多连大人都难以忍受的折磨时，就心如刀割，恨不得能替他受罪，承受这一切。想到如果有一天失去了弟弟，眼睛里就噙满泪水。父亲以极大的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在弟弟面前装出一副轻松的样子，而一旦走出病房或回到家，痛苦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出来。母亲更不知道哭湿了多少回枕头。她梦见弟弟被强盗带到山巅，要被推下深渊；还有一次她梦见弟弟光着屁股在夜里被一个半人高的狼狗追赶，而她看见了，却怎么也动不了，甚至连声音也发不出来。她痛苦得用尽浑身力气挣脱，但是完全徒劳。当她被父亲推醒后，她的嘴唇已咬破了，满嘴是血，面部狰狞，象一个疯子一样可怕和恐怖。是啊，谁能忍心看着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遭受这样不幸的厄运，更何况这个人是父母的心尖宝贝呢！因为怕耽误我上学，平时都是父母陪床跑医院，我在家里守家。尽管弟弟在医院遭受那么多病痛的折磨，他还是抽空给我做了很多好看的叠纸飞机、小鸟，让大人给我捎回来。他把他攒的些小钢蹦子放在小皮钱包里送给我，那都是些币值一分两分的硬币，还有些五分的，是父母哄他说等病好了出去买冰棍的……他说他现在不能下床，所以叫人捎回来送给我。面对这些，我无言以对，只是啜泣不止。
后来他的病开始恶化，医院的大夫说他们已经无能为力了，要想控制病情只有转到北京的大医院，那里医疗条件好些，专家也多，兴许会好些。母亲望着自己最爱的小儿子，心如刀绞，泣不成声。她想就是倾家荡产、借债，只要能救活弟弟，哪怕是多延长一些时间，也绝不犹豫。在他们心中，小儿子是他们的精神支柱，是他们生活的希望所在。在母亲生气或烦恼时，在母亲对生活感到厌倦时，是小儿子给了她莫大的安慰，是可爱聪明伶俐的小精灵给了她对面生活的信心。
家里已没有什么积蓄，去外地只有借钱。筹钱非常难，但是为了爱子的生命，哪怕万分之一的希望，父母也会豁出去的。父亲先去单位去借。单位领导很同情我们家的不幸遭遇，加上父亲在单位是业务骨干，人缘也不错，所以也就破例借给了一些钱。但这只是杯水车薪。父亲又去找朋友和同事去东拼西凑，只要是能张嘴的都张了嘴。父亲向来脸皮薄，极少有向别人借钱借东西的时候。记得以前家里有些用的小东西，哪怕很少使用得着，只要需要，父亲往往为了不求人也要自己做或花钱买一个，说用着方便。所以我家过日子的东西都比别人家多，并且全，原因就是父亲凡是有用没用的什么也攒，最后也就愈积愈多。平日里往往是别人来向我们家借东西的多。但是这次为了弟弟，他还是豁出这张脸了。
父母又赶紧给老家的人去了信，叫他们快把原来的房子变卖掉，说有急用，只是没有告诉他们我弟弟的事，父母不愿意把这不幸的事告诉老家人。
等准备的差不多了，带了些常用的东西和衣服用具等，父母很快带着弟弟就走了。他们到了那里准备租间房，这样比住旅店便宜些。我留下来一边上学一边看家。他们嘱托父亲的同事张叔叔常关照我。
本来家里生活就拮据，没什么家底，弟弟的病可以说使这个家雪上加霜。母亲很早就想买台缝纫机，以便缝缝补补方便些，可等了几年了，也没有舍得买。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更是不可能了。为了挽救弟弟，他们现在欠下许多外债。他们不能眼看着小儿子等死，不能看着小儿子受病的煎熬折磨而无动于衷。他们在内心多次祈求上苍睁开眼睛，救救这个可怜的孩子。
父亲当然非常喜欢小儿子，只是他不像母亲那样直接表现在脸上。父亲本身不爱讲话，性格也较呆板、沉闷，所以他就更喜欢活泼乖巧的孩子，弟弟恰恰就是家里的“活宝”。只要有他，家里就充满乐趣，连饭菜也香了许多。尽管父亲比母亲更理智些，也清楚这病就是到了国外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只是延长时间而已，但是他还是不忍心消极的等待下去。侥幸地希望发生奇迹。
28
母亲和父亲带着弟弟去了北京后，家里只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尽管他们是因病重的弟弟离开的家，在我悲伤之余，出于一个少年男孩的心理，我还是有一种从此松开束缚，可以享受自由自在生活的感觉；我今后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想睡就睡，想吃就吃，再没有大人管，再也听不到母亲的唠叨和责骂了。在他们临走之前，母亲嘱咐了一大堆话，其实我什么也懂的，并不害怕一个人生活，倒是内心还希望过一种独立的日子。
这时我已经从“戴帽小学”转到了一所附近中学上学。班主任白老师是个还未成家的青年教师，他的长相很独特，下牙齿长在上牙齿外边，下巴又长又尖，人们背后叫他“地包天”老师。那时人人都有外号的。我刚见到他时，柔弱善良的我都有些替他难为情而不敢看他，似乎长着那副怪异长相的不是他而是我，心想，他怎么长的这么奇怪呢，感觉上已不是丑不丑的事儿，是“怪”，太与众不同了。表面上看，他好像并不在意自己的长相，但我心里想，这肯定是装出来的。他一定为他的难看而自卑。他走起路来步子很大很急，干事风风火火，对班里的学生都很负责。我有时想，凭他的才干，干什么不好呢，为什么非要选择教师这个职业呢，每天面对这么多人，众目睽睽的，不是与自己过不去吗。倒不如干个别的什么工作，比如去工厂做工人，跟机器打交道多好；要不当个会计，跟账本打交道也行之，是不该与人打交道的，省得整天叫人评头论足，自己难受。反正换了我和他的选择绝对不一样。我想他三十来岁了还没结婚，肯定是受了长相的影响不可思议的是，他还是个教外语的教师，几乎每天要对着一百多只眼睛朗读外语！而且还叫一百多只眼睛盯着他那张奇怪的嘴，看他舌头和口形，真是叫人有些受不了和不忍心面对。连他自己都发不太好的这些音，但他却听得出别人发得正确不正确，耳朵比猎犬还灵。每次他都一丝不苟地去纠正，直到同学们发对为止。这对他多么的不容易！我并不在乎他发音准与不准，而是特钦佩他那种面对众多眼睛依然坦然让大家盯视着他，跟着他读课文的勇气。这一点我简直佩服得五体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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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是从附近好几个小学分来的。说“分”来而不是“考”来的意思是说进这个学校根本不难，只要你愿意来就可以上。刚来的时候白老师见我外语成绩好，学习也用功，就指派我当了班里的外语课代表。可是过了不长时间，他开始对我的表现不满意，原因是他要我在早自习时站在讲台上去领读而我不能。性格腼腆的我实在没有勇气站在那里做到这些。我无法想象，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孤零零地站在讲台上受下面全班同学的嬉笑和评头论足。尤其是面对女同学。我认为自己长得非常丑，讲台对我来说无疑就是审判台。平时我默默躲避在一个角落，就是想不引起大家的注意，也免得叫人起难堪的外号。我毕竟不是白老师。一想起到台上我的腿就打哆嗦，脑袋发懵。要是人真的上去，我的腿准会抖得像过了电，宛如筛糠的箩一样。出于自尊我又不好把这些说出来，只是一直拖着不做。为此他对我感到很失望。他一定以为我这个老实勤奋的学生很听话的。我不去做，他以为我是在有意与他作对，不把他的话当回事。没过几天，他就把我给撤了，换了一个听话的女同学。她当然照着他的话不折不扣地去做了。我并不记恨白老师，真的，只是心里有些失落。毕竟“课代表”是我上学以来当过的最大的官了。不过在同学们面前我还是装出一副蛮不在乎的样子，表示我胆敢抗上，并不把班主任放在眼里。证明自己不是孬种。
班里同学的学习成绩参差不齐，有的很好，有的很差。一部分人对学习失去了兴趣和信心，放弃了，来学校纯属为混日子打发时间。可能家长觉得把他们轰到学校来还省些心吧。刚入学时，因为老师是新的，同学之间又不摸底，一些捣蛋鬼还夹着尾巴。等到大家彼此都熟悉了、了解了，他们开始肆无忌惮起来，纷纷露出了狐狸尾巴。往往是副课老师在上边讲，他们在下面闹；老师们睁眼装瞎，只讲自己的课，等下课铃一响，拔腿走人，也不管你听懂了没有。不过这些都是上了年岁的练就了一身不急不躁真工夫的老老师，如果遇到年轻气盛的老师就行不通了。他们火气大，自尊心也强，极要面子。语文老师只有二十多岁，粗红的脸上长满了青春痘，要不是因为脸上的皮肤不好，她算是挺好看的。那天她讲新课时，当读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逑”时，学生中有人低着头发出“吱吱”的窃笑声来，随后大家也一起跟着笑。女老师立时红了脸，原本就红的脸此时变成了酱紫色，象猪腰子一样。她“嘭”地把书摔在桌子上，恼羞成怒地说：“你们以为自己有多纯洁清白吗？！实际上你们的思想比谁都肮脏！”接着，她连挖苦带讽刺地把全班训了半天才解气。结果是课文还没讲，下课铃声就响了。她气哼哼地拿起书走了。
在班里我是最不声不响的，属于最普通最不显眼的那种学生。用别人的话说，蔫屁一个。别人的事，一概不管不问。上课来，下课走，就像一个游离的化学分子，漂浮在班集体的外围。我说过，我怕因自己丑而被别人起外号。班里那些活跃份子都有绰号——王大嘴、刘板头、肉瘤儿、爱不够、孙流氓、许眯眼……我不想招惹任何人。我在班里和所有的老师同学都保持着距离。我很少接近老师，由于害羞，使我打消了与一些人交流的想法。班里有几个女生，她们不但长的水灵可爱，而且学习也特别棒。她们都是附近部队干部的子女，一副趾高气扬的神情。在男生面前她们永远摆出冷冰冰的样子，看上去像一群好看的泥娃娃。为了使她们重视自己，多看自己一眼，我已不再像以前那样鼻涕邋遢的了，开始喜欢穿好衣服、新衣服，裤子都压了缝。可能我心底深处并不真想被人遗忘。像在原来学校一样，班里的男女同学之间仍然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两者之间看上去似乎根本不认识似的，象有杀父之仇一样。实际上内心里都对对方充满了好奇，甚至暗恋着对方，极在乎异性对自己的看法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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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剩下我一个人，生活对我也就变得很随意了。一个人当家作主的感觉非常惬意，我理解为什么以前那么多人为自由解放抛头颅酒热血了。此时的生活完全成了你手中的软泥巴了，想怎么捏就怎么捏。我做什么事往往是心血来潮，完全没有生活规律。只有感觉到肚子饿了，才想起弄饭吃，从来是不管时间的。哪怕是半夜三更才忽然想起没吃晚饭。而且怎么省事怎么做，很少正儿八经地做饭。当时在家里读小说成了我每天的主要内容。可以说读得天昏地暗。那时我几乎逛遍了全市所有的书店，并且每个星期天都去转一圈。新书非常少，小说也总是那么几本，如果能赶上一本新书上市就是很幸运的事了。一个星期天中午买了一套三大本的小说，回到家就读，一直读到深夜，晚饭也忘记吃了。我入迷的程度到了连撒尿的工夫都没有，书中的故事深深吸引着我。我对书中村支书记肖长春和团支书焦淑红的恋情迷恋得不能自拔，恨不得能一口气把他们之间发生的事都看完，而对其它的情节又嫌太罗嗦太长。焦支书俊俏的面容使我兴奋，为她对肖的真挚的爱所感动。我对美丽的女人充满向往，恨不得立刻成为一只蚯蚓钻进书中，能有机会和她生活在一起。
我看到很晚才上床去睡。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仍然兴奋着，脑海中女主人公迷人的笑靥，俏丽的身影仍然飘浮着，不肯退去。我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我才睡着。睡梦中我的身体燥热的如火炉一般，下身那个平时软弱的小东西此时鼓胀得如一支放哨的红缨枪，精神昂扬，意气奋发。我仿佛看见美丽的姑娘笑盈盈地向着我的路口走来，我情不自禁地奔了过去……随着麻嗖嗖一股暖流涌向全身的惬意，我似乎漂浮在云端，拥着彩云在畅快地飞翔……后来云朵突然变得越来越沉重，开始往下降落，象被扎漏了的车胎一样。我悠然地向下降落，终于落在棉被般的草地上。我的下身湿乎乎的，空中的飞翔使我四肢疲惫，人软得象散了架。
第二天醒来时已经较晚，等我气喘嘘嘘地跑到学校，老师已经上课了。班主任白老师见我迟到很生气，他让我在门口墙角罚站。众目睽睽之下，特别是在那些女同学们的面前，遭到罚站，好像地上有无数小虫爬上了我的脚、腿、前胸后背，使我骚痒难忍。觉得自己像个前几年被批斗的反动分子一样接受大家的批斗。像一个小丑十分地狼狈、丢脸。我恨恨地想，“地包天”一定是在借机报复我，整治我，就因为当课代表时没听他的话，现在横竖看我不顺眼。我发誓一定找机会报复他。只是这次没有什么好说的了，谁让自己栽在他手里了呢。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以后咱们就走着瞧吧！看谁整治谁！从此以后我开始经常请病假，经常是不请假就不来了。每当他们问起旷课的事，我就推说自己身体不好，病了。我不上学正好可以在家里专心看小说，那才叫自在惬意呢，那才叫幸福呢！说来也怪，这时常觉得时间象田野中的蚂蚱一样在蹦，才不像在学校那么漫长难熬呢。我实在不愿意去见白老师的那张“可爱的”长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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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到晚，满脑子都是书中的人和事，我的全副身心都沉浸在虚幻的王国里。但没多长时间，我觉得头痛、眩晕、无力。特别是两腿早晨起来竟不听使唤，想跑几步都不行，好像联系大脑和腿之间的神经断了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极担心自己下半身会瘫痪；心理负担很重。我更不愿迈出屋门了，不愿见外人了。看到谁都烦，都感到局促不安，做事心不在焉。只有自己独处时，才感到安全、放松。我对生活怎么也打不起精神，没有兴趣。有一天，白老师在做完课间广播体操的时候把我叫住，说要跟我谈谈。我们蹲在篮球架下，空旷的操场上几乎就剩下我们两个人。我知道他为什么要找我。我的心怦怦直跳，非常紧张，但外表还尽可能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这次他不像以前再那么板着脸对我，而是换了一副很温和的表情。他假惺惺问我对自己有什么打算和想法。他想哄我，我联想起电影中那些佯装成好人的特务，看上去很做作，极假，呲着牙笑着向小孩子问八路军武工队藏在什么地方，并说如果讲了就给他好吃的。我可没那么蠢。我对他早有戒心，绝不想把真实想法告诉他，只是表示最近不来上课确实是身体不好的原因。他又问我为什么不是家长写请假条呢。我说家长都去了外地陪床看病去了，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他听了脸更长了，嘴角两边形成了两个很深的辙子，像一对滑稽的大括号后他对我的情况表示同情和理解，但他希望我尽量克服生活困难，把学习赶上去。后来我旷课的事也就不再追究了，不了了之此我不来上课似乎更加理直气壮了，真成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由于我长期不去学校上课，后来好几门课再也听不懂，听课如听天书，数理化成绩一落千丈，作业也无法完成。对学习我彻底失去了信心。
张叔叔有时也来看看我，问我有什么困难需要他帮忙，需要不需要钱，因为父亲的工资是暂由他代领代管。我偶尔要点钱，除了吃上用些外就是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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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外地的父母偶尔写信来，或者给单位某个人打个长途电话，问一下家里的情况。寂寞时我也常常想起他们来。对他们那边治病的情况，我一直不太清楚。
我不好好去学校上课，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邻座的女生使我极其的恼火和不快。别看她长得并不出众，却是自我感觉特别良好，人如地主婆一样特别矫情、刻薄。我给你说说她长的什么样：一张瓦片脸，鼓眼睛，齐耳短发，看上去像殡仪馆出来的。她像其他部队子女一样，有一种傲劲儿。虽然她相貌平平，可非常喜欢臭美。今天穿这样的，明天换那样的。按说我和她无仇无怨的，并无什么过节，可她专门找我的碴儿。说起来也怪我的鼻子不争气，自小总有爱流鼻涕的毛病。流就流吧，可气的是它不分时候和场合！小时候我棉袄袖子被抹得像古代武士胳膊上边的铁护腕，蹭光瓦亮的。但那时也没当回事，并没有人笑话。现在长大了，进了城里，但鼻子并未因此就不生产或少生产那透亮的“面条”。相反，倒是有增无减。一到天冷鼻子就特别不争气，象一个破漏斗。尤其是在课堂上，越发显得厉害。弄得我觉得一节课的时间特别长，常被它困扰着。我的廉耻心使我不好意思在课堂上大声擤鼻子，只能用纸揩一下而已。但是那鼻子像是专门在搞恶作剧，越是担心鼻涕流出来它越是专门出你的洋相。鼻子好像是坏了闸门的小笼头，怎么也关不严，总是不停地流啊流，不停地流，使你一点办法也没有。我恨不能用铅笔刀立时把鼻子割下来，扔进课桌里。我只好不住地用练习本的纸抿啊抿，不到半节课，桌底下已堆起一堆白花花的纸团了，像是桌腿周围忽地冒出了一堆白蘑菇，自己瞧着也十分的难堪。急人的是下课铃迟迟不响，我怀疑传达室的糟老头睡着了，误了可每当这时“瓦刀脸”用那双牛眼睛就专门盯着你。她不去专心听课而是来监视你，实在叫人如芒刺背。这也是为什么她学习不好的真正原因，我想。每次擤鼻子都逃不出她的眼睛，她那付皱着眉撇着扁嘴显出恶心的神情，使我十分不自在，弄得我每次擤次鼻子也要一再斟酌，犹豫再三，不亚于众目睽睽之下举手发言提问题。我掐着时间尽可能减少次数。每次几乎都是等到鼻涕要流到嘴边，我才不得已擦一下。鼻子问题牵扯去了我大部分注意力，我没有闲心思再去听课。后来不敢再出声擤鼻子和堆更多的纸团了，只好把不安分、不住往出跑的“面条”抽进嘴里，小心翼翼地吐在地上，然后用脚把它擦掉。。不久，地砖上就被磨出一片秃皮来。然而这办法依然叫人难以忍受，仍然逃不过那个“瓦刀脸”的眼睛，因为她又在皱眉头了。逼得实在没有法子了，最后我也只好用最后的一招了，一仰脖，咕噜一声把“面条”吞到肚子里。
按说，这事本与“瓦刀脸”是无关的，可她却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她总是用一种异样的含有轻蔑的目光看我。有次她在自习课上故意大声地对我朗诵道：“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别人听不出来，可我心里明白。——这个妖精在嘲讽我！
由此我特别讨厌她。毕业后我在大街上曾遇见过她几次，但我都没有去理她。我假装没有看见她的样子。她没有多大变化，还是那付不可一世的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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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到外地治病的情况究竟怎样我并不十分清楚。我默默地为弟弟如此的命运而难过，为他幼小的身心承载了太多的痛苦而忧伤。可以说弟弟从小有一半是由我看护长大的。母亲在弟弟很小的时候就把他交给我看护，她以便做其它的事。因为我大弟弟许多，大人自然也放心多了。在外面与弟弟年龄差不多的孩子是不敢欺负他的。虽然我在同龄孩子中并不威风，甚至有些怂，但毕竟那些比我小许多的毛孩儿们还是怕我的，这有点像庄稼地里的麻雀面对玉米秸扎做的人幌子。我看护弟弟并未发生过什么大的差池，但也有一次例外。正是这一次把我和弟弟推到了生死边缘上，经历了一次同生死的历险体验。
那时我已有八、九岁，弟弟也不过两三岁。一天我陪弟弟玩的时候，看见有两辆排子车停在村头，于是就把他们的车把别在了一起，玩滑车的游戏。这种游戏我常见大孩子们玩耍，非常刺激。我先把弟弟抱在车上边，然后慢慢把它们推到快下坡的地方，以便一会儿让它们沿着陡峭的下坡道路快速向前滑行。道路两旁是很深的泥塘。当我发动起车子来以后，自己也迅速跳了上去，去享受车子自动滑跑的乐趣。谁知下滑的车子并没有按照我想象的那样沿着坡道奔跑，而是自行中转了弯，飞驰电掣般冲向了路边的泥塘。天哪，泥塘的底部离路面足有五六米高，坡陡底深。我和弟弟还没有来的及反应过来怎么回事，车子和人已经飞快地翻着斤斗，打着滚折到了泥塘的底部，象十几年后所坐的飞旋的魔天轮车。万幸的是，正值春天，泥塘里边没有水，只有潮湿松软的泥土。我们惊得半死，魂都飞了。真是老天保佑，我们二人身上除了有几处不大的擦伤外并无大碍。我爬到弟弟跟前，把他紧紧抱住，好半天才哭出来。弟弟吓坏了，哭声又响又尖，象过年的“窜天猴”扎向天空，仿佛连空中的云彩都惊呆了之，和平时的大不一样算我们有惊无险，死里逃生。当然，这事回到家对母亲是只字不提的。否则，她说不定会扒了我的皮。弟弟也听了我的再三嘱咐，为我保密，没有把这事说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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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小的时候，母亲走到哪里都会把他带上。如果去城里找父亲，也总是领上他，而把我留在姥娘家。我在姥娘家一边上学一边干活。当弟弟从城里呆上几个月再回来时，人变得又白又胖，穿着也十分的洋气，一点也看不出农村孩子的迹象，倒像是城里来的一个小公子。他的口音也变了，说话一拽一拽地拉着长腔，非常好听。相比之下，我在他面前像个乞丐一样，又土气又脏兮兮的，脸和脖子都是黑皴皴的，按母亲的说法像牛车上的“铁轴”。神情木呆。有谁会相信这两个人竟是亲兄弟俩呢。在老家母亲即使串门聊天走亲访友也都会带上弟弟，把他打扮得十分好看，而让我守在家里看家。有时晚饭后串门，他们往往很迟才回来，我坐在油灯下，独守空门，油灯下看着墙壁上奇形怪状的影子，怀疑那是一群饿死鬼显灵，张牙舞爪的争食，不知什么时候趁我不防备，随时都会从墙上跳下来把我掐死吃掉。许多次我实在受不了这种恐惧，宁可躲到屋外面的院子里，忍受着寒风怒号的冷，望着惨白的弯月颤抖，也不愿呆在暖和和的屋子里。当时我想这样起码在饿死鬼们袭击我时，我有更多的地方可跑，也许别人还能听到我的呼救。
我说过，家里但凡有了点好吃的，是先给弟弟的，如果弟弟吃不了才给我。但有一次是个例外。那次我从七八里之外的地方，摸黑把一筐一百多斤的青草连拉带扛地弄了回来，其间还涉过了村西的那条小河。当时正是秋天，河水正猛，流速很急，一米多深的水没到了我的胸部。当我回到村里时，天空布满了星斗，人们都吃完了晚饭在乘凉。我从来没有碰到过那么多的草，我控制不住自己贪婪的**。那次下午我挣了相当于大人一天半的工分，割得草远远超出了我的体重。母亲见天大黑了我还没回来，心里也着了急。等又过了好长时间，我才迟迟回到家，她心里一阵发酸，眼睛也红了。她和弟弟还没吃晚饭，还等着我。当我洗了手，坐在小台桌前吃饭的时候，母亲从满是地瓜干的笼屉里拿了块儿纯玉米面窝头递给我，并对弟弟说，把这个让你哥吃了吧，他得长力气干活啊！我听了眼圈也红了，泪珠在眼眶里不住的打转转，我使劲忍着不敢眨眼，恐怕一不小心把它掉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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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弟弟的爱又是那么复杂和矛盾。我喜欢弟弟，但又嫉妒他。我认为正是弟弟的讨人喜爱，夺走了父母亲对我的那份爱。不能说母亲他们一点也不关心我，不疼我，但比起给予弟弟的爱，那是多么微乎其微啊！也许只是十分之一。同样是她的亲生，她的骨肉，可又有天壤之别。小时候一次不小心我的大腿擦破了皮，后来又感染了，小手掌那么大的伤口流着鲜乎乎的脓水。好多天，裤子都粘在了上面，走起路来，磨得伤口钻心的疼。开始我不敢说，怕母亲骂我淘气，揍我，一心想忍过去。可后来伤口越来越严重，根本就好不了，无奈之下，我只好把这事告诉了母亲，并要了两角钱去村东头卫生所买了些白药膏来抹。狠心的母亲为那二毛钱骂了我好几天，说那钱干什么不好，能买几瓶醋或一大袋盐呢。说我是败家子。她是为花了她的钱心疼。可她对弟弟远不是这样的冷漠，要是弟弟不小心膝盖上擦破了一点皮，她都会心疼得掉眼泪，赶紧把红药水涂上。
现在弟弟得了重病，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从开始心情沉重难以接受，慢慢变得平静起来并能够承受这份变故；最初的心痛也逐渐麻木些了。在自私和嫉妒之下，我的心灵在分裂霉变，长出了许多的毒菌。我一方面感到沉重难过，一方面又不希望弟弟看好病回来，甚至希望弟弟死去，以便独享母亲、父亲的爱。希望他们在今后把所有的爱都转移到我一个人身上。——对这个心底深处时隐时现的念头，一开始并不明晰，就如黑夜中坟地里闪烁的鬼火一般，扑朔迷离，飘移不定。当它越来越清晰后，着实又使自己十分地震惊和恐惧——感觉到自己的恶毒、自私和残忍，甚至连猪狗都比不上。心中骂自己心如毒蛇狠如毒蝎。然而这念头就像食物上面的霉点，一开始只是很小，但很快就扩大了，还长出了绿毛，直到腐烂掉整个食物。我痛恨自己，有一种深深的罪恶感。在脑海中善良仁慈的我和邪恶歹毒的我不住的争辩、漫骂、撕扯。我陷入泥淖之中。我整天痛苦着，为这个赶不走的邪念羞耻。
不知是可爱的人总是命薄，还是邪恶终于占了上风，反正父母半年后极为悲痛的从北京回来了。——弟弟不治而亡了。
尽管我早有心理准备，但听到这个消息的一瞬间，还是有一种既伤心又欣喜很复杂的感觉。摸着拿回来的弟弟的小绿书包，还有没写完的作业本，我的大脑空得像操场业本上有弟弟写的歪歪扭扭的名字和作业，还有着老师用红笔打的对号和满分。这是弟弟的最后遗物了。面对这些我泣不成声。同时邪恶的魔鬼在心底也蠢蠢欲动。它伸着懒腰打着哈气，像松了一口气。它张着满是獠牙的红嘴说：“哈哈，这下如愿了吧！从此之后，你就是家里唯一的儿子了，父母只能疼爱你一个人了，你成了令人羡慕的独生子。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人与你争夺母亲和父亲的爱了！”
第三章母爱的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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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庸质疑，弟弟的夭折对母亲是一个天塌地陷般的沉重打击。弟弟是她从苦洼地里拉扯出来的，而现地刚刚望见幸福的晨霞，他却像露珠一样蒸发了。弟弟曾是母亲生命之花结出的最珍贵的果实，也是上天赐予她这一生中最珍贵的礼物。母亲因他而骄傲而美丽。像天空因为有了彩虹才更加绚丽一样。所以无论怎么来形容它带给母亲的悲痛和伤心，都是苍白无力的。幸亏弟弟的病还经过了一阶段的治疗和抢救，使她对事态有了些心理准备，在最后面临灭顶之灾时有了些缓冲。否则，感情冲动的她怎会承受住这般打击，她一定会跟着弟弟赴黄泉之路的。
那些天，她终日以泪洗面，几乎不吃不睡；人更加消瘦，被消蚀得就剩下一付排骨架子了。脸色发着黑青，神情恍惚，头发变得花白了，骤然间苍老了许多在那里也只有那双深陷的眼球偶尔的转动，表明着她还是个活人。她一天到晚很少说话。我想到课本里说的“祥林嫂”无非就是这个样子。
父亲当然也很伤心，但男人比女人毕竟理智一些。他不时安慰母亲。他很担心性格冲动的母亲精神崩丽出傻事来，那样这个家就彻底毁灭了。好心的邻居、同事见了母亲总要安慰几句，但这往往又引起了母亲的悲伤，母亲一边说一边流泪，整个脸都变了形，生出许多皱纹来，非常地难看。过了一段时间后，别人对她再不敢提起弟弟的事，以免勾起她的伤心和絮叨，说话时都有意的避开和“死”啊、“病”啊、“小孩子”啊什么有关的字眼和话题，不敢提与弟弟名字相近的字。在家中也是这样，我们说话都是极小心的，惟恐说了不该说的话，联想到悲痛的事。但是母亲怎能轻易忘掉天大的悲恸呢，弟弟的音容笑貌怎么能轻易地消失呢。每当她看到别人家的小孩子，就自然想起自己的小儿子，想起小儿子在世时的可爱来，不由地一阵心酸。在睡梦中她多次看见小儿子向她诉说离别亲人的孤独与痛苦，求母亲救救他。不知多少次多少回，母亲由梦中哭醒。母亲的悲伤就像蓄满了水的水库，稍微有些响动，就有决堤的危险。
父亲把家里墙上弟弟所有的照片，用过的穿过的衣物，甚至他玩过的玩具全部都收了起来，放到一个看不见的地方，为的是不让母亲和自己见物思人，勾起伤心事。母亲木然的神情总使人担忧。
好长一段时期，全家就在这种悲恸的气氛中生活着。为了还债母亲只好强忍悲伤去上班，精神仍然萎靡不振。借单位的钱，每月都从他们的工资里扣掉一些，另外还要挤出一部分还个人的钱。老家的房子以很低的价钱就卖掉了，父亲的自行车、手表、皮袄也卖了，以便尽快还上债。那辆自行车是父亲从原来的城市带来的，是个德国老式的牌子，虽然旧得脱了漆，但他非常喜爱。皮袄是小羊羔挂得里子，冬天时父亲都很少舍得穿，他还是卖了。他们不习惯欠别人的钱，恨不能不吃不喝把自己的嘴封起来，一下子都还上。外债使他们的心头就像压了一块大石辗一样，沉重的喘不上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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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里我变得更加小心翼翼，生怕惹母亲伤心生气。她对我仍然不怎么关心，相反，在她心情恶劣时，她就歇斯底里地骂道：“怎么不是你死啊？你这个不孝顺的东西！看看你弟弟，没有一个人不夸懂事的，十个你也比不上他啊……”言外之意，我没有替弟弟去死，或者说应该死的是我。听了，我非常地伤心，但是又不敢说什么；只是心里恨恨的，极不舒服。
她有时还会自言自语地念叨小儿子的事，埋怨自己后半辈子的命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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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母从外地回来好长时间后，我才敢把自己经常头疼、头晕、心慌有时双腿不听使唤的事告诉了他们。他们听了很害怕。这时，他们似乎才意识到身边还有一个儿子需要他们关心，才意识到我的存在。也许悲伤稍微减轻后，他们逐渐接受了现实。第二天早晨母亲就让父亲带我去医院检查。查来查去，认为我得了神经官能症，视力也有问题。为了矫正视力，必须要配眼镜。当时配眼镜需要预约，结果排队预约在一个月后才能轮到。到了那天上午，我去医院散了瞳孔，弄得我一个星期怕见光，睁不开眼睛，似乎光里掺了火碱一样蜇人。我只能低着头走路，别扭极了。等后来把眼镜配出来，虽然发现世界顿时变得清晰明亮起来，但又觉得不那么真实可靠了。眼镜我很少去戴，原因是我认为自己戴上眼镜以后，模样更丑了。本来我就脸瘦，嘴巴又凸，唯一还算好看一点的眼睛现在又被两个圆玻璃片给挡住了。脸上加了这个东西，活像在电影里看到的汉奸、特务的嘴脸，滑稽极了。我怎么甘心把自己糟贱成这个样子啊！此时把外貌看得很重的我是不愿接受这个现实的。我苦恼极了。于是我平时坚决拒绝戴它，宁愿当个瞎子什么也看不清，模糊地生活。我只有在看电影或上课时才不得已用它，一旦这些快结束就慌忙地立刻摘掉，不愿让人们看到我难看的样子。
我还得补充说一下，刚戴上眼镜时确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感觉，看到的这个世界似乎是不真实的，虚幻的，一切都太明亮了、太清晰了，失去了质感，很像是舞台上的道具和布景，使我很不习惯，然而不戴眼镜，除了头痛头晕之外，又常使我陷入尴尬。常常对路上碰到的熟人看不清楚，也不敢轻易打招呼。别人可不知你的视力不好，还以为你无礼貌，不懂事。你盯着人家看半天不说话，人家心里不定怎么想呢。所以我在路上往往不敢抬头，不敢向四处看，惟恐遇到熟人长辈，显得无礼。
对于大夫说我患了神经官能症的事我坚决不承认，父母也半信半疑，认为大夫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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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阶段的服药治疗后，我的腿基本恢复了。只是晚上还出噩梦，白天精神抑郁，记忆力也变得非常地糟。我知道我真的得了神经官能症，我的病我心里最清楚。这种病，显然是由于我精神上受了太多的刺激引起的。长期痛苦而压抑的生活终于压垮了一个少年敏感脆弱的神经，使我有了严重的心理障碍。现在看发生这一切也并没有什么奇怪，从家庭生活到学校生活没有一处使我感到快乐，倒是非常的苦恼和忧郁。我讨厌生人，甚至讨厌所有的人，包括父母亲在内。他们总是与我的想法格格不入。我的自闭症到了很厉害的地步，怕见陌生人，干什么都精神紧张，见了人不是手足无措就是脑子发空，说起话来也往往是前言不搭后语，令人不知所云。结果是形成恶性循环，自己对自己越来越没有信心，总是处于懊悔、内疚的心情之中，情绪也越发的坏。干什么事总也干不好让我自信受打击的是，每次见到异性，尤其是年轻漂亮的女人，心里就格外紧张，疑心别人认为自己有淫念或欲和她交朋友的非分想法，不由地脸红耳赤起来，弄得别人莫名其妙。恼火的是，越是担心这样，越是会发生。这种场面弄得自己十分尴尬，别人也极不自在后我的自信心一点也没有了，只有遇见女人就逃避的份儿了。再也不敢和漂亮的女人讲话、接近，不敢看她们。在她们面前我只有装出一副冷漠的样子。我要维护可怜的自尊。实际内心深处又是多么期盼和漂亮女人接近、说话啊！我怀疑自己大脑神经出了毛病，自己整天忧心忡忡的。心想这可怎么好，我已经变成了一个白痴，脑袋也成了个破麻袋随装随丢，再学习不也是白费力气吗。我一趟一趟去看大夫，希望想办法使我不再这样。我认为得这种病很丢人，我不敢对别人讲，包括自己的父母。我总是找不认识的大夫看病。那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从这种痛苦状态中迅速摆脱出来，使我正常地面对生活，哪怕我用我的健康的身体去换，用瘫痪或用两条腿去换，哪怕是用生命交换也在所不惜。我一生并无其它所求了，只求噩梦快快醒来。大夫说我没什么大事我并不相信，怀疑他只是在安慰我。我坚持认为自己出了大问题，精神更加忧郁和萎靡，觉得自己离精神病不远了，人生已快走到了尽头。
那时我经常去医院看病，名义上对大人说是看腿，实际上主要去看头。我认为自己的大脑出了毛病，这使我感到非常恐慌。另外我去医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里有许多东西吸引着我。每一次看到那些东西似乎都带给我某种愉悦，某些满足，使我觉得长大∵进医院一楼东边的男厕所里面，就在每一个蹲坑的木门上，画着许多撩人的字画。上面夸张地画着许多男女**和男女生殖器的“漫画”；有的还题上打油诗。我经常是看完病后，有事无事地都要去那里偷偷欣赏那些淫秽的东西。对我来讲，它是那么新奇！它令我浑身躁热，血管鼓胀，象电流一样震撼着我的灵与肉。每次回来我都会好长时间回味着它的内容。虽然那些“漫画”、淫诗充满了惑人的淫欲和放荡。人们认为它污秽不堪，但我还是看得津津有味。我知道这些都是一些无聊的人或者小流氓们干的，搞卫生的人也经常地清洗，但我还是禁不住它的诱惑，犹如粪坑中的一只蛆，靠吃污秽的东西生存着。当然过后我也被道德唤醒而自责，觉得自己寡廉鲜耻，内心充满了负罪感。
这时期虽然我按时上学上课了，不再无故旷课，但也仅此而已。我仍然把自己封闭在家中，不愿意接触外界，觉得这样才有安全感。在家里我读些文学书，流连在故事王国里。唯有进入里面，我才忘记白天在外面遇到的各种不愉快和尴尬，抚慰着精神的创伤，使得精神得以松弛，像只逃亡的老鼠回到了自己的洞穴里。父母几乎没有注意这些，也许他们仍然还没有从悲痛中解脱出来。粗心使得他们在我最痛苦最无力的时候，也没有向我伸出慈爱的援助之手。而我也极不愿意让大人知道这些丢脸的难言之痛。我困在痛苦的泥沼中，无人递给我一根稻草。我就要死了，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它的原因，也没有一个亲人在我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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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母亲遭到巨大的精神打击后，又加上家里欠了许多的外债，她的脾气更加暴躁了，她变得动不动就跟父亲发火吵架，把生活的挫折和怨气，有意无意地统统发泄到对方身上。甚至认为要不是丈夫来h城，小儿子也不会得这样要命的病。发火也许对她好受些。但丈夫却更加倒霉，因为他的心情也并不好。如此一来，两个人的感情就像天上的月亮，圆满美好的时候一个月也没有几天，而残缺损亏的时光却是占了多数，占了我们家生活中大部分的日子。吵架激烈时，东西被摔的稀里哗啦，瓷片纷飞。尽管都是些碗、盘、杯子什么的，并不贵重，但瞬间迸发出的刺耳响声，就像铁器猛地砸在心灵的镜子上，整个世界都会变得四分五裂，模糊不堪，所有的美好心情也稀巴烂了。他们到最后都疯了似的，像斗红眼的两只鸡，张牙舞爪、面目狰狞。母亲大嚷着“离婚”，说绝不在一起过了，一分钟也不过了。父亲对离婚没有那么大的勇气；他好面子，怕闹到单位领导那里不好看。他嘴上也说“离就离”，“以为我怕你啊”什么的，但却少有底气。犹如我们家以前烧火做饭用的那个破风箱，再怎么使劲推拉也吹不出多少风来了。而气红眼的母亲可没有那么容易善罢甘休，她穷凶极恶的拽住父亲的衣服，非要去找人评理不可。父亲坐在原地动嘴不动腿，说你先走，你先走，我奉陪你就是了。但他只是哆嗦着吸烟。
如此一来，二人的感情受到了严重损害。记得我说过，我怨恨母亲在家中的霸道及强词夺理的作风，对老实理智的父亲充满同情。不过这些只是在心里这样想，表面上我才不去管他们那些丢人显眼的破事！于是我把对他们某一人的不满发泄到他们二人身上，我开始故意不理睬他们，专门气他们，他们叫我向东，我专门向西。当然我不敢表现得太过火，否则我也会被责骂的，引火烧身。
有时我想，不知道父亲在外面有没有女人。我想凭父亲的为人和不苟言笑的性格，那样的事恐怕很难做出，再说母亲和他在同一个单位工作，他没有那么大的胆量。这个单位太小了，谁的一举一动别人都会看得一清二楚。我想要是父亲真的在外面有个野女人，我也能够理解。母亲天天制造的痛苦实在太多了，每天回家对他简直就是牢狱之苦。父亲不善言辞，也不喜表白，又要脸面，内心的苦水也只有他自己才清楚。
不过母亲的可憎可恨只表现在她对人对事胡搅蛮缠的时候，平时的她又展现出她极可爱的一面，完全是另一副样子。特别是她心情好的时候你不知她又是多么的可爱迷人，多么富有魅力！在家里她永远是谈话的中心人物，活跃着气氛，一会笑说这个，一会笑说那个，眉飞色舞的，极富有感染力。家里也弥漫着温馨的气息。虽然她说的大都是家长里短的事或单位的琐事——她也只对此感兴趣，但也正因为此，这个家才有了家的感觉，才有了那个年代缺少的人情味儿。她头脑机敏，能说会道，对人和事极富有热情和激情，这是沉静的父亲身上所没有的。当家里只有我和父亲时，两个人一天连三句话也说不了，家显得特别冷清，沉闷的快要喘不过气来了。而和母亲在一起，情形则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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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和大多数传统妇女一样，她把生活的信念全寄托在了孩子身上。孩子成为她生命的终极目的、终极幸福，她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大人为孩子活着，光大人生活有什么意思啊”。现在她逐渐从失去小儿子的痛苦中缓解过来。既然小儿子不在了，又与丈夫的感情不融洽，她自然而然地寻找着新的感情寄托。丰富的情感使她渴望有疼爱的对象。而封建传统从一而终的思想，使她不可能从感情上背叛丈夫而另寻新欢。她认为那样的行为是做一个女人最不可原谅的，最可耻的。她自然认为孩子才是她人生当中最最重要的成果，才是她的精神支柱，感情生活彼岸的灯光。以前她是为小儿子活着，现在她开始把原来对小儿子的那分失落的爱转移到我的身上。她和丈夫不可能再生育了，她已经快四十岁的人了，身体又不好。我担保如果可以再生的话，她肯定会再生的。现在她别无选择，只能把充沛的爱倾注到我的身上。这对她也是相当的重要，刻不容缓。因为对她来说，想爱而没有目标是一种非常大的痛苦，爱的情感得不到宣泄也是一种悲哀。感情空虚令人难以忍受，去爱既是为了别人，也是为了自己，它是那么无私、崇高和伟大，也是一种自私的心理需求。她需要一种自我心理的慰藉，另一个需要就是养儿防老，将来为自己送终，延续香火、光宗耀祖。伟大的行为同样也带有某种功利的目的。
以前我是多么希望母亲多给我一些慈爱，多给我一点关爱啊！出于这种心理，我不惜祈盼弟弟的死，以牺牲手足之情作代价。现在我的目的达到了。母亲开始把家里好吃的好穿的好玩的都给了我，把所有精力都用在我身上。每天嘱咐我一萝筐的话，要我在外注意这注意那。像是我突然小了十岁似的，从一个少年成了一个刚会走路的儿童。要知道她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过。一有空闲时间她就给我织穿也穿不过来的毛衣毛裤。她一年四季不停地织啊织，织完薄的，再织厚的，样式和织法上也是不一样的。她还给我做了许多棉衣棉裤，总怕我的腿吹成关节炎，后又做了两条驼毛棉裤给我。那时驼毛是很稀贵的东西。
我在家庭中的地位悄悄发生着变化。家里的活也很少让我去干了，我变得无事可做。他们不再像以前，动不动就拿我撒气，现在转而看我的脸色说话了。在我心情不好时，他们也不敢问我更多的话，而我也日渐变得任性乖戾。我对他们由原来的诚惶诚恐变得强横霸道，动不动就耍小脾气，稍不如我意，就会冷淡他们，拒绝交流，做为我对他们的惩罚。渐渐成了家庭中的小皇帝、小公子。
每天放学回到家里，尤其是在吃饭时，母亲就老是关心地问你这个问你那个，问得你很心烦。你知道，孩子们有些事情是不想让大人插手的。一旦她知道了就会大惊小怪。每当我懒得回答，她就没话找话地说。她像个絮叨的老妇人，今天上什么课啦，老师说什么没有，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是不是与同学打架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等等，等等。你如果不搭理她，她就疑心是不是同学欺负你了，然后她就展开丰富的想象力联想下去。要你在受别人欺负时不要还手，她担心毛头小子们没轻没重的，会把我打坏了。并说碰到那些小流氓你根本没理可讲，叫别人去收拾他们好了。还叫你有事一定要告诉老师或者回来和大人讲，由老师或大人去管他们。一向明理的父亲此时也糊里糊涂去帮她的腔，他忘了母亲是怎么欺负他的，他是一个没有记性的男人。也许此时他们连万分之一的闪失都怕。他们的神经已变得如此的脆弱不堪，恨不得每时每刻都跟着我身旁保护我。这使我成了独生子后，刚感到了拥有了全部母爱和父爱的满足，又很快有了一种被爱的洪水所淹没的感觉。好比飞虫挂在了蜘蛛网上一样，身心已被深深的束缚。我想起在老家时，夏天我们在竹竿上粘了糖稀，神不知鬼不觉用它靠近树枝上自鸣得意的蝉，一旦粘住它的翅膀，这时蝉怎么也逃不掉的。
令我头疼的是，母亲会把你随口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会当真，在心里琢磨来琢磨去，挖出我想不到的意思来。她就好比有研究微生物的癖好，把所有的东西都要放在显微镜下观察，放大。要命的是她总是把她想象的东西当成真实的东西。你随便打个嚏喷，她就怀疑你一定是感冒了。你随便说的玩笑话，会不知在什么时候，也许过了十天，也许过了三个月，也许已过了半年，她会忽然又翻出来，证明你是另外的用意。她的记忆力极好，联想能力也是出奇的，我敢说这一点她在世界上无人可比。假如母亲要是从小受到良好教育的话，我敢说，她一定会成为一个极出色的推理小说作家。可是她的杰出天赋并没有得到正确发挥应用，而是走入魔道。危害也比一般人更加可怕，尽管这一点连她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所以对她每每使我懊悔不堪：在亲情和她魅力的感召下我总不由自主地向母亲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和盘说出自己的想法，可是不知哪一天你突然又会有一种作茧自缚、援人把柄的感觉，感到特别特别的后悔。因为她总有一天会利用你的心里话来束缚你的生活，来攻击你。于是我多次暗暗发誓，今后绝不再向她说自己的真实想法，不再向她透露自己的内心秘密，尽管她是我最亲的人，是世界上我最爱的人。然而我一高兴时，往往又忘乎所以了，挡不住母爱至情的诱惑，不能把握住自己。就这样我一次又一次在这种懊悔的矛盾中生活着，成长，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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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我开始凭着自己成了他们的独子，行使着我举足轻重的权力。有时我好几天不与他们说话，使家里的气氛变得很糟。这在以前是绝对不允许的。弟弟在世的时候，我就是被挨了打，也是不许哭的。在她面前你内心觉得再委屈也不能表现出受委屈的样子，必须痛快地回答问话，否则还是被挨打。可现在不同了，我似乎有了底气。他们两人感情不融洽，我又成了独子，他们谁也舍不得再打我，再说我对他们每个人都变得很重要，谁也不愿与我感情不和，搞得关系紧张，使他们自己孤立。他们两个阵营对垒，像当时的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力量相当，我倾向哪一方，哪一方就是赢家。我就像扑克牌中的大王，谁都想拥有我。
总之，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惧怕他们了。对母亲的唠叨大多只是敷衍了事。那天我理发回来，母亲问我在哪里理的，我搪塞到：“理发馆。”当然理发会在理发馆了，这等于没说，我也清楚。我就是讨厌她想掌握我生活中每一点一滴的这种作法。我觉得她在跟踪我的一举一动。每天，哪怕我放个屁她都想知道。对此我反感透了，总觉得自己在她的面前像是被扒光了衣服一样，一点**和自由空间也没有，完全成了一个玻璃人，或者是一具由她牵线控制的木偶。
每当我不愿理他们的时候，我就假装身体不舒服，拿了饭去自己的小屋里去吃，不再和他们在同一个桌子上吃饭。省得他们不断地“关心”你。三个人坐在一起而没有话，显然也有些别扭，家里会笼罩着压抑沉闷的气氛。我躲出去就避免了这种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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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初二后半学期开始，我发育非常快，我的个头像夏天的庄稼一样，开始蹭蹭的往上窜，有时我都能听到骨头拔节的响声。几个月的工夫，就长了半头。尖细的嗓音也变得粗哑有力，不知是心情憋闷得厉害，还是青春期旺盛的冲动使然，有一阶段喜欢上唱歌，一没有人就想喊几句，哪怕感冒、嗓子发炎了都不理会。有好几次嗓子被喊得都说不出话来了。
对男女之间的事也由以前懵懵懂懂，觉得好奇、好玩，变得神秘而极富魅力。我在身体和心理上有了明显的冲动，神秘而强大的磁场释放出愉悦的磁波，我的灵魂变成一根小小的别针，被巨大的磁波所吸引，所吸附，不由自主地向着它的方向奔去，接受它的洗礼。
记得在我童年的时候，就看见我家养的那只漂亮的芦花公鸡动不动就骑在母鸡身上，我只以为它恃强凌弱，逞它的威风呢。我每次看不过，总跑上去替下面遭“欺辱”的母鸡打抱不平，脱下我露脚趾的破布鞋狠狠地扔过去。然后撵得芦花鸡满院子飞跑，咯咯直叫，小院里顿时飞扬起羽毛和尘土。长大些后，见大人们把猪啊羊啊牛啊公的和母的专门配在一起那样，我似乎醒悟了一些。再后来又从狗身上懂得更多了。老家农村几乎家家养狗，它们也经常出来转悠。当在街上碰见一条狗旁若无人地骑压在另一条狗的身上时，孩子们就会跑来主持公道，打“坏蛋”救弱者，所谓路见不平，大侠出手。我们捡来土坷垃、瓦块，追上去哄打那只欺负人的狗，不，应该叫霸道的不讲狗理的狗。但往往是在打上边的狗时，下面的狗也被株连了进来，难逃厄运。狗们被这突如其来的追打慌了手脚，它们本以为没有碍着人的事呢，于是惊慌失措，双双拉扯着踉踉跄跄地开始逃命。当时我很不明白，为什么在他们逃命的过程中不分开跑，使它们跑起来更快些。起初我以为下面受欺负的狗敌友不分，在危难时它还犯糊涂。只以为它们讲义气，讲狗道。我为它们的这种举动所感动，同时也更加激怒了我们，于是没完没了的追打它们。直追打得它们嗷嗷直叫，屁滚尿流。后来才知道它们做的和我们想的根本不一样。根本不是谁在欺负谁，一块拉扯地跑也实在是惊吓所致，迫于无奈。等后来明白事理后，当初追打它们的快乐荡然无存，觉得极无聊。我们在干一件没有人道，也没有狗道的事。搅了人家的好事，实在讨厌和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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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院里的同伴国庆，虽然比我只大一岁，但脸上的青春痘却比我多了不止十颗。看上去简直星光灿烂。他学习并不怎么好，好像天生不开这一壶似的。但是这并不代表脑瓜子不好使，相反，他机灵得象告了油的轴承。他比我淘气，也有胆量，是院里孩子中的头儿。在任何情况下，他的脑子里都有许多的鬼主意馊点子，叫大家不得不佩服。他永远能干别人干不了的事。比如秃小子们都觉得女孩儿挺好玩，对她们心里痒痒的。但大家伙也只是心里想一想罢了，顶多过过嘴瘾，并不能实现愿望。但国庆却真的搞到了一个苗条女孩儿。这千真万确。女孩儿就住在我们院后边的村子里，长得清秀可人，总使人联想起还托着晨露的小萝卜。虽然事隔多年，现在想起来，她苗条的身材和婀娜的背影仍历历在目。他们经常见面、约会。至于身体亲密到什么程度他没讲过。院子里的小明，当时八岁，他用严重早熟的口气说，他曾为国庆他们亲近时在胡同口放过哨。有人急切地一指下面的裤裆，问是不是给弄进去了，小明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好像没有，只让看了看。我听了以后，好几天脑子里也不想别的，只是在寻思在那姑娘的下身国庆到底看到了什么样的东西。心里简直羡慕死国庆了。
我后来因为玩篮球与国庆发生争执，关系弄僵了，二人一直不说话，那事也就从未知道是真假了。不过直觉告诉我，肯定是真的。说心里话，谁不希望有个女相好呢§上说那不正经或不想要的，**成是些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窝囊家伙，要不就是心理变态。大多数人只是有贼心没贼胆罢了，比如我。同时又自卑地想，哪位女孩儿会喜欢我这样的人呢。她们喜欢勇敢、健壮、机灵、能说会道的男孩儿，特别是对那些漂亮自负的女生而言更是如此。又弱又丑的我是她们根本瞧不起的，也许连眼皮也懒得撩一下呢。再一个我心里总有一个逾越不了的障碍，觉得这种事如果叫大人们发现了，实在羞愧得无地自容。我一向脸皮薄，所以，我在身心变化最大的中学期间没有做过“不正经”的事，没有变成“小流氓”，“小无赖”什么的，倒不是心地真的多么地正经、纯净，心甘情愿做一个大人们省心的“好孩子”，而是对自己的“出格”和反叛没有信心和缺少胆量而已，并不是像大人们想象的那么好。我敢说我心底里的淫念并不比国庆少。我一生都佩服那些敢做敢为的人，可我一生似乎都摆脱不了患得患失的毛病，成为不了生活中的强者。我都在靠想象实现我的理想。
学校里男生和女生因为争风吃醋经常打架。有时进而发展成学校之间打群架。在放学的时候，我会经常在学校大门口看见成群结队的人围在一起，那八成是要为某个漂亮的姑娘进行战争。为打架头颅开花，肉葫芦变成个血瓢，断胳膊断腿，折几根肋条的，已司空见惯。也由此可以推见女人在男人心中至高无上的分量，她们是多么的重要。上天把男女弄成这般生死难分，牵肠挂肚，虽然自古出了那么多可歌可泣的浪漫爱情故事，但也使人类自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要说最酷的男生，当数高中那些戴军帽的大同学。当时全国上下都崇拜军人，学生更是追风。戴军帽穿军绿衣服好像同时也有了军人的威风和地位。这些人俗称“勾子队”。另类女生爱穿上窄下宽的喇叭裤，裤脚扫着地，一脸的不在乎。这些人往往又是学校中最漂亮的，我对他们又怕又迷恋，背后人们称之为“圈子队”。
在对女性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下，我憋足气，跑到很远一个偏僻的书摊上，红着脸偷买了一本粉书皮子的性知识手册。我等了好半天，一直到身边没了人才敢伸出手去买。虽然上学有卫生常识课，但负责这门课的那位小迷缝眼女老师几乎什么也不讲，叫下去自己看。书里面内容也过于简单，看了半天仍然糊里糊涂。买了粉红皮这本书后，晚上我就躲在小屋里，背着大人们如饥似渴地看起来。我很怕大人发现这本书，但凡听到大人的一点脚步声，我立刻就把它藏进被子下。我的两只耳朵永远是支楞着象松鼠的一样。为了不引起家人的注意，我用旧报纸包了书皮，上面写上“化学”。每当读它的时候，我浑身的血就往上涌，身上燥热难耐，心脏怦怦乱跳。男人身上的那些性物件随之也有了异样的、愉快的反应。我想就是再正经的男人看了也会身体有反应的。我在急切渴望一些东西。这本书让我明白了许多，尤其是对女性那些神秘的地方。有关女人的部分我不知道翻来覆去地看了多少遍，而对男人的部分只是一带而过。对上面画着女性性器官的示意图，看了又看，心里埋怨图画的太粗糙、太简单了，像个毛线团，一点也不真切，我只好用想象完成着它们现实中的样子。
到了初三最后一学期，所有的课程已经讲完。我的学习看上去仍然是半死不活。庆幸的是，毕业考试只是走形式，实际上几乎每位学生都能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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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五月份，按照教育规定，我们在毕业前要接受一次农村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需要下农村劳动锻炼一个月。这样在思想政治上才合格，才能做“又红又专、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政治表现在当时比学习成绩更重要。为了真正和农民打成一片，体验农村生活，学校要求我们吃住在那里。我们的具体任务是，帮农民在农田里挖抗旱防涝的水渠。为了使学生真正体验农村人的生活，学校还规定学农期间不准回家。
开始母亲听说我要去农村劳动，并且一个月的时间不许回家，她好几天睡不着觉。她似乎忘了我从小是在农村长大的，而且老家的农村生活远比这里的要艰苦得多。她觉得这是一件她儿子几乎不能承受的事。好几天来，一有空，她一边发泄着对学校的不满，一边给我准备穿的、用的，还有吃的。这些需要拿的东西足有两大提包。除了拿换洗的衣服，连牙具、肥皂、香皂、手纸都一样一样分类给我准备好了。老师不让带多余的东西，农民家有被子和用的东西。临走的前一天，她又给我准备了许多吃的烧饼和饼干，还做了一大瓶肉炒酱。好像我独身要穿过撒哈拉大沙漠或者去孤岛生活。清早，我们就坐在学锈来的大巴士上出发了。沿着公路颠簸地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了目的地。这是个叫“陶里庄”的穷村子，我们分住在农民的家中，吃饭由学性己开伙。每人都交了粮票和生活费。意想不到的是，学校的伙食非常地差，每天不是菠菜汤，就是土豆丝，主食是玉米面发糕或黑面馒头。黑馒头有一种霉味料不到的是伙食定量严重不足，我们每天饿得饥肠辘辘，吐绿水。我们怀疑所交的钱和粮票都叫学校老师给贪污了。
每天真正干活挖渠的时间并不长，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一去一回的路途上了；去的时候走半天，回来的时候又走半天。回来走到半道已经是饥饿难忍。也许那时我正长身体的原故，反正消化从来没那么好过。这种感觉小时候曾有过，已经很长时期没有这种强烈的体验了。由于在食堂吃不饱，人更加瘦削，脸也黑，两眼都绿了，人看上去像只狼嵬子。伙食标准按人头给，男女都一样，似乎学校在体现男女平等。可现实情况是，男的不够吃，女的吃不了。绝对死教条。好多女生吃不了又嫌难吃都把饭倒掉了，而我每天虽然饿得从嗓子眼往上吐绿水，但还是没有勇气跟她们去要。似乎饿死是小，“名节”才是大事情。
除了饭吃不饱，这么多人住在一起过集体生活还是挺热闹的。同学们离了家，没有父母家人的看管，大家一起劳动，又吃住在一块，觉得生活非常新鲜和自在。每当晚上，早早躺在床上，大家相互开着玩笑。说着说着，不知道谁突然放出个响屁来，惹得满屋子人一阵笑骂；大家一边笑骂，一边使劲用手煽风。公平地说，这也怨不得“肇事者”，食堂的伙食实在太差了，每人不放十个八个的屁那才有鬼了，他的肚子肯定是铁皮做的。
白老师也和我们住在了一起，他和我们说说笑笑的倒也显得随和。
到了学农劳动过了一半的时候，我还是在全班出了次风头。前面说过，按学校正常规定学生中途是不可以回家的，但校方有一条补充规定给我开了方便之门。就是凡是属于家中独生子女的，可以享受一趟回家“探亲”。那时一般家庭里都有两个以上的孩子。我没想到因为独生子女这一条，在这关键的时候救了我的命，叫我露了脸。反正是在男生个个都饿得骨瘦如柴的时候，全班只有我才有条件正大光明地逃离几天，回家享受几天吃饱饭的好日子。我最得意的是，能回家一趟还是其次，主要是想在同学们面前显示显示自己是“独生子”的优越条件，可以享受特殊待遇，使我有一种与一般同学大不相同的地位。我尤其想让女生们都知道这些。
当我从家再回来时，又拎了一大篮子好吃的东西来。这事果然被别的同学们所羡慕，许多女生们看我的眼神都变了，开始变得温柔起来。当我把吃的分给大家，心里感到说不出的满足和荣耀。我终于在班里有了一次露脸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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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初到城里
第二章弟弟的夭折
第三章母爱的倾斜
第四章踏入社会
第五章难忘的大学时光
第六章家庭催找女友
第七章重返可怕的家
第八章路口在哪里
第一章初到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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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决心讲出我曾经的痛苦和悲哀，我要讲出自己那一段刻骨铭心的人生故事。这些年它像无法治愈的烂疮一样折磨着我，宛如毒蛇一般不时吐出粉红色的信子。诉说是为了忘却，这是拯救我心灵坏死的唯一方法。说实话，我再也无力背负着大山一样的沉重走我今后的路；我已接近精神崩溃的界地。我要扒光体面的外衣，裸露出畸形的身体；我要把胸膛划开，掏出那颗酱紫色的心来，看看它究竟是怎样的伤痕累累。我要让人们知道，我这棵又矮又弯的树木，曾经历了怎样的霜刀雪剑，凄风苦雨……
然后我在荒野挖一个坑，一个千尺深的坑，统统把它们埋葬!埋葬！
下面你会听到我所经历的许多事情，其中包括令人脸红心燥的个人**和家丑。也许你认为我疯了，我的精神出了毛病。为此当初我也十分的犹豫和不安。无形而犀利的绳索紧紧捆绑着我，使我无法动弹，鱼鳞一样多的眼睛斜视着我，我如众芒在背，反抗的结果很可能使我落一个大逆不道的罪名，众人唾弃的下场。这也是本书为什么写了足足有二十年的缘故。经过无数日夜痛苦的思考，我似乎除了孤注一掷，还是别无选择。与其在牢笼中坐以待毙，还不如使劲地喊上几声，或许还有生的希望。或许还能得以摆脱岁月的阴影，从噩梦中醒来，重获新的生命。所以，我决定毅然前行，走自己的路。所幸自己又不是什么名流贵胄，名节的好或坏对他人并无影响；自己本不过是世间的一粒沙尘，随风而来随风而逝，别人并不在意它的有无和颜色。是啊，伟大而浩淼的宇宙，才是永恒的。它才是万物和力量的源泉。人类的生死存灭像韭菜换茬、风车轮转。只有太阳天天升起，地球天天转动着，除此之外，一切都是过眼烟云。人之生命，在历史的长河中永远只是个转瞬即逝的浪花。
于是我又拿起了笔。此时窗外的天空，星光灿烂，宛如火焰在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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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后期，我十四岁那年，对我的生命里程来说，都算是划时代的一年。仿佛阴霾的天空被闪电劈成两半，隆隆的春雷斩断了我的童年生活，给了我另一片崭新的天地。那就是我和母亲就要离开农村，举家搬迁到有几千里之远的h城去了。当然还有我的弟弟。当时父亲刚从内地支边到h城工作，一家四口总算就要团圆了。重要的是我们兄弟俩和母亲从此由乡下人变成了城里人，这对全家来说不可不说是个天大的事！每个人都很兴奋，连觉都睡不着了。母亲那张苦难的脸也时不时地绽放出笑容。她渴望着与丈夫团圆。我感到阳光是那么明媚。梦想像风筝一样在碧洗无垠的天空中飘动、游弋。我充满美好遐想，浑身的血都在沸腾！尽管初春的老家乍暖还寒，外面游荡的狗撒在墙角的热尿转眼变得冰冷，我的心口却像笼屉一样呼呼地冒热气。白天夜里耳朵边都有激昂的锣鼓声在响之，那种亢奋劲儿我很难给你说清楚，除非你有过类似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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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前父亲在内地一个比h城大十倍的城市里工作，听说他当时的单位很大，工作也不错。混得满可以的。一个人的生活过的也舒服自在，除了工作，想干嘛就干嘛，并没有家庭生活的拖累。不想动弹时连饭盒都可以不洗。可在农村的我母亲不干啊，一个瘦弱的女人在农村拉扯着两个小孩子生活，还要每天下地劳动，日子非常艰难。他们曾想过把户口落到原来父亲在的大城市，申请报告打了几百次，每次都是土坷垃扔进深井里，听不到动静。那年头两地分居的夫妻多如牛毛，有的等到退休了还没办成，哪还能轮上年轻人啊。虽然过年的时候父亲都能回来，但毕竟就那么短短几天。平时除非母亲得病，或者实在生活不下去的时候才到父亲那里暂住些日子，——可这终究也不是长事儿。一家几口人挤在六平米的小房里，光睡觉的床就占了屋子一多半。谁放个屁满屋子都是味儿，半天散不净。母亲因无户口又不能工作，当时家中生活很苦，经常连饭都吃不饱，当然也没什么积蓄。就是从牙缝里抠出点钱，也大都折腾在你来我往的盘缠上了。
两地生活中，平时保持联系的唯一办法就是写信。信我当然也看过一些，无非是各自生活上的琐事；相思之情也有点，但都是在信的开始或结束的时候才有那么几句，比如“近来身体好吗”、“多日不见回信，甚为挂念”、“祝你身体健康，精神愉快”等等。几乎每封信上都是如此，不知是真的想念还是写信的一种习惯。这有点像小学生写作文时常用的那种套路。遇到重要的事，双方信就来往的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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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心情不好的时候，总是冲我撒气。她的周围都是坚硬的墙壁，生活如磨盘一样在挤压着她。只有我是她身边的一只羔羊，是属于她自己的东西，属于她的心情。于是动不动她就对我骂道：“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养了你这个王八羔子！”到了揭不开锅时她就骂：“唉——我为什么要养你这个吃货啊！……”有时顺手抓起身旁的东西就朝我打。有一次她抓起父亲过年刚带回来的水舀子，使劲扔了过来，白光光的东西像夜空中长尾巴的流星，沉闷的空气都被擦出了火花。流星朝着我的头顶飞驰，“咣当”一声，它在被我熟练的躲过之后，击中青砖头的炕沿，漂亮的像大头娃娃一样的圆口舀子立时变成了一个瘪嘴的丑老太婆。凶神恶煞的母亲气得直跺脚，心疼把自家最好的东西弄坏了。她没有料到我会闪过，损坏了她的宝贝家什。当然，这更激怒了她，我会更倒霉，她会老账新账一块算的。因为晚上你不可能不上炕睡觉。到时她会在被窝里收拾你，就象老鹰抓小鸡一样。只是到那时看她想不想伸出她的利爪。这完全看她的心情。之前我的心会一直被狠狠地揪着，希望到晚上母亲心情变好，或者邻里街坊的来访，与她说话聊天，使她忘掉还有一个倒霉的儿子可以发泄心中的不快。
回想起童年，当时最大的盼头就是过年。希望自己快点长成大人，不再受大人的歧视，能吃好的，穿好的，能明目张胆地玩上几天。可是，我不知道大人们为什么把一年弄得那么漫长。长得都使我常常绝望。只有过年不用拾粪干活，还能玩些日子弹玻璃球的游戏。能吃上非常香的白面和白玉米面做的二合一的馒头。此时父亲也回来团圆了。父亲和母亲相见后都异常高兴，难以抑制爱人相聚时的喜悦心情。不苟言笑的父亲脸上挂满笑容，声音爽朗好听。母亲一改平日的愁苦表情，那双咄咄逼人的大眼睛格外柔和起来，像是平静的湖面上铺满了阳光，精瘦的脸上荡漾着幸福的神情。她穿着蓝色的卡其上衣，显得干练、利索。花开总有花落时，当过完年，父亲离走的日期越来越逼近时，她的情绪也随之越来越坏，人变得暴躁起来。两人开始吵吵闹闹，母亲的脸都像冻白菜一样挂了冰碴，说话也没有好气儿了。我也像一只小兔子诚惶诚恐，躲在一边不敢大声喘气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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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父亲从朋友那里得到一个消息，北疆的h城有个新组建的工厂需要一批内地业务骨干，算是支援边疆建设。为了鼓励支边，政策规定来人可以解决家属的城市落户问题。实际上许多人支边的真正目的也在这里，只是嘴上不这么说。他们都装作很革命的样子。这时父母他们对我们进大城市已没了多大信心。内地城市本身就嫌人多，把上百万的城里青年都轰到了农村以减轻压力，哪还有心叫你们农村人往城里来呢。虽然遇到这么个机会，但父亲还是担心h城太僻远、落后，我们将来后悔。他思来想去不知怎么办才好。
父亲赶紧把这事告诉了母亲，找她商量。母亲接到信后三天三夜没合眼，几乎也没说话。然后她给父亲回了信，叫他一定办这事。别看父亲很小就到城里工作了，算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但是遇到事，我说的是大事，真正拿主意做决定的还是母亲。她思维敏捷，直爽果断，对事情总能很快拿定主意。而父亲的性格与母亲恰好相反，他考虑事情细致周到，但优柔寡断，总是患得患失，不知到底怎么办才算好。也许他太追求完美了吧。他对支边的事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现在母亲做了决定，父亲也就不再想行不行了，而是全心全意地去办这事了。
此事在老家刚一说出，首先遭到我小脚姥娘的强烈反对。老娘个子很高，由于操劳，很早就驼背了，就像一棵弯腰的高梁。她有着说一不二的家长作风。她说那个地方太荒凉了，也离家太遥远了，一旦去了，怕是我们再也难以相见。在老家人们的印象里，那个地方是流放人的、没有人烟的荒凉沙漠，在天之涯地之角。除了些羊、马、狼之外，再就是不长草的沙漠了，荒蛮的可怕。有个从省城里来我们村教书的青年志愿者，一个漂亮的梳着双辫的女老师，啧啧地说，那地方的虱子比玉米粒还大哩。跳蚤像炒黄豆一样劈里哗拉乱崩。但母亲主意已定，而且是先斩后奏的。两个烈性的女人，谁也不妥协后小脚姥娘指着我母亲骂道：“你这个不听话的死妮子，你是要成心气死我啊！将来你可别后悔！”但无论谁说什么，母亲的主意已定。
分居二地，男人不在家的艰辛日子，也许只有母亲知道它是何种的滋味。
母亲想从此结束目前的这种状况，尤其是结束家里没有男人支撑的生活。苦就一块儿受，福就一块儿享。她实在不想再忍受没有男人的孤独。那种没有男人的无依无靠，无法使心得以放松的感觉并不比生活的艰难对她的折磨小。再说孩子们也都大了，虽然去的是偏远的地方，但毕竟也是个城市，全家都变成了吃商品粮的城里人，孩子将来找工作、找媳妇都要比在农村土窝子里好一些。凭这一点也没啥后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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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那边把事情很快办成了，并给我们发来了户口迁移证。不久父亲也风尘仆仆的回来帮着母亲搬家。至于家里的家当也实在没有什么，无非是几个没有漆过的木箱子，两口大瓷缸，一付多半新的水桶和一根长扁担。还有个做饭的旧风箱，铁炉子，再就是破旧的被褥了。家中最值钱的要数是借钱刚盖起不到一年的那几间土坯房子，但那是带不走的。因为走的急，也只有托别人看管着。万一h城不好，起码还有个退路。邻居本家的一些人都想趁机捡点有用的东西，可在院子里转悠了半天也没发现什么，一副大失所望的样子。
临走前的那天晚上，邻家的同伴小毛来找我。他问我你将来最最想吃的是啥东西。说完他咕噜咽了口唾沫。好像我以后坐火车当了城里人可以享福了。我想了一会儿，告诉他是大米饭。这种饭我以前曾吃过一回，但没吃饱。那香味却刻骨铭心，至今一想起来都叫人流口水，肚子里发出咕咕的鸟鸣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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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龙风驰电掣般地行驶在原野上。在火车上全家人都感到很兴奋，也有点紧张。窗外流动的风景如同一轴长幅山水画从我们眼前闪过，树和电线杆纷纷向后倒退着，我在看它们时，像长腿巨人一样的它们也盯视着我们，那样子真是好玩儿极了。我们像长了翅膀在飞。当几天后的早晨火车接近h城时，窗口外的树木和农作物变得稀疏起来，景色也由墨绿色变成土黄色。少有的几处淡绿成为广袤土地上的一些点缀。弯曲的树歪歪扭扭地站立在旷野之中。北边望去青黛色的山峦蜿蜒起伏，透着寒意。望着大片荒芜的土地，我不禁可惜得心痛。在老家连路上也恨不能种上庄稼，每块土坷垃上都种上东西，可这边的土地却大片大片地闲着、荒着，看着实在叫人惋惜。多么地浪费！我一边看着外面一边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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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到达了目的地——h城。车站空旷而冷清。出了站口，父亲单位有人来接。大概父亲早已告诉了他们我们到达的时间。绿色的旧卡车载着我们晃晃悠悠地向城北驶去。虽说是四月份，但天气仍是寒风刺骨。我们在路上除看见有许多马拉的车外，还看见有一种高大丑陋的怪物拉着一辆木轱辘的车在慢腾腾走。后来才知道那是骆驼在拉着勒勒车。汽车行驶得很慢，因为沙土和卵石子的路面凹凸不平，车晃来晃去的很厉害，像喝醉了酒一般。在我们走过的后面扬起一股黄白色的烟尘。
汽车最后开过一片空地，来到了一个单位的门口。我们被安置在厂子后院的简易宿舍里。那里有几排平房。分给我们的房子大约二十多平方米，一间二厘五的户型。虽然远不如老家的屋子大，但我们还是非常高兴，因为我们从此真正成为了城里人，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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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单位的领导、同事纷纷来家看望，串门。这个单位不大，大部分都是年轻人，而且没有结婚，老一些成家的师傅也大都没有把家属接来。人们很闲，充满热情和好奇，许多人想看一看我们家里是个什么样子的。还有人想看看父亲的老婆孩子们长得什么样。我们既新奇又紧张，母亲更是如此。她一边收拾家，一边热情地招待来家的客人。她的脸因为紧张而泛红。一个星期后总算把家安排得差不多了，父亲开始上班。
这个单位是内蒙建设兵团的一个机关工厂，绝大部分人是从内地各大城市来的知青，有北京、上海的，也有天津、杭州的；南腔北调，形形色色，都穿着像电影里八路军似的衣服，只是没有领章和帽徽。后来偶尔看见个别人有，据说那都是领导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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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安排好后不久，父亲就忙着为我解决转学的事。
一天上午，父亲用自行车带着我——这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由父亲驮着，我很不自在。从小很少见到父亲，更是很少与他单独在一起，他在我心里更多的是个值得骄傲的符号，没有多少具体内容。在城里的“爸爸”，，这是许多农村孩子所羡慕的，但他对我来说陌生的像个家里来的客人，感情上并不比赶集时遇见的生人更亲近多少。他在我的面前总是一脸严肃的样子，从不与我嬉戏和玩笑，似乎他从来就不爱我。起码是不喜欢我。
事情很顺利。父亲把户口和我在老家上学的证明给校方看了，转学的事很快就办妥了。我从此就正式成了这个学校初中一年级的学生了。初一年级共分四个班，我在二班。班主任姓王，是位四十岁上下的女老师，圆脸庞，看上去较胖。当我第一天来上学，由她从学校前面办公室把我领到学蓄后一排的教室里，给我安排好座位后，她冲我亲切地微笑着点了点头，走了。她对我有种似亲人一样的感觉，我心里踏实了许多。第一节课是一位梳着长辫子的年轻女老师上的，她漂亮、洋气得使我不敢抬头看她，她的嘴唇油润得闪着亮光，从那里边吐出一串串像紫葡萄一样的圆润的声音。我一句也听不懂，那是堂外语课。可惜我在老家从来没听说过外语课，因为农村的学校一年放半年的假，农忙季节随时都会停课。倒不完全是家长拦着孩子们上学，学校就有自知之明，一遇到农忙就赶快放了假，否则的话教室里也来不了几个人。
我孤独地坐在全是木桌椅而不是由土坯垒的漂亮教室里，心里有些发慌，觉得别人都在看自己，嘲笑自己呆笨、土气。神经一紧张，鼻涕就流了下来。我不敢出声去擤，只好悄悄抽进嘴里，咕咚一声，咽了。长辫子老师在上边叽里咕噜地讲着，仿佛在说鸟语，而我犹如一只小鸡误入了鸟群。幸好班主任王老师理解我的心情，她见了我，安慰我先不要着急，过几天等她把课本给我买到，然后给我赶赶课，相信我很快就能跟上的。
学校实际上是所“戴帽”小学，除了小学各年级外，还设有初一年级。我在老家也上过几天的初中课，但是两地的课本内容并不一样，特别是我的小学和没上也差不多。这里的教法和学校的规定与老家的也大不一样，所以我除了紧张还有些茫然。许多东西不知该从何学起，遇到问题我又不好意思去问老师。原因是我一张嘴众人就不怀好意地齿笑，这样发生过几次后，我就尽量不与人讲话。我认为城里的孩子大都心怀叵测和刻薄，远不如农村的孩子纯朴、善良。
弟弟还不到上学的年龄，就自己一个人在家属院里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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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作为本厂职工家属，被安排在车间里做熟练工。她天性好强，又要面子，不愿被别人说出什么，干活时非常卖力，从不偷机耍懒。常常别人聊天歇着，她在拼命地干活。结果是她一回到家里，就感到精疲力尽，不由得向父亲抱怨她们车间里的哪个人又懒又尖，不干活反而还欺负别人。他们车间里除了一部分是知青以外，还有许多是家属工。一群女人家在一起，自然婆婆妈妈的事儿不会少。好几次母亲发牢骚说哪个主任的老婆仗着早来几天，总是在欺负她。父亲那张本来就呆板的脸就更加沉重了。母亲由于激动脸涨的通红，唾沫星子乱飞，说话的速度也非常快。我惊恐地躲在一边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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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的时候我虽然学习上吃力，但对生活觉得很知足。毕竟我不像在老家时需要干那么多农活了，现在可干的也只有放学回来扫扫小院，做做饭什么的……这些活比起以前我所干的活，简直是小菜一碟了。再说，此时母亲对我的冷酷也好象比在老家时减轻了一些。挨打的次数少了，当然拿我当撒气筒挨骂的事儿还是时有发生。可能父亲毕竟在城里待得时间长些，有些修养，所以他很少打我，骂也不多。但是我也并不因此就感激他。他对我的态度一直很冷漠，从未有过亲昵的表示。我弄不明白，他是不习惯表达，还是压跟儿不喜欢我。他对于我就像邻居家的叔叔，我对于他就像邻居家的小孩，中间永远隔着一堵栅栏。
经过一段适应，我的学习有了长足的进步。可能自尊心使我不想永远落后。当然我也像我的父母亲一样极好脸面。这个毛病救了我也毁了我，自然这是后话了。当时我除了在学校的书本上找到些乐趣，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了。有一天王老师下课后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微笑着递给我一本小册子，是本故事集。里面都是很短的生活小故事，她叫我认真读一读，或许对我的语文有些帮助。那时候能看到的学生读物非常少，书店里仅有的也就那么几本，大都是敌特分子和地富反革命分子搞破坏，公安人员和人民群众怎么与他们斗智斗勇，最后这些坏蛋终于落网之类。我在这之前除了看过几本小画本，跑几里夜路到邻村看过几次电影和几场农村人自排自演的样板戏，躺在被窝里听人讲过几段鬼故事，除此之外，似乎再也没有什么了。
尽管我的学习赶了上来，后来甚至变得很优秀，但我在学校并没有因此感到多少快乐。我甚至有些发怵上学，尤其是上自习课和我内心喜欢的体育课时，对课间休息也是如此。上体育课时，黑脸体育老师总是先叫全班同学排成队，绕着操场跑圈作为上课前的热身，而他则躲到屋子里远远地看着。他喜欢与年轻女老师聊天，打情骂俏，虽然身高马大但懒得要命。这给了我们班里的无赖们有机可乘的机会。他们会故意踩我的鞋子，上演他们的恶作剧。他们在我后面踩一次，我就狼狈地停下来提一次鞋，然后再费力地去追我前面的队伍。好不容易等我追上，不一会，他们又会故伎重演。明知他们是蓄意的我却不敢声张，因为老师根本就不管!男生中没有人同情我这个乡巴佬。也许我还有女生缘吧，倒是经常得到好心女同学的同情和怜悯。有次我后面的女生实在看不下去，上前狠狠踢了一脚那个欺负我的混蛋男生，可笑的是那个平时凶神恶煞的家伙，此时像个挨打的哈巴狗，疼得呲着他的龅牙，却不敢翻脸，立刻温顺老实了。我内心对这个侠肝义胆的女同学充满感激之情，只是由于害羞并不好意思说什么。但我对她的由衷感激和敬佩却一直到现在。听人说她是驻军部队某师长的女儿，她的个子比我们班大部分人都发育的高且壮。她长着一张月亮似的圆脸，尤其是胸前特引人注目。圆鼓鼓的，像装了两只大白兔，跑起步来一窜一窜地十分扎眼。可是我对她并无半点邪念，只是朦胧中感到有些好奇。再说我怎么会对我心目中的“恩人”有不敬不洁的念头呢，那我还是人吗!
学习成绩好，别人以为我脑子聪明，实际上蛮不是那么回事。我对自己的事最清楚。我无非是比别人勤奋点罢了。这有点象是盲人一旦失去视觉以后听觉一般都要好一样。我就是这种情况。在老家时，哪里有这么好的学习环境，哪里有这么多的学习时间，现在看到“小混混”们一上自习就打打闹闹，上课专门与老师作对，说实话，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我觉得那样太可惜了。这并不是说我有多么上进，人有多么乖，而是当时我确实是这么想的。对于物质生活我已感到很知足。我的学习成绩直线上升，好几次考试都得了满分，连老师和傲气的学习班长都不得不对我刮目相看了。学习班长希望我们以后要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呢。我很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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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里的男生女生之间是不交往的。对于异性都有些害羞，之间的关系变得格外敏感。似乎说一句话，拉一下手，就会失去童贞，怀孕，成了流氓似的。每当发现有男女生说话，就有人起哄，怀疑二人有不轨的念头，成为大家以后耍笑的对象。我天性腼腆，又有些自卑，自然不敢和女同学说话，更别说与她们交往了。只是有时偷偷扫一眼女班长的背影。就像贼偷瞟一下目标。她叫徐帆，一副窈窕轻盈的身材，配上她身上穿的花裙子，给人一种仙女下凡的感觉。使人看一眼便砰然心跳的是，她长着一个布娃娃似的才辈出 圆脸，樱桃小嘴一笑时就露出一对小虎牙，笑容似杏花绽放，灿烂得晕人之你只要一想到她，就仿佛盛夏饮了一杯甘露，令人心旷神怡，心清气爽。每当看见她带小虎牙的甜美笑容，我都久久激动着，品尝着那蜜糖似的滋味。如同走过鲜花身旁，芳香长久地不肯褪去。我说过，我没有勇气盯视她，大都是假装不经意间向她瞟一眼而已。似乎就连这都需要在心里暗暗地预谋一番。每次她过来收作业，往往侧对着我，站在桌旁说“交作业！”我便红着脸从桌下的绿矾布书包里找出作业本，交给她。有的时候需要半天的功夫才能找到，并不是我存心磨噌，也不是书包里有太多的书，而是心慌得太厉害，越着急越翻不见。我从不在意她对我说话时那种冷冰冰的口气，因为她对所有的男同学都是如此。其实她是蛮温柔又爱说笑的。唯独对男生才这么凶。我倒是希望她气哼哼地来对我多收几次作业本。如果赶上一天她来要次作业本，我的心里要兴奋好几天呢!
到了冬天，教室里格外冰冷。屋里没有暖气，只有一个取暖的大铁炉子。每到下课铃一响，男生和女生就发生挣抢火炉的“战争”。这往往看谁的身手敏捷，谁先围坐到它的旁边而定。男生如果失手了，只好到屋外面去晒太阳。三三两两挤在墙根下说笑或打闹，有的跑来跑去，玩逮人的游戏。还有时抓个“受气包”，众人把他围在中央，然后你推一把，他搡一下地“炒”着玩。同学欺生，众人欺软，开始我是常被人“炒”来“炒”去的。尽管你很恼火但没有用，谁敢和众人动怒啊！你只能忍着。当外面的男生被冻的难以忍受时，他们就捡些炉渣趁女生正说说笑笑不注意的工夫，猛地扬了过去，企图把她们从火炉旁轰走。但这一招往往不灵，撒出的炉灰渣总会变成一阵疯狂的怒斥和骂声。“喂，哪个不要脸的……这么缺德！不得好死！”“有种的站出来，别躲着……”伴着一阵激烈的吱哇乱叫的女生大合唱，她们用手拍打着头上身上的炉渣。男生们面对一屋子的骂声只是偷偷的做出鬼脸。现在想起来，其实他们内心也未必真的想把她们从火炉旁赶走，只是想招逗她们罢了，目睹一下女同学在发怒时的样子。似乎还想证明给其他男同学，他们对女色并不在乎，也不留情面，敢犯上作乱——逞一下男子汉的威风。我既没有那种“恨”，也没有那个胆量，我对她们只是心仪和默默地欣赏。只是表面上装作是冷漠的。认为自己的心思绝不能叫别人看透，否则还能活吗。所以我从不主动和女同学讲一句话，以表明我的纯洁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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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母亲和父亲天天生活在一起后，母亲对父亲的表现开始大为不满，他们之间的冲突多起来。母亲那怪张暴戾的脾气，喜怒无常的性格象间歇性癫狂症经常发作。尤其在车间干活不顺心或者太劳累了，更是如此。她总想把怨气迁怒于别人。回到家不要说别人去惹她，躲她都唯恐来不及呢。她会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说别人随便一句话，就大发雷廷，发火找茬儿。尽管我们十分小心，看着她的脸色做事、说话，她也会寻机发作的。因为她的心理别人是捉摸不透的。她就像一个超负荷的气球，终究会爆炸的，只是不在这时爆开就在另一时爆开罢了，谁也别想把它不声不响的弄瘪了。否则她会憋屈死的。父亲和我们一样也成了她的出气筒，只是父亲这个出气筒不像小孩子一样那么软弱。父亲过惯了以前的单身生活，一下子还不适应作为一家之男人的角色。母亲埋怨他从不为家操心，不爱干家务，既是去干也是笨手笨脚，让她难以看下眼。当父亲对母亲的唠叨实在难以忍受时，也就忍不住反抗，所以弄得二人经常口角不断，有时还大打出手。父亲以前大概没料到，全家生活在一起会有这么多心要操，这么多事要干，还要生出这么多的矛盾。油盐酱醋，劈柴打炭，买粮买菜做饭，这些琐事使他感到心烦和劳累。他的心变得很沉重，有时也不由得发火。
他们或许需要适应这种新的生活方式，需要全家人在一块过活的磨合。以前两部各自转动的齿轮，现在连到了一起，咬合到一块，哪个太快或太慢都会产生不和谐，损坏齿轮的寿命。他们都想在家中的事情上做主，让别人听命于自己。母亲纯属由她的性格使然，而父亲则由于男人的自尊心而这样做，所以冲突就在所难免。吵吵闹闹，已是家常便饭。哭声骂声摔东西的声音，象我们家生活剧中的主题曲，主旋律，不时地响起。每逢这时候，我和弟弟的心就揪到了嗓子眼儿，屏住了呼吸去听这实在难以卒听的东西。就像一把碎玻璃碴子揉在心上。我们张着惊恐的眼睛，乖乖的躲在一个角落里而不知所措。我机械地一遍又一遍地擦拭着壶盖儿，把它擦得光亮亮的，如同明镜一样。但是他们对打架真的像有瘾似的，几天不打就难以忍受。要知道他们虽然结婚十多年了，但真正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并不长，也许加起来连一年都不到。假如以前生气打架还有思念之情帮着化解，还想尽可能珍惜难得在一起的时光的话。现在则不同了，天天在一起了，想躲开对方都无处可躲。母亲埋怨说煤快烧完了也不想办法；炉筒子里挂满了烟尘也不拆卸下来清除一下，弄得满屋子是烟。难道想把全家都熏死！看看那炉火温死不活的，半天也做不成饭，越发气得要命。父亲也不吭声，不知是觉得自己理亏，还是怕别的什么，反正能立刻去做的也就去做了。但有时母亲的唠叨并不温和，会严重刺伤父亲的自尊心，于是他像被追赶到死胡同里的一只狗，一看四周实在无处可逃，于是转回身大声地朝母亲汪汪几声以示反抗。母亲对父亲不得已地狂吠并不心慈手软，而是更加疯狂地进行痛击。于是一场“战争”也就在所难免了。无论是吵架也好，动手也好，母亲总是先发制人，采取主动。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常规武器和非常规武器一起用，并不受战争法的任何限制。只要能赢得胜利，她会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可能仗着自己是女人的缘故，她充分占有撒泼耍赖的优势。无理搅三分，得理更是不让人。如果父亲愤怒之下摔破一个碗，母亲就会像母老虎一样不顾一切地扑向父亲，乱抓乱挠。一次，她甚至抄起身边锋利的剪子冲了过去。幸亏父亲及时抓住了她的手腕并把它夺了下来，要不还指不定出什么人命。父亲胆子小，见母亲歇斯底里的样子，心里难免发怵，所以很少敢和她硬来。不到母亲逼得他忍无可忍的地步，也就不说什么。这样日子一长，父亲在家中的地位也就处于劣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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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从小也挺可怜的。他还在娘肚子里时，他的父亲就死了，据说当时还不到二十岁，，所以父亲从来就不知道他的父亲长的什么模样。他和他爹的生命有些像一对一的接力赛。一棒接一棒，不能同时跑向终他的寡妇母亲后来也改了嫁、走了主。父亲十来岁时只好投奔到在外地城里的一个远房亲戚家，先是给人家看孩子，后来又当学徒。亲戚家也不富裕，收留他已实属不易，所以父亲也很懂事，自然处处勤快谨慎，不让人家嫌弃。从小寄人篱下的生活，使他胆小、本分，老实巴交。凡事能忍则忍，遇到事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从不有意找别人的麻烦。在内心对于不受别人欺辱他已存感激之情，他从没有侵犯他人的**和勇气。他对人极谦和善良，只是有些过火，显得软弱了。心理上的被动、保守和脆弱，使他很像只一有风吹草动就惊慌失措的羚羊。
这天是星期日，不上班，母亲的间歇性神经发作症又犯了。一大早起来就开始唠叨父亲。内容当然还是老一套。说父亲对这个家这也不管，那里不管。你看看邻居“刘胖子”多会过日子，连下班回家都低着头走路，为的是碰到地上的木棍儿、煤块什么的好捡回家，可你呢，多会儿寻思过这个家，她说。相反，坏毛病倒是一大堆，又抽烟又喝酒……
父亲有抽烟的习惯，他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已被烟熏得焦黄。抽烟成了母亲攻击他生活奢侈的一个把柄。实际上他抽的烟是很便宜的那种牌子，不是廉价的“太阳”就是“玉叶”，当时也就是一毛多钱一盒。可在当时每人工资很低生活拮据的情况下，每月的烟钱也算是一笔不大不小的开支。开始，感到理亏的他也曾戒过几次，但最终都没有成功。他在车间当主任，下面年青工人一大帮，几乎人人都会抽烟，在一起时，他感觉有时相互抽根烟好像感情融洽了许多，利于工作。跟这些小青年太正统了是不行的，他得和他们称兄道弟打成一片才行。父亲肯定是不能光抽别人的烟，相反，他倒是给别人烟的次数多些。所以这烟也就自然戒不成了。至于喝酒也无非是在家吃晚饭时喝上一小盅，麻痹一下疲惫的神经。现在听母亲对这些嗜好不依不饶，他有些委屈地说，“不就是那么点烟酒吗，这就成天唠叨个没完没了。干脆，你把我的嘴堵上算了！”
一向火爆脾气的母亲，一看父亲这态度，不由得火气顶撞到脑门：“你就不是个过日子的男人！听你这口气还有理了？！你还要怎样呢，除了只顾你自己，还管过别人吗？管过这个家吗？我都浑身疼了好几天了，你问过没有。——你才不走那心思呢，恨不得我早死了，再回去找那个女人！”——母亲越说越气，越说越伤心，嗓门也大了。
“放屁！你除了瞎扯巴啦还能干什么！”父亲一听母亲后面的话全身立刻像被电打了似的，他觉得母亲又在胡搅。
父亲以前一个人在那个城市时，听母亲说他好像有个相好的，是个老姑娘，三十多岁还没结婚，脸上有些麻子。据说她还等过父亲好几年，想等他离婚后嫁给他。——不过这只是听母亲说的，到底这件事是真是假我从来也没好意思问过父亲。现在父亲听她往这事上扯干系，他能不急眼吗！
“你才放你娘的屁呢！心虚了不是？！觉得对着孩子们说这些没脸了是不是？！——那你做不道德事儿的时候怎么就不觉得没脸呢？！你有种别去做啊！真是随了那句老话——有什么样的娘就有什么样的儿子!！”
狠毒的母亲一旦发起脾气来什么也不管，哪儿有伤口就往哪儿捅。他娘的身世曾经是他的屈辱，因为她娘曾有过一段难以启齿的历史。事情是这样，解放前父亲的家族在本村也算是有些家产的富户，那一年国民党部队要经过这里，父亲的几个叔叔带着老婆孩子都跑了，上边的老人却叫我父亲他娘，也就是我的奶奶留下来看家。父亲的爹死的早，他娘没有了男人，人家明摆着欺负这对孤儿寡母。结果，国民党部队的一个大麻子团长看上了父亲他娘。那时他娘刚好二十来岁，像夏天地里的甜瓜正是水灵可口的时候，那团长先是强奸了她，然后又逼她做了他的三姨太。父亲他娘觉得失了妇道，往后没脸见人，几次寻死，都被大麻子的人发现了。她往后在本村没法再呆了，只好跟着大麻子一块走了。父亲被遗弃后，只好跟着他的爷爷奶奶过。当时父亲的娘曾想带儿子一块走。可大麻子不让。并说再看到这个嵬子就一枪崩了他。可恶的是，父亲本家的那几个叔叔婶婶本来就黑眼这孤儿寡母，如今出了这种事，越发变本加厉，说是父亲的娘没了男人就去勾引当兵的，给家族丢了人。父亲当时虽然还小，但也知他们的恶毒。所以也就早早跑到外地投奔到了一个远房亲戚家。对于家族里那些人的所作所为，他后来一直耿耿于怀，始终不肯原谅他们。听说父亲的娘后来跟大麻子又生了个姑娘，但是因为改嫁了，父亲后来也很少与她们来往。再后来他娘没几年也就郁郁而死了。
这段往事本是父亲的伤疤，母亲是知道的，以前她对此也深表同情，流过不少的眼泪，现在她在情急之下就拿它来攻击父亲。可见女人向来是不讲道理的，只受情绪、感情的支配。如今母亲突然气急败坏地用刀子来戳这块伤疤，父亲禁不住愤怒起来。但事实是毕竟有过这么段历史，没办法，他只是全身颤抖地骂道：“你，你不是东西……”说完这话后，他就找不到别的什么话了。
母亲见自己的话句句像锥子扎在他身上，痛的父亲嗷嗷直叫，感到很解气，就剩胜追击说，“我不是东西，不知谁才不是东西呢！当初也就是我瞎了眼，嫁给你这个穷光蛋，要什么没什么，比叫花子也强不了多少！连结婚棉袄都是叫别人给做的，——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哩!”父亲觉得她的每一句话就如挥舞的长矛，枪枪都直逼要害处，自己实在不是她的对手，而且越闹下去越觉得自己理亏，到最后自己连一点理也没有了。母亲说的也的确是事实啊。于是他败下阵来，不再出声，坐在小凳子上，一口一口的闷头抽烟。
母亲虽有些神经质，但却是个天才的辩理高手。一到这个时候她就情绪高昂，脑子反应极快，话也来得迅速，巧妙的把一件事扯到另一个事上，从这个不利的地方跳到另一个对她有利的地方。她永远都站在有理有利的地位，桥父亲的鼻子走。而父亲相比起来就愚钝多了，他似乎刚抓住理占了点上风，而母亲却又跳到另一处占据了有利的地形。父亲只好像跟屁虫似的跟过去，重新步阵、仓促交锋。他总是疲于应付，被动作战，稍不留神，被母亲抓住弱处，又是一阵狂轰滥炸。直炸得父亲抱头鼠窜，屁滚尿流。而母亲兴高采烈，哈哈大笑。所以父亲也好，还是我和弟弟也好，心里总有这样的感觉：开始明明父亲占理，叫人可怜同情，好像一只被狼追赶的绵羊，是母亲霸道无理，在胡搅蛮缠。可是到最后不知怎么回事，反倒总是狼把羊说的理屈词穷，哑口无言。狼成为正义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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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他们对吵架感到挺过瘾，就像酒鬼发了一次酒疯，情绪上得到了宣泄，觉得很舒服。也许对他们来说，这就好比刮过狂风的天空，之后依旧碧空如洗，不留任何痕迹。可在我的心里远非那么容易吹散这些压抑的乌云，那是一块渗透进纸里的污渍，绝不是用橡皮擦几下就能擦掉的。我非常的痛苦。就是现在想起这些，我也压抑不住愤懑的心情！作为儿子夹在他们中间，看到世界上两个最亲的人开战，厮杀，无疑觉得世界正走向末日，天塌地陷。你不知该向着他们哪一方，也实在不忍心站在哪一方去对付另一方。毕竟他们两人都是自己最亲的人啊！我只是默默地承受着亲人的倒戈，相煎相残，在心里评判着他们的孰是孰非。当初他们发生冲突时，我还忍不住去哀求他们，哭着哀求他们别再吵了，别再打了。但他们根本听不进一个小孩子的声音。到后来吵架打仗成了家中的常事，我对他们也彻底失望了。我暗暗发誓不再管他们，哪怕打得天翻地覆，你死我活！心里想他们没有一丝教养，也实在不配做孩子的家长！是为大人们丢脸！他们是寡廉鲜耻之徒！有时他们争吵的理由说出来实在可笑，就像是三岁的幼童无理取闹一样。比如一句话，一个玩笑，一个芝麻大的事儿，连我们小孩子都认为是不应该计较的，他们也会大打出手，搞得乌烟瘴气。他们已把吵架当成了一种家庭消遣，生活刺激。就好比炒菜必须要放盐似的。至于孩子们所受到的精神创伤他们也许根本不去想。看到他们的所作所为我就恨他们，连看都不想看他们。心里默默地诅咒他们，这也许是他们不喜欢我的原因之一。他们也许在内心还是希望我出来不厌其烦地阻止他们打仗，劝他们住嘴住手，这样他们无论哪一个都能下台阶，面子上也好过。但是我就是死也懒得去理睬他们。越是觉得他们这么想，我越是不这么去做，不让他们得逞。他们又何尝想过我们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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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越来越不喜欢城里的生活了，它使我压抑、自卑。我像这个城市的私生子，由于没有正经的名统在人前抬不起头来。城里人的矫情、刻薄、奢华、繁节的礼仪习惯，使我更加怀念农村老家那纯朴的乡风。因为父母三天两头的吵吵打打，“战争”不断，我的心情像一堆臭狗屎，坏透了。我在外面的生活也是令人的不快乐。叫我最苦恼的是，我一张嘴说话，周围就充满了讥笑声，他们认为我的老家话土得掉渣。在课堂上回答老师提问时，尽管问题答对了，可话是不对的，不符合城里人的习惯。经常是话音未落，便会引来一片讥笑声，有的人还会小声的模仿几次，那认真的劲不比学外语差。我当然也希望自己能说一口纯正流利的普通话，但是舌头像铁皮一样硬，总是不听使唤。我怨自己，更恨他们。心想他们的话就那么好吗，尤其是本地口音，听上去像羊拉屎后的叫声，猪吃食时的哼哼，可他们还挺美呢，并不以为羞，相反却对我大加嘲笑。完全是仗势欺人，乌鸦落在猪身上，只看到别人黑，没有觉得自己黑。令人难堪的是，下课游戏时或在上下学的路上，他们都会模仿我的口音取笑我，我只好脸红地低下头，装作没有听见的样子，因为我不敢和他们争吵打架，也打不过他们。他们个个都比我壮，比我个子高，又是一群人。我气恼尴尬但又无奈，心里诅咒他们是一群蠢猪！早晚有一天走路碰在电线杆子上撞死！
可恶的是连本家属院里的熟人也不放过我，一块欺辱我。一天吃完晚饭后，秋天的夜幕正要降临时，父亲叫我去前面厂子院里找大个子高叔叔来说会儿话。高叔叔是父亲的老朋友，原先就在一个单位工作，有二十多年的交情了。他没有把家属迁来，只一个人。这天他下了班吃过晚饭就到厂部活动室打乒乓球。他打的一手好球，一般人都不是他的对手。我听说他在那里，就一蹦一跳地兴高采烈地去找他，也想借机看看打球。因为我也很喜欢乒乓球，只是一直没有球台没有机会玩，现在能去看一下大人玩也很高兴。推门进去，见屋中央放着一台蓝色乒乓球案子，两侧围了许多看球的人，白炽灯照在空荡荡的墙壁上非常刺眼。我找了半天，发现高叔叔正在全神贯注的打球。他穿着两股筋背心，蓝色大裤衩，像一只大虾米。众人都在看球，没有人注意我这个毛孩子。我挤不到高叔叔跟前去，只好在人缝中向他喊：“高叔叔，我爸叫你去我们家玩去……”。可惜第一遍声音太小他没有听见，我只好提高嗓门又大喊了一次。这次不但他听到了，而且全场所有的人都听到了。接着人们是哄堂大笑，笑我那憨笨的老家口音。直笑得前仰后合，捶胸撅腚。高叔叔也笑了。我知众人在哄笑我，顿时涨红了脸，赶紧推门跑了出来。
谁知这句话，后来竟成了家属院大人小孩百学不厌传流不息的“名言名调”，成为嘲笑我老土的把柄。他们给我起了个绰号叫“土娃子”。而我是最忌讳别人说我土的之，它成了我以后好多年的噩梦，成为甩不脱、缠着我不放的咒语。无聊空虚的知青们正无事，忽然觉得这挺好玩，就把它当成笑料来流行了。许多人见了我就朝我挤眉弄眼地嘲弄地说“高叔叔，我爸叫你去我家玩去……”。说实话，一些人还真学得惟妙惟肖，就像从那臭嘴里吹出了一串彩色的气泡。只是那油腔滑调的语气，充满嘲笑奚落的神情，叫人难以忍受。显然他们不是在对你开善意的玩笑，而是在鄙视你，嘲弄你，戏耍你。我羞红的脸象一张大红纸，恨不得立刻从地缝钻进去，或者长了翅膀逃走。但那只是幻想。我只是长了两条腿的普通人，在跑开之前只能任他们随心的戏弄。就如是他们手中的尿泥，任他们随心所欲地捏。当我父母在时，这些家伙们也并不发慈悲，照旧上演这样的恶作剧，它使我尴尬万分。而且我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得吞下这种恶作剧和侮辱的结果。他们把我脆弱的自尊和人格踏到脚下，利用我的软弱来满足变态的**。他们拿别人的难堪换取自己的开心，用虐待别人来娱乐自己填补生活的空虚，没有一丝一毫善良和同情之心！他们的同情心和怜悯心已经叫狗给吃了。
这正是应了那句老话——“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我开始怀疑人到底有没有善良之心，倒是对一些人用折磨别人来刺激兴奋自己的嗜好看得一清二楚。不但可恶的大人这样，连院里的孩子们也是如此。它像瘟疫一样，从一个人传染到另一个人后连三岁孩子见了我都会怪腔怪调地对你说“高叔叔……”因为你不可能对所有的人去翻脸，况且那也是丝毫没有用的，倒是往往会提高了那些恶人的兴致，他们似乎验证了恶作剧的效力。你愈尴尬、愈气恼，他们愈得意，愈觉得过瘾。所以我对于人的恶毒和缺少同情心，包括小孩子在内，深有体会。我很早就体会到了人性中最可憎的一面。人们谄媚强者，欺辱弱者，一向如此。人们喜欢把欢乐建立在取笑他人、虐待他人、残害他人的兴趣上，斗牛拳击何不是如此，看鸡伸着脖子红着眼掐架，观蛐蛐厮杀又何不是如此啊！如果缺少这些，他们就感觉不过瘾，打不起精神，生活没意思，他们就想尽办法制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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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我不愿与本院的孩子们玩耍了，也尽量不去厂里，生怕遇见那些搞恶作剧的无聊知青们，以免使我难堪。每次被人取笑后，我好长时间都会处于沮丧之中，烂心情总难以消褪。在人前抬不起头，觉得生活那么残酷丑陋，对未来也没有了信心。每次都需要好长的一个时期为自己的心疗伤，就像一只受伤的小老鼠，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恢复元气。然而往往是旧伤未好，又添新伤。当初成为一个城里人的快乐和自豪感已荡然无存。显然我只是城里面的“二等公民”，成了被人取乐逗闷子的对象。我被众人踩在脚下，像只蚂蚁，任凭人们肆意地蹂躏、踩踏。
说来也是，我确实有些倒霉相。不知是先天不足，还是童年的生活折磨所致，人要比其他同龄孩子瘦弱得多，也更丑，宛如一棵得不到施肥的高粱苗子小经常的挨饿，使我有种面黄肌瘦的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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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快乐也不能算是一丝没有。附近单位里有一个篮球场离我们住的院不远，也就是五十来米，平时吃过晚饭，特别是天长的季节，院子里的孩子们都去那里玩。在家里每当听到从那里传出来的呼喊声，吹哨声，跑步声，还有球落在地上发出的咚咚响声，都使我心里痒痒的，坐立不安。我常跑去看。刚开始我不敢进场，只站在老远的地方上看，有时球不小心跑出了场外，我才有机会跑过去接近它，把球为那些我羡慕也嫉妒的人捡回来。当我摸到那只绵软粗皮的圆家伙时，感觉好极了，快乐极了。我常为球跑出场地的次数太少而遗憾，我多么希望它能多跑出场地几次并跑得远一些啊20
然而这点极有限的快乐也很快被另一种羞辱所取代。有时我想我少年时期的快乐大概象沙漠中的水份那么稀少，即使偶尔有雨露的降临也会转眼即逝，被热浪所湮没。
弟弟上了一年级以后，功课很少，大部分时间仍然是和他年龄差不多的小伙伴一起玩耍。弟弟长着一双大眼睛，这双格外乌圆机灵有神的眼睛，透出了他的聪颖和机敏。正因为这，也遭到了一些人的嫉妒。他们把弟弟又当成了取笑的材料，不知谁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金猴儿”。意思是他像滑稽可笑的大圣孙悟空，那个全身长这长毛，鼓脸尖嘴的丑家伙。我从来就讨厌别人给起外号，尤其是这种拿别人的长相开涮的带有取笑人的外号。这分明又是人们不怀好意地耍弄弟弟，就像拿我的“高叔叔，……去家玩去”做笑料是一样的。我感到了又一次的尴尬和羞辱。我们兄弟俩个成了周围人们开心的牺牲品，成了人们随意奚落嘲弄的对象，我的心掉进痛苦的深井。但我这次同样也没有任何办法阻止这件事，一任他们把你烧烤煮烹，生吃活剥。他们可是以开玩笑的样子在逗弟弟呀，我只有在心里骂着这些混蛋——你们这些没有人性的家伙，难道取笑我一个人不够吗，还非要去羞辱耍弄一个天真幼稚的小精灵！是不是这样才更过瘾！也许人天生就有虐待同类的基因，觉得这样才能满足自己心理的需要，才觉得心里舒坦。
一天，叫“壁虎”的知青来到弟弟跟前，露出豁牙笑嘻嘻地说：“金猴儿，猴儿，来学一个……”好像弟弟就没有自己的名字。我弟弟的小名叫小宝这谁都知道。“壁虎”说完后比划着。弟弟不懂对方的恶意，以为很有趣儿，也就学着对方的样子，眨一眨大眼睛，手搭凉棚，故意把嘴撅得很高，做出可笑的姿势和表情，于是周围人看了哈哈大笑。
叫我无奈的是，弟弟对此并不以为然。他毕竟还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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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弟弟的确有些猴气，不仅外貌上长得有些像猴子，就是脑子也十分的像，非常机灵聪明。这一点不像我，天生愚钝，象一截木头疙瘩。在我们家里无论是母亲还是父亲都偏爱他，这种偏爱不仅仅因为他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孩子。只要是有好吃的，大人们都让给他。像他这么大时，我早已帮家里洗锅刷碗扫地干活了，但是现在母亲从不让他做这些活。她对小儿子说话的口气也与我大不一样。对他总是充满了慈爱，表情和口气带着喜悦和自豪；对我却总是沉着脸，说出的话就像刚从冻土里挖出的胡萝卜一样，硬邦邦的带着冰碴。有时我怀疑自己不是她亲生的。
在母亲看来，我从小就不如弟弟聪明可爱，认为我傻里傻气，呆头呆脑。每当有人夸弟弟聪明乖巧时，她就笑得像一朵菊花，一脸的得意神情，说，“可不呗，这小东西比他哥哥精百倍哩……”然后就讲弟弟如何有心眼的故事。故事足有一箩筐，最经典的不知给人讲过多少次了。母亲是这样讲的：“有一次他们二人坐在自家院子里玩沙土，那时大的已经有十来岁了，而他才三四岁，我是叫他哥看着他的。玩着玩着，你猜怎么着，那小东西趁他哥不注意，偷偷抓了一把沙土藏到背后，然后嘻嘻地对他哥说‘你闭上眼睛，张开嘴，我给你糖吃’。于是傻老大真的以为有糖，就乖乖把眼睛闭上把嘴张开了。那小东西真坏啊，小手猛地从后面悠出来，一下子就把沙子全撒进了老大嘴里……哈哈，他哥那个惨呀!真是笑死人了……你说老大那么大了，却叫这个小鬼东西给耍了……要不是事后傻里傻气的他哥咧着满是沙子的大嘴跑到屋子里要水，我哪里知道这事啊……”说到这里，母亲和听的人已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飞出来了。母亲意犹未尽地说，“一百个孩子里也挑不出一个这么‘鬼’精的东西，你说他才多大啊，就把他哥耍的一愣一愣的……”说罢，母亲脸上显出少有的得意神情，好像弟弟是她生命的杰作，她的骄傲，而我却是从野地里头捡回来的。我当然对这事有印象，当时是一心想哄弟弟玩，只是没有料到他真的会把沙子撒进我的嘴里，只以为他吓我玩呢。但这是辩不清的，我也懒得去和母亲分辨这件事。反正在母亲的心里，我永远是一个木头疙瘩，无论怎样也不如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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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从来对我漠不关心。父亲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们那一代信奉的是一辈子为国家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拧在哪里就在那里闪闪发光。对此并不感到有什么委屈。那时候全国上下都在搞政治运动，人们把上班干活看得并不重要，干活吊儿郎当，而把开会学习政治表现看得很重，墙上的黑板报三天两头更换。父亲在别人都不怎么上班的情况下，一个人在空旷的车间里独自干活，仍然是上班来下班走，即使回到家也往往想的是车间里的事。他对批判这个批判那个就是不批判不强调干活生产的做法，既不理解，又感到郁闷无奈。虽然在理论上他不知哪不对，但他总觉得不对劲儿。母亲对我依然冷酷有加，根本不关心大儿子想些什么，他的心情怎么样，快乐不快乐。对这一切，她向来不管，她可能认为，现在的生活——当然是指物质生活了——要比农村老家强了许多，能吃饱穿暖了，也能正常的上学了，有这些就足够了，至于其它的她并不去想。在她心里一定认为那是多余的。既是她知道了，也奔吃惊的说，什么伤害尊严啊、人格啊、苦恼啊，小孩子家哪有那么多穷毛病啊！再多说她就会更不耐烦地骂道，人家欺负你，你不会躲他们远点吗！愚昧的母亲她是不懂得这些的，更悲哀地是，连她自己都在随意地伤害儿子的自尊心，在外人面前拿自己孩子当笑料以示客气，就像古人可笑地称自己的子女为“犬子”一样，连人都不是了。她没有多少文化当然不会把事儿做得象古代那么“雅”，她是用粗俗的手段去做的。她常当着外人面故意贬低自己的儿子，以表示客套和谦让，而不管不顾对孩子心灵的伤害。比如家里来了客人，或者客人要走时，她会强迫我给那些与我毫无关系也丝毫不感兴趣的人打招呼，假装热情地迎来送往，还要砌茶倒水，假模假式地说一些好话。哪怕这里面就有平时曾欺辱你的人，你看都不想看的人。还有，遇到来人不管多么年轻，哪怕只比我大二、三岁，她也要强迫我叫人家“叔叔”、“阿姨”什么的，使我小了一个辈份，在外人面前尴尬无比。傲慢的大人们往往对你不当回事，并不把你放在眼里。当你有时不得已非常紧张地鼓足勇气和他们说话时，他们却并不以为然，好像你只是个小狗、小猫，不，连它们也不如，因为宠物才受喜爱呢。他们只把你当成一个没有感情没有自尊的物体，像把椅子或凳子什么的，以为本该由他们坐在屁股下的。所以，他们一些人既傲慢又没教养，还缺乏礼貌。对于你的欢迎，很少有人说句感谢之类的话，好像国王面对子民一样。遇到这些狂妄自大的人，本来就自卑的我，越发没了信心，总以为自己哪里又做错了，或者失了礼，在沮丧懊恼之中责怪自己。我多么希望大人们亲切慈祥一些啊！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大方自然地面对来人啊，而不是像现在受这份熬煎去虚伪地做热情状。我又多么想随意地对待来人啊，但母亲是绝对不允许的，否则在客人走了以后，对我肯定是一顿暴打啐骂。所以每次我也就不得不应酬，尽管这种应酬那么勉强、无奈，有时紧张得不知失措，脑子都是空白，身上激出一层冷汗来，脸也憋得通红，表情更是僵硬的。母亲根本不管这些，相反，当她看到这种窘相时反而对客人解嘲似地笑着说，“看我们家孩子最没出息了，从小没见过世面，胆子也小……”本来我还抱着一丝侥幸的心理，以为大人没有发现我的窘态，没有发现我的怯懦，现在母亲当众说出来，这下弄得我更加发窘，只恨不得立刻逃开。我懊恼地想，这些大人在以后一定更加看不起我了，会把我永远当成个长不大的、没有出息的毛孩子。尽管我现在这么大了，快成大人了，我的个子快赶上父母高了，他们仍然歧视我，不把我当大人看待。大人们在说话聊天时，很少主动和我说话，主动搭理我；我像个局外人，却又坐在局内的位置上。我陪坐在他们身边，不知说什么，手足无措，极不自在，觉得时间如凝固了一样，每一分钟都是那么地漫长。我希望来人尽快离去，可他们个个是大屁股，没话找话地东拉西扯地说个没完没了，叫我看起来简直是废话连篇，浪费别人的生命。说的咸的淡的，没有一句和我有关，也没有一句使我感兴趣。家长里短，生活琐事，与我有何相干，但母亲就是不让我离开去做自己的事情。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躲进了小屋，等客人走了，我才出来。这下可好，母亲不依不饶的骂了我大半天，什么没礼貌了，什么这么大了连礼节都不懂，像个野孩子。还伤心地断定，从我这点上看，将来就不会有什么出息。还说，瞧你那个窝囊样子！
每当有人向母亲问起我的学习情况时，她都不以为然地说，“就那么回事，一般吧”，“凑合吧”。轻描淡写，一付极不情愿谈论的样子。可她明明知道我的学习成绩单上都是满分，在学校我应该算得上是个好学生的，而且这一点是我唯一值得骄傲的地方。可是就连这么点可怜的鼓励她都不给你。在我的记忆当中，她从来没有表扬过我。可能出于客套、谦虚的做法，不想落个喜欢自己夸奖自己家孩子的名声，于是就轻描淡写地、甚至一笔把你的优点给勾销了。她一定想，对外人夸奖自己的孩子是不好的，尤其是当得知对方的孩子学习不怎么样时，就更不好了。所以我从小在外人面前就不敢说自己有任何的优点，最多只是说“一般吧”、“凑合吧”，而对自身的缺点和不足却说得特多。所以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不行的，比别人都差一截，无论是生活中还是其他方面，缺少自信。这都是母亲身传言教的“功劳”。——当然这也是我以后才意识到的。母亲教育我做人不要狂妄骄傲，要谦虚。这可好，最后弄得我连起码的自信也没有了，都被他们“谦虚”掉了，久而久之，也真的变成了窝藏废。她不仅仅在外人面前肆意的贬损我，有时她还和别人一道摧残我的那颗稚嫩的心灵，帮着别人来伤害自己的儿子。每当我与别的孩子打架时——先声明一下，我是很少打架的，以我的“熊”样，除非别人没完没了的欺负我，不肯放过我，否则我是能躲则躲，能逃则逃的——回到家，只要被她发现了，她从来都是不分青红皂白，先把我打骂修理一顿再说。她认为小孩子打架是没有什么理不理的，打架就是你不好不对不乖，为她惹了麻烦，扯破了衣服使她心疼。她从不问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占不占理，是否受了欺负。她认为纵使别人千不好万不好，你就不会躲开吗，不能不和他们在一起吗。她不明白有些人是躲不过去的，你越软弱他越追着欺负你，专捡软柿子捏的。母亲心里怕因为孩子打架影响了大人们之间的关系，怕我把别人打坏了之怕这怕那，就是不怕我受欺负受委屈。所以每次都是这样：我在外面受了别人欺辱挨了打，回到家里反而不敢说，甚至为了不叫大人知道这件事，宁可忍气吞声，打掉牙咽到肚子里。结果是有苦没处说，挨了打反而回到家替人家掩饰着；明明是被人打破了胳膊，还说是自己不小心摔的，否则，在外挨打还不算，还要回来被她责打斥骂的。母亲拿孩子的委屈做出的高姿态，使我变得更加胆小窝囊。只要别人不把我的头打烂还留在脖子上，胳膊腿没有折，我也就认了，去做人人称道的不惹事不让大人操心的“乖孩子”。能忍则忍，胆小慎微，成了我做人的习惯，又慢慢的塑就了我的性格。可恶的家伙们，见你好欺负，越发得寸进尺了，今天这么整治你，明天那么欺辱你。他们贱手贱脚，常常趁你不注意打你一下或踢你一脚，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使你非常恼火。见你不反抗他们，那些人越发得意忘形，一哄而上。皮肉之苦还在其次，关键是你有一种在众人面前钻裤裆的感觉，使你没了自尊、人格，令你当众抬不起头。特别是那些兄弟们多的，仗着人多势众，更加肆无忌惮地欺负我。可母亲知道后说，“都是闲的，要不哪有空打架！明知道他们不好，你不会躲他们远点！……以后你不要再出去了，多给家干点活。省得光知道玩，惦着往外疯去……”
得，以后连玩的自由都被没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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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年春天的时候，我在家属院的空地种了些土豆。这一次倒不是父母逼着我做的，也不是想为家里省菜钱，而是我想找点事干以打发无聊的时间和消耗浑身痒痒难受的力气。我与别人在一起玩儿时，总是吃亏受气。学校里的课又不紧张，没有什么课外书可读，每天下午混完两节自习课就回家了；无事可做，无聊透顶，而这时候给家里做晚饭又太早了。对于家属院西侧的空地，我从第一次看见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觉得实在可惜，应该种点什么才好。它也应该长点什么东西。我决定在它上面种点土豆。这想法在脑子里一冒出来就觉得实在好玩。土豆我以前从未种过，甚至没见过。在院子中间有一个自来水管，它是全院住户共用的也是唯一水源，它的周围湿漉漉的扔着许多垃圾。每家每户都用水桶来弄水，然后提回去或抬回去吃用，也有许多人拿了要洗的东西直接来洗。我们家里的水都是我来提的，这点距离比起老家来不知要近多少倍，省多少力气。它不用从深井里往外提，再也不用害怕我掉进井里。我找来一把铁锹翻了一小片地，然后把上边的石子瓦块捡出来，学着一个老人的样子，切了些土豆片，埋进了土里。过了不久，果然有绿牙从地里冒出来了。后来我一有时间就去浇水施肥，释放我的能量。
以后我又种了几拢小葱，它们的叶子同样长的绿幽幽的，看上去好滋润，好叫人喜欢。我为自己把它们种的这么郁郁葱葱而窃喜和骄傲。25
到了秋后收获时，我却傻了眼。在高大茂盛的青秧下，结出的土豆只有鸽子蛋那么大，许多里面还发了黑，腐烂了；没烂掉的吃起来有一股水气，难吃极了。后来我才明白土豆喜土质干燥，并不适合潮湿。所幸大葱长得还说得过去，算是对我的一点安慰。
别的家长对我的行动充满赞许，但是自己的父母并不这样看我，说我是在闹着儿哩。尽管事实如此，我没把这真当回事儿，更多是当成一种消遣解闷了，但还是希望人们不仅仅这么看，希望得到些赞许。
我还发现这个地方的青草没人稀罕，对此，我也是一肚子的困惑。要是在老家的路边、田梗边偶有几颗青草，绝对不会等它们长大，就会早早被人拔去喂猪喂羊的。而这地方，空地上、路边、田里，到处都是很高的草丛，长到没膝了，也没人去理会。而我在老家为了拔到它们要跑到七八里地之外才行。
有一天，院子里的孩子相约去后面山下抓蛐蛐。四五个孩子各自准备了放蛐蛐的罐头瓶子和纸盒子，走了大约五六里路，穿过一个村子来到了一片田里，大家分头去寻找蛐蛐了，只有我看见身边一丛一丛的绿盈盈的青草发愣，为它们可惜，手心也痒痒的。心想，这么好的绿草，怎么没有人去拔呢，为什么没有人当回事呢。它们孤独地立在那里似乎在哀怨、在悲泣，为没有人理睬它们而惆怅。我再也没有了抓蛐蛐的兴趣，，望着那些摇曳的青草产生了无限的爱怜，内心怪怨这地方的人实在是懒惰。我弯下腰开始拔了起来，当手触到那湿嫩的叶片，一刹那，一种久违的热流立刻涌遍全身。我感受到了草的清香，感受到了草叶的柔软，享受柔软的草株被我拔起时那瞬间的快感。我陶醉在清香淡甜的芬芳之中了。
等听到同伴的喊声，我才猛然发觉，太阳像快要燃尽的火球，收敛了炙热变得温和起来，已垂落到原野的尽头，等待着最后的谢幕。它要落入夜的怀抱，休养生息，以待明日的辉煌。它要落入夜的海洋之中，洗去征尘，使自己更加干净、漂亮。我此时才感觉到袭人的凉气。同伴们带着胜利的果实也陆续聚拢在一起，他们互相比显着自己的战果。年龄最大的国庆抓的那个“青头”，全身铁黑，奇壮，几乎和知了那么硕大。大家都说肯定是要打败天下无敌手的。可我对他们这些并不感兴趣，只是欣赏着拔下的那一大堆青草，它们正滋滋地冒着浓烈的清香。同伴们见状都觉得好笑，说我怪死了，怕是有“鬼”扑身了。有人说就是“鬼”也是“怪鬼”，喜欢干活弄草的“鬼”。大家都笑起来。确实，这草拿回去也没有用。老家那只可爱的小山羊不在这里，她曾经是我最亲密的伙伴和朋友啊。每当它在院子里看见我时，就把拴她的绳子拉得很紧，咩咩地叫着。当我把一把青草放在她面前时，她不住地高兴地摇头晃脑，使你不由被她的兴奋所感染。——可她已经早被卖掉了。眼前这些草又怎么处理呢，扔掉太可惜了。国庆说，既然你舍不得扔，就送给村里的牛们去吃。我非常赞成，于是我用草拧成绳子，把草捆起来，然后背在身上往回走。路过村子时，我就把它们送到了牛棚。饲养员是个六十多岁的黑瘦老大爷，见我主动背来了一大捆草，有些莫名其妙，他对我哇哇啦啦地说了一些话，我听不懂他的口音，心想大概是他感谢我吧。我什么也没讲，放下就跑了，心里涌起一种满足的热流。
第二章弟弟的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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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这个城市迎来了第二个冬天时，仍对这里凛冽的寒冷天气有些不适应。白天屋子里生着炉子取暖，还不感到有多么冷，可是到了夜晚，钢爪一样的寒冷抓走每一点温暖的东西，然后挤压你的身体。似乎连空气也被它的魔爪抓得咔咔直响。尤其是后半夜，，炉火耗尽，家里积攒下的热量已被冰冷的墙壁吸净，潮湿的寒气开始吞噬你的体温。它像吸血鬼一样，把无数吸盘伸向你的体肤后你被它们吸净了热气，连骨头都冰得生疼。
我每次上街，小脸都快变成了个冻柿子，**的，想说话，发麻的嘴巴半天吐不出一个字来。鼻子像个红辣椒。尽管戴着厚棉帽子，无孔不入的寒风还是顺着脸，顺着脖子钻进前胸后背，好像一把针尖撒开，刺得你钻心的痛。手和脚穿戴的有多么的厚也是徒劳的，不到半小时，你的肢体就冻得难以活动，麻痛得万箭穿心。可恶的马路上冰雪明晃晃的，被车轧的凹凸不平。我骑着车一不小心，轧在一个冰棱上，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怎么回事，自行车已经高高弹起来，然后“叭”地摔倒在地了，把我甩出去好几米远。脚踝有几处摔脱了皮，腿钻心的疼。真他妈的倒霉，我气急败坏的骂道。
天气终于渐渐暖和起来，原来僵硬的地也松软了，只是风的鞭梢上还带着蛰人的寒意。弟弟仍然上学。他没有和我在一个学校，而是在另一个小学。像其他孩子一样，每天他背着一个小号的绿矾布书包，自己走着去学校，然后又自己走回家。那时所有学生书包颜色几乎都是一个样子，不管是男女，连衣服、帽子、鞋子，都流行军队的绿色。我的书包是用雨衣布料做的，颜色也是绿的，只是稍稍发黄。
春天弟弟去学校没多长时间就病了。开始，都以为是重感冒，于是带他到单位医务所去看。那里就一个大夫一个护士。大夫的长像很像电影里的汉奸模样：鼓脸，金鱼眼，没下巴。但是他对病人特别负责，由此可见“人不可貌相”。他认为弟弟的病不可大意，劝父母赶快去大医院做些检查，万一有事别耽误了。
父母也觉得弟弟的烧不退总不是好事，于是父亲就带他去医院看。他非常疼爱小儿子。我前面说过，弟弟长着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格外明亮有神，一看就是机灵鬼。他和我正相反，综合了父母身上所有优点，无论是相貌上还是智力上，也许他偏向母亲的地方更多一些。可能他在生活上没有受更多的磨难，长得胖乎乎的，喜眉喜眼，人见人爱，不像瘦骨嶙峋的我，一脸的倒霉相。
过年的时候，弟弟的新衣服总比我多，也要好。母亲给弟弟的衣服总是用穿上很暖和很舒服的条绒布做的，而给我的却是用很薄又不结实的粗布做的。给他买好看、舒服的绿胶鞋，给我的不过是硬撅撅又爱开线的平底鞋。穿着这鞋跑步时，底子滑得像跑在冰面上，总也跑不快，稍不小心就会摔倒。所以上体育课我的成绩总也很差，连又蠢又笨的同学都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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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医院的大夫会诊，弟弟得的竟是白血病，他被送进了本市一家大医院治疗。顿时全家人笼罩在忧伤的气氛之下，一向坚强的母亲几乎被这个意外灾难所击倒。要不是弟弟还需要她，她会倒下的，完全没有再活下去的心情。弟弟毕竟还小，不知道自己的病有多么严重，还只当像大人告诉给他的是感冒，住院打几针、输几天液就好了，就可以回家去了呢。他十分懂事，积极配合医生叔叔阿姨们的治疗。无论是孩子们最怕的打针、输液，还是抽骨髓、化疗，他都是一声不吭，有时疼痛得实在难以忍受，也只是流泪，从不哭喊。他以他少小的年纪与恶毒的病魔进行着顽强的抗争。他的懂事和坚强远远超出了他的实际年龄。有时他还与大家有说有笑的，像个没事人似的，似乎生命之火不可能被病魔的汪洋所湮没。他仍然表现出他的童真之美，快乐之美，机智和顽强之美。弟弟为了不让别人为他操心，有时故意装出并不在乎疼痛的样子。可是他越是这样，大家越是难受，更加爱这个可爱的小精灵，为他的不幸潸然泪下。我每当看见他这么小的身体却受这么多连大人都难以忍受的折磨时，就心如刀割，恨不得能替他受罪，承受这一切。想到如果有一天失去了弟弟，眼睛里就噙满泪水。父亲以极大的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在弟弟面前装出一副轻松的样子，而一旦走出病房或回到家，痛苦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出来。母亲更不知道哭湿了多少回枕头。她梦见弟弟被强盗带到山巅，要被推下深渊；还有一次她梦见弟弟光着屁股在夜里被一个半人高的狼狗追赶，而她看见了，却怎么也动不了，甚至连声音也发不出来。她痛苦得用尽浑身力气挣脱，但是完全徒劳。当她被父亲推醒后，她的嘴唇已咬破了，满嘴是血，面部狰狞，象一个疯子一样可怕和恐怖。是啊，谁能忍心看着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遭受这样不幸的厄运，更何况这个人是父母的心尖宝贝呢！因为怕耽误我上学，平时都是父母陪床跑医院，我在家里守家。尽管弟弟在医院遭受那么多病痛的折磨，他还是抽空给我做了很多好看的叠纸飞机、小鸟，让大人给我捎回来。他把他攒的些小钢蹦子放在小皮钱包里送给我，那都是些币值一分两分的硬币，还有些五分的，是父母哄他说等病好了出去买冰棍的……他说他现在不能下床，所以叫人捎回来送给我。面对这些，我无言以对，只是啜泣不止。
后来他的病开始恶化，医院的大夫说他们已经无能为力了，要想控制病情只有转到北京的大医院，那里医疗条件好些，专家也多，兴许会好些。母亲望着自己最爱的小儿子，心如刀绞，泣不成声。她想就是倾家荡产、借债，只要能救活弟弟，哪怕是多延长一些时间，也绝不犹豫。在他们心中，小儿子是他们的精神支柱，是他们生活的希望所在。在母亲生气或烦恼时，在母亲对生活感到厌倦时，是小儿子给了她莫大的安慰，是可爱聪明伶俐的小精灵给了她对面生活的信心。
家里已没有什么积蓄，去外地只有借钱。筹钱非常难，但是为了爱子的生命，哪怕万分之一的希望，父母也会豁出去的。父亲先去单位去借。单位领导很同情我们家的不幸遭遇，加上父亲在单位是业务骨干，人缘也不错，所以也就破例借给了一些钱。但这只是杯水车薪。父亲又去找朋友和同事去东拼西凑，只要是能张嘴的都张了嘴。父亲向来脸皮薄，极少有向别人借钱借东西的时候。记得以前家里有些用的小东西，哪怕很少使用得着，只要需要，父亲往往为了不求人也要自己做或花钱买一个，说用着方便。所以我家过日子的东西都比别人家多，并且全，原因就是父亲凡是有用没用的什么也攒，最后也就愈积愈多。平日里往往是别人来向我们家借东西的多。但是这次为了弟弟，他还是豁出这张脸了。
父母又赶紧给老家的人去了信，叫他们快把原来的房子变卖掉，说有急用，只是没有告诉他们我弟弟的事，父母不愿意把这不幸的事告诉老家人。
等准备的差不多了，带了些常用的东西和衣服用具等，父母很快带着弟弟就走了。他们到了那里准备租间房，这样比住旅店便宜些。我留下来一边上学一边看家。他们嘱托父亲的同事张叔叔常关照我。
本来家里生活就拮据，没什么家底，弟弟的病可以说使这个家雪上加霜。母亲很早就想买台缝纫机，以便缝缝补补方便些，可等了几年了，也没有舍得买。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更是不可能了。为了挽救弟弟，他们现在欠下许多外债。他们不能眼看着小儿子等死，不能看着小儿子受病的煎熬折磨而无动于衷。他们在内心多次祈求上苍睁开眼睛，救救这个可怜的孩子。
父亲当然非常喜欢小儿子，只是他不像母亲那样直接表现在脸上。父亲本身不爱讲话，性格也较呆板、沉闷，所以他就更喜欢活泼乖巧的孩子，弟弟恰恰就是家里的“活宝”。只要有他，家里就充满乐趣，连饭菜也香了许多。尽管父亲比母亲更理智些，也清楚这病就是到了国外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只是延长时间而已，但是他还是不忍心消极的等待下去。侥幸地希望发生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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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和父亲带着弟弟去了北京后，家里只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尽管他们是因病重的弟弟离开的家，在我悲伤之余，出于一个少年男孩的心理，我还是有一种从此松开束缚，可以享受自由自在生活的感觉；我今后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想睡就睡，想吃就吃，再没有大人管，再也听不到母亲的唠叨和责骂了。在他们临走之前，母亲嘱咐了一大堆话，其实我什么也懂的，并不害怕一个人生活，倒是内心还希望过一种独立的日子。
这时我已经从“戴帽小学”转到了一所附近中学上学。班主任白老师是个还未成家的青年教师，他的长相很独特，下牙齿长在上牙齿外边，下巴又长又尖，人们背后叫他“地包天”老师。那时人人都有外号的。我刚见到他时，柔弱善良的我都有些替他难为情而不敢看他，似乎长着那副怪异长相的不是他而是我，心想，他怎么长的这么奇怪呢，感觉上已不是丑不丑的事儿，是“怪”，太与众不同了。表面上看，他好像并不在意自己的长相，但我心里想，这肯定是装出来的。他一定为他的难看而自卑。他走起路来步子很大很急，干事风风火火，对班里的学生都很负责。我有时想，凭他的才干，干什么不好呢，为什么非要选择教师这个职业呢，每天面对这么多人，众目睽睽的，不是与自己过不去吗。倒不如干个别的什么工作，比如去工厂做工人，跟机器打交道多好；要不当个会计，跟账本打交道也行之，是不该与人打交道的，省得整天叫人评头论足，自己难受。反正换了我和他的选择绝对不一样。我想他三十来岁了还没结婚，肯定是受了长相的影响不可思议的是，他还是个教外语的教师，几乎每天要对着一百多只眼睛朗读外语！而且还叫一百多只眼睛盯着他那张奇怪的嘴，看他舌头和口形，真是叫人有些受不了和不忍心面对。连他自己都发不太好的这些音，但他却听得出别人发得正确不正确，耳朵比猎犬还灵。每次他都一丝不苟地去纠正，直到同学们发对为止。这对他多么的不容易！我并不在乎他发音准与不准，而是特钦佩他那种面对众多眼睛依然坦然让大家盯视着他，跟着他读课文的勇气。这一点我简直佩服得五体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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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是从附近好几个小学分来的。说“分”来而不是“考”来的意思是说进这个学校根本不难，只要你愿意来就可以上。刚来的时候白老师见我外语成绩好，学习也用功，就指派我当了班里的外语课代表。可是过了不长时间，他开始对我的表现不满意，原因是他要我在早自习时站在讲台上去领读而我不能。性格腼腆的我实在没有勇气站在那里做到这些。我无法想象，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孤零零地站在讲台上受下面全班同学的嬉笑和评头论足。尤其是面对女同学。我认为自己长得非常丑，讲台对我来说无疑就是审判台。平时我默默躲避在一个角落，就是想不引起大家的注意，也免得叫人起难堪的外号。我毕竟不是白老师。一想起到台上我的腿就打哆嗦，脑袋发懵。要是人真的上去，我的腿准会抖得像过了电，宛如筛糠的箩一样。出于自尊我又不好把这些说出来，只是一直拖着不做。为此他对我感到很失望。他一定以为我这个老实勤奋的学生很听话的。我不去做，他以为我是在有意与他作对，不把他的话当回事。没过几天，他就把我给撤了，换了一个听话的女同学。她当然照着他的话不折不扣地去做了。我并不记恨白老师，真的，只是心里有些失落。毕竟“课代表”是我上学以来当过的最大的官了。不过在同学们面前我还是装出一副蛮不在乎的样子，表示我胆敢抗上，并不把班主任放在眼里。证明自己不是孬种。
班里同学的学习成绩参差不齐，有的很好，有的很差。一部分人对学习失去了兴趣和信心，放弃了，来学校纯属为混日子打发时间。可能家长觉得把他们轰到学校来还省些心吧。刚入学时，因为老师是新的，同学之间又不摸底，一些捣蛋鬼还夹着尾巴。等到大家彼此都熟悉了、了解了，他们开始肆无忌惮起来，纷纷露出了狐狸尾巴。往往是副课老师在上边讲，他们在下面闹；老师们睁眼装瞎，只讲自己的课，等下课铃一响，拔腿走人，也不管你听懂了没有。不过这些都是上了年岁的练就了一身不急不躁真工夫的老老师，如果遇到年轻气盛的老师就行不通了。他们火气大，自尊心也强，极要面子。语文老师只有二十多岁，粗红的脸上长满了青春痘，要不是因为脸上的皮肤不好，她算是挺好看的。那天她讲新课时，当读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逑”时，学生中有人低着头发出“吱吱”的窃笑声来，随后大家也一起跟着笑。女老师立时红了脸，原本就红的脸此时变成了酱紫色，象猪腰子一样。她“嘭”地把书摔在桌子上，恼羞成怒地说：“你们以为自己有多纯洁清白吗？！实际上你们的思想比谁都肮脏！”接着，她连挖苦带讽刺地把全班训了半天才解气。结果是课文还没讲，下课铃声就响了。她气哼哼地拿起书走了。
在班里我是最不声不响的，属于最普通最不显眼的那种学生。用别人的话说，蔫屁一个。别人的事，一概不管不问。上课来，下课走，就像一个游离的化学分子，漂浮在班集体的外围。我说过，我怕因自己丑而被别人起外号。班里那些活跃份子都有绰号——王大嘴、刘板头、肉瘤儿、爱不够、孙流氓、许眯眼……我不想招惹任何人。我在班里和所有的老师同学都保持着距离。我很少接近老师，由于害羞，使我打消了与一些人交流的想法。班里有几个女生，她们不但长的水灵可爱，而且学习也特别棒。她们都是附近部队干部的子女，一副趾高气扬的神情。在男生面前她们永远摆出冷冰冰的样子，看上去像一群好看的泥娃娃。为了使她们重视自己，多看自己一眼，我已不再像以前那样鼻涕邋遢的了，开始喜欢穿好衣服、新衣服，裤子都压了缝。可能我心底深处并不真想被人遗忘。像在原来学校一样，班里的男女同学之间仍然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两者之间看上去似乎根本不认识似的，象有杀父之仇一样。实际上内心里都对对方充满了好奇，甚至暗恋着对方，极在乎异性对自己的看法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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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剩下我一个人，生活对我也就变得很随意了。一个人当家作主的感觉非常惬意，我理解为什么以前那么多人为自由解放抛头颅酒热血了。此时的生活完全成了你手中的软泥巴了，想怎么捏就怎么捏。我做什么事往往是心血来潮，完全没有生活规律。只有感觉到肚子饿了，才想起弄饭吃，从来是不管时间的。哪怕是半夜三更才忽然想起没吃晚饭。而且怎么省事怎么做，很少正儿八经地做饭。当时在家里读小说成了我每天的主要内容。可以说读得天昏地暗。那时我几乎逛遍了全市所有的书店，并且每个星期天都去转一圈。新书非常少，小说也总是那么几本，如果能赶上一本新书上市就是很幸运的事了。一个星期天中午买了一套三大本的小说，回到家就读，一直读到深夜，晚饭也忘记吃了。我入迷的程度到了连撒尿的工夫都没有，书中的故事深深吸引着我。我对书中村支书记肖长春和团支书焦淑红的恋情迷恋得不能自拔，恨不得能一口气把他们之间发生的事都看完，而对其它的情节又嫌太罗嗦太长。焦支书俊俏的面容使我兴奋，为她对肖的真挚的爱所感动。我对美丽的女人充满向往，恨不得立刻成为一只蚯蚓钻进书中，能有机会和她生活在一起。
我看到很晚才上床去睡。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仍然兴奋着，脑海中女主人公迷人的笑靥，俏丽的身影仍然飘浮着，不肯退去。我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我才睡着。睡梦中我的身体燥热的如火炉一般，下身那个平时软弱的小东西此时鼓胀得如一支放哨的红缨枪，精神昂扬，意气奋发。我仿佛看见美丽的姑娘笑盈盈地向着我的路口走来，我情不自禁地奔了过去……随着麻嗖嗖一股暖流涌向全身的惬意，我似乎漂浮在云端，拥着彩云在畅快地飞翔……后来云朵突然变得越来越沉重，开始往下降落，象被扎漏了的车胎一样。我悠然地向下降落，终于落在棉被般的草地上。我的下身湿乎乎的，空中的飞翔使我四肢疲惫，人软得象散了架。
第二天醒来时已经较晚，等我气喘嘘嘘地跑到学校，老师已经上课了。班主任白老师见我迟到很生气，他让我在门口墙角罚站。众目睽睽之下，特别是在那些女同学们的面前，遭到罚站，好像地上有无数小虫爬上了我的脚、腿、前胸后背，使我骚痒难忍。觉得自己像个前几年被批斗的反动分子一样接受大家的批斗。像一个小丑十分地狼狈、丢脸。我恨恨地想，“地包天”一定是在借机报复我，整治我，就因为当课代表时没听他的话，现在横竖看我不顺眼。我发誓一定找机会报复他。只是这次没有什么好说的了，谁让自己栽在他手里了呢。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以后咱们就走着瞧吧！看谁整治谁！从此以后我开始经常请病假，经常是不请假就不来了。每当他们问起旷课的事，我就推说自己身体不好，病了。我不上学正好可以在家里专心看小说，那才叫自在惬意呢，那才叫幸福呢！说来也怪，这时常觉得时间象田野中的蚂蚱一样在蹦，才不像在学校那么漫长难熬呢。我实在不愿意去见白老师的那张“可爱的”长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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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到晚，满脑子都是书中的人和事，我的全副身心都沉浸在虚幻的王国里。但没多长时间，我觉得头痛、眩晕、无力。特别是两腿早晨起来竟不听使唤，想跑几步都不行，好像联系大脑和腿之间的神经断了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极担心自己下半身会瘫痪；心理负担很重。我更不愿迈出屋门了，不愿见外人了。看到谁都烦，都感到局促不安，做事心不在焉。只有自己独处时，才感到安全、放松。我对生活怎么也打不起精神，没有兴趣。有一天，白老师在做完课间广播体操的时候把我叫住，说要跟我谈谈。我们蹲在篮球架下，空旷的操场上几乎就剩下我们两个人。我知道他为什么要找我。我的心怦怦直跳，非常紧张，但外表还尽可能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这次他不像以前再那么板着脸对我，而是换了一副很温和的表情。他假惺惺问我对自己有什么打算和想法。他想哄我，我联想起电影中那些佯装成好人的特务，看上去很做作，极假，呲着牙笑着向小孩子问八路军武工队藏在什么地方，并说如果讲了就给他好吃的。我可没那么蠢。我对他早有戒心，绝不想把真实想法告诉他，只是表示最近不来上课确实是身体不好的原因。他又问我为什么不是家长写请假条呢。我说家长都去了外地陪床看病去了，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他听了脸更长了，嘴角两边形成了两个很深的辙子，像一对滑稽的大括号后他对我的情况表示同情和理解，但他希望我尽量克服生活困难，把学习赶上去。后来我旷课的事也就不再追究了，不了了之此我不来上课似乎更加理直气壮了，真成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由于我长期不去学校上课，后来好几门课再也听不懂，听课如听天书，数理化成绩一落千丈，作业也无法完成。对学习我彻底失去了信心。
张叔叔有时也来看看我，问我有什么困难需要他帮忙，需要不需要钱，因为父亲的工资是暂由他代领代管。我偶尔要点钱，除了吃上用些外就是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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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外地的父母偶尔写信来，或者给单位某个人打个长途电话，问一下家里的情况。寂寞时我也常常想起他们来。对他们那边治病的情况，我一直不太清楚。
我不好好去学校上课，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邻座的女生使我极其的恼火和不快。别看她长得并不出众，却是自我感觉特别良好，人如地主婆一样特别矫情、刻薄。我给你说说她长的什么样：一张瓦片脸，鼓眼睛，齐耳短发，看上去像殡仪馆出来的。她像其他部队子女一样，有一种傲劲儿。虽然她相貌平平，可非常喜欢臭美。今天穿这样的，明天换那样的。按说我和她无仇无怨的，并无什么过节，可她专门找我的碴儿。说起来也怪我的鼻子不争气，自小总有爱流鼻涕的毛病。流就流吧，可气的是它不分时候和场合！小时候我棉袄袖子被抹得像古代武士胳膊上边的铁护腕，蹭光瓦亮的。但那时也没当回事，并没有人笑话。现在长大了，进了城里，但鼻子并未因此就不生产或少生产那透亮的“面条”。相反，倒是有增无减。一到天冷鼻子就特别不争气，象一个破漏斗。尤其是在课堂上，越发显得厉害。弄得我觉得一节课的时间特别长，常被它困扰着。我的廉耻心使我不好意思在课堂上大声擤鼻子，只能用纸揩一下而已。但是那鼻子像是专门在搞恶作剧，越是担心鼻涕流出来它越是专门出你的洋相。鼻子好像是坏了闸门的小笼头，怎么也关不严，总是不停地流啊流，不停地流，使你一点办法也没有。我恨不能用铅笔刀立时把鼻子割下来，扔进课桌里。我只好不住地用练习本的纸抿啊抿，不到半节课，桌底下已堆起一堆白花花的纸团了，像是桌腿周围忽地冒出了一堆白蘑菇，自己瞧着也十分的难堪。急人的是下课铃迟迟不响，我怀疑传达室的糟老头睡着了，误了可每当这时“瓦刀脸”用那双牛眼睛就专门盯着你。她不去专心听课而是来监视你，实在叫人如芒刺背。这也是为什么她学习不好的真正原因，我想。每次擤鼻子都逃不出她的眼睛，她那付皱着眉撇着扁嘴显出恶心的神情，使我十分不自在，弄得我每次擤次鼻子也要一再斟酌，犹豫再三，不亚于众目睽睽之下举手发言提问题。我掐着时间尽可能减少次数。每次几乎都是等到鼻涕要流到嘴边，我才不得已擦一下。鼻子问题牵扯去了我大部分注意力，我没有闲心思再去听课。后来不敢再出声擤鼻子和堆更多的纸团了，只好把不安分、不住往出跑的“面条”抽进嘴里，小心翼翼地吐在地上，然后用脚把它擦掉。。不久，地砖上就被磨出一片秃皮来。然而这办法依然叫人难以忍受，仍然逃不过那个“瓦刀脸”的眼睛，因为她又在皱眉头了。逼得实在没有法子了，最后我也只好用最后的一招了，一仰脖，咕噜一声把“面条”吞到肚子里。
按说，这事本与“瓦刀脸”是无关的，可她却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她总是用一种异样的含有轻蔑的目光看我。有次她在自习课上故意大声地对我朗诵道：“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别人听不出来，可我心里明白。——这个妖精在嘲讽我！
由此我特别讨厌她。毕业后我在大街上曾遇见过她几次，但我都没有去理她。我假装没有看见她的样子。她没有多大变化，还是那付不可一世的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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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到外地治病的情况究竟怎样我并不十分清楚。我默默地为弟弟如此的命运而难过，为他幼小的身心承载了太多的痛苦而忧伤。可以说弟弟从小有一半是由我看护长大的。母亲在弟弟很小的时候就把他交给我看护，她以便做其它的事。因为我大弟弟许多，大人自然也放心多了。在外面与弟弟年龄差不多的孩子是不敢欺负他的。虽然我在同龄孩子中并不威风，甚至有些怂，但毕竟那些比我小许多的毛孩儿们还是怕我的，这有点像庄稼地里的麻雀面对玉米秸扎做的人幌子。我看护弟弟并未发生过什么大的差池，但也有一次例外。正是这一次把我和弟弟推到了生死边缘上，经历了一次同生死的历险体验。
那时我已有八、九岁，弟弟也不过两三岁。一天我陪弟弟玩的时候，看见有两辆排子车停在村头，于是就把他们的车把别在了一起，玩滑车的游戏。这种游戏我常见大孩子们玩耍，非常刺激。我先把弟弟抱在车上边，然后慢慢把它们推到快下坡的地方，以便一会儿让它们沿着陡峭的下坡道路快速向前滑行。道路两旁是很深的泥塘。当我发动起车子来以后，自己也迅速跳了上去，去享受车子自动滑跑的乐趣。谁知下滑的车子并没有按照我想象的那样沿着坡道奔跑，而是自行中转了弯，飞驰电掣般冲向了路边的泥塘。天哪，泥塘的底部离路面足有五六米高，坡陡底深。我和弟弟还没有来的及反应过来怎么回事，车子和人已经飞快地翻着斤斗，打着滚折到了泥塘的底部，象十几年后所坐的飞旋的魔天轮车。万幸的是，正值春天，泥塘里边没有水，只有潮湿松软的泥土。我们惊得半死，魂都飞了。真是老天保佑，我们二人身上除了有几处不大的擦伤外并无大碍。我爬到弟弟跟前，把他紧紧抱住，好半天才哭出来。弟弟吓坏了，哭声又响又尖，象过年的“窜天猴”扎向天空，仿佛连空中的云彩都惊呆了之，和平时的大不一样算我们有惊无险，死里逃生。当然，这事回到家对母亲是只字不提的。否则，她说不定会扒了我的皮。弟弟也听了我的再三嘱咐，为我保密，没有把这事说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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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小的时候，母亲走到哪里都会把他带上。如果去城里找父亲，也总是领上他，而把我留在姥娘家。我在姥娘家一边上学一边干活。当弟弟从城里呆上几个月再回来时，人变得又白又胖，穿着也十分的洋气，一点也看不出农村孩子的迹象，倒像是城里来的一个小公子。他的口音也变了，说话一拽一拽地拉着长腔，非常好听。相比之下，我在他面前像个乞丐一样，又土气又脏兮兮的，脸和脖子都是黑皴皴的，按母亲的说法像牛车上的“铁轴”。神情木呆。有谁会相信这两个人竟是亲兄弟俩呢。在老家母亲即使串门聊天走亲访友也都会带上弟弟，把他打扮得十分好看，而让我守在家里看家。有时晚饭后串门，他们往往很迟才回来，我坐在油灯下，独守空门，油灯下看着墙壁上奇形怪状的影子，怀疑那是一群饿死鬼显灵，张牙舞爪的争食，不知什么时候趁我不防备，随时都会从墙上跳下来把我掐死吃掉。许多次我实在受不了这种恐惧，宁可躲到屋外面的院子里，忍受着寒风怒号的冷，望着惨白的弯月颤抖，也不愿呆在暖和和的屋子里。当时我想这样起码在饿死鬼们袭击我时，我有更多的地方可跑，也许别人还能听到我的呼救。
我说过，家里但凡有了点好吃的，是先给弟弟的，如果弟弟吃不了才给我。但有一次是个例外。那次我从七八里之外的地方，摸黑把一筐一百多斤的青草连拉带扛地弄了回来，其间还涉过了村西的那条小河。当时正是秋天，河水正猛，流速很急，一米多深的水没到了我的胸部。当我回到村里时，天空布满了星斗，人们都吃完了晚饭在乘凉。我从来没有碰到过那么多的草，我控制不住自己贪婪的**。那次下午我挣了相当于大人一天半的工分，割得草远远超出了我的体重。母亲见天大黑了我还没回来，心里也着了急。等又过了好长时间，我才迟迟回到家，她心里一阵发酸，眼睛也红了。她和弟弟还没吃晚饭，还等着我。当我洗了手，坐在小台桌前吃饭的时候，母亲从满是地瓜干的笼屉里拿了块儿纯玉米面窝头递给我，并对弟弟说，把这个让你哥吃了吧，他得长力气干活啊！我听了眼圈也红了，泪珠在眼眶里不住的打转转，我使劲忍着不敢眨眼，恐怕一不小心把它掉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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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弟弟的爱又是那么复杂和矛盾。我喜欢弟弟，但又嫉妒他。我认为正是弟弟的讨人喜爱，夺走了父母亲对我的那份爱。不能说母亲他们一点也不关心我，不疼我，但比起给予弟弟的爱，那是多么微乎其微啊！也许只是十分之一。同样是她的亲生，她的骨肉，可又有天壤之别。小时候一次不小心我的大腿擦破了皮，后来又感染了，小手掌那么大的伤口流着鲜乎乎的脓水。好多天，裤子都粘在了上面，走起路来，磨得伤口钻心的疼。开始我不敢说，怕母亲骂我淘气，揍我，一心想忍过去。可后来伤口越来越严重，根本就好不了，无奈之下，我只好把这事告诉了母亲，并要了两角钱去村东头卫生所买了些白药膏来抹。狠心的母亲为那二毛钱骂了我好几天，说那钱干什么不好，能买几瓶醋或一大袋盐呢。说我是败家子。她是为花了她的钱心疼。可她对弟弟远不是这样的冷漠，要是弟弟不小心膝盖上擦破了一点皮，她都会心疼得掉眼泪，赶紧把红药水涂上。
现在弟弟得了重病，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从开始心情沉重难以接受，慢慢变得平静起来并能够承受这份变故；最初的心痛也逐渐麻木些了。在自私和嫉妒之下，我的心灵在分裂霉变，长出了许多的毒菌。我一方面感到沉重难过，一方面又不希望弟弟看好病回来，甚至希望弟弟死去，以便独享母亲、父亲的爱。希望他们在今后把所有的爱都转移到我一个人身上。——对这个心底深处时隐时现的念头，一开始并不明晰，就如黑夜中坟地里闪烁的鬼火一般，扑朔迷离，飘移不定。当它越来越清晰后，着实又使自己十分地震惊和恐惧——感觉到自己的恶毒、自私和残忍，甚至连猪狗都比不上。心中骂自己心如毒蛇狠如毒蝎。然而这念头就像食物上面的霉点，一开始只是很小，但很快就扩大了，还长出了绿毛，直到腐烂掉整个食物。我痛恨自己，有一种深深的罪恶感。在脑海中善良仁慈的我和邪恶歹毒的我不住的争辩、漫骂、撕扯。我陷入泥淖之中。我整天痛苦着，为这个赶不走的邪念羞耻。
不知是可爱的人总是命薄，还是邪恶终于占了上风，反正父母半年后极为悲痛的从北京回来了。——弟弟不治而亡了。
尽管我早有心理准备，但听到这个消息的一瞬间，还是有一种既伤心又欣喜很复杂的感觉。摸着拿回来的弟弟的小绿书包，还有没写完的作业本，我的大脑空得像操场业本上有弟弟写的歪歪扭扭的名字和作业，还有着老师用红笔打的对号和满分。这是弟弟的最后遗物了。面对这些我泣不成声。同时邪恶的魔鬼在心底也蠢蠢欲动。它伸着懒腰打着哈气，像松了一口气。它张着满是獠牙的红嘴说：“哈哈，这下如愿了吧！从此之后，你就是家里唯一的儿子了，父母只能疼爱你一个人了，你成了令人羡慕的独生子。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人与你争夺母亲和父亲的爱了！”
第三章母爱的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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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庸质疑，弟弟的夭折对母亲是一个天塌地陷般的沉重打击。弟弟是她从苦洼地里拉扯出来的，而现地刚刚望见幸福的晨霞，他却像露珠一样蒸发了。弟弟曾是母亲生命之花结出的最珍贵的果实，也是上天赐予她这一生中最珍贵的礼物。母亲因他而骄傲而美丽。像天空因为有了彩虹才更加绚丽一样。所以无论怎么来形容它带给母亲的悲痛和伤心，都是苍白无力的。幸亏弟弟的病还经过了一阶段的治疗和抢救，使她对事态有了些心理准备，在最后面临灭顶之灾时有了些缓冲。否则，感情冲动的她怎会承受住这般打击，她一定会跟着弟弟赴黄泉之路的。
那些天，她终日以泪洗面，几乎不吃不睡；人更加消瘦，被消蚀得就剩下一付排骨架子了。脸色发着黑青，神情恍惚，头发变得花白了，骤然间苍老了许多在那里也只有那双深陷的眼球偶尔的转动，表明着她还是个活人。她一天到晚很少说话。我想到课本里说的“祥林嫂”无非就是这个样子。
父亲当然也很伤心，但男人比女人毕竟理智一些。他不时安慰母亲。他很担心性格冲动的母亲精神崩丽出傻事来，那样这个家就彻底毁灭了。好心的邻居、同事见了母亲总要安慰几句，但这往往又引起了母亲的悲伤，母亲一边说一边流泪，整个脸都变了形，生出许多皱纹来，非常地难看。过了一段时间后，别人对她再不敢提起弟弟的事，以免勾起她的伤心和絮叨，说话时都有意的避开和“死”啊、“病”啊、“小孩子”啊什么有关的字眼和话题，不敢提与弟弟名字相近的字。在家中也是这样，我们说话都是极小心的，惟恐说了不该说的话，联想到悲痛的事。但是母亲怎能轻易忘掉天大的悲恸呢，弟弟的音容笑貌怎么能轻易地消失呢。每当她看到别人家的小孩子，就自然想起自己的小儿子，想起小儿子在世时的可爱来，不由地一阵心酸。在睡梦中她多次看见小儿子向她诉说离别亲人的孤独与痛苦，求母亲救救他。不知多少次多少回，母亲由梦中哭醒。母亲的悲伤就像蓄满了水的水库，稍微有些响动，就有决堤的危险。
父亲把家里墙上弟弟所有的照片，用过的穿过的衣物，甚至他玩过的玩具全部都收了起来，放到一个看不见的地方，为的是不让母亲和自己见物思人，勾起伤心事。母亲木然的神情总使人担忧。
好长一段时期，全家就在这种悲恸的气氛中生活着。为了还债母亲只好强忍悲伤去上班，精神仍然萎靡不振。借单位的钱，每月都从他们的工资里扣掉一些，另外还要挤出一部分还个人的钱。老家的房子以很低的价钱就卖掉了，父亲的自行车、手表、皮袄也卖了，以便尽快还上债。那辆自行车是父亲从原来的城市带来的，是个德国老式的牌子，虽然旧得脱了漆，但他非常喜爱。皮袄是小羊羔挂得里子，冬天时父亲都很少舍得穿，他还是卖了。他们不习惯欠别人的钱，恨不能不吃不喝把自己的嘴封起来，一下子都还上。外债使他们的心头就像压了一块大石辗一样，沉重的喘不上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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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里我变得更加小心翼翼，生怕惹母亲伤心生气。她对我仍然不怎么关心，相反，在她心情恶劣时，她就歇斯底里地骂道：“怎么不是你死啊？你这个不孝顺的东西！看看你弟弟，没有一个人不夸懂事的，十个你也比不上他啊……”言外之意，我没有替弟弟去死，或者说应该死的是我。听了，我非常地伤心，但是又不敢说什么；只是心里恨恨的，极不舒服。
她有时还会自言自语地念叨小儿子的事，埋怨自己后半辈子的命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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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母从外地回来好长时间后，我才敢把自己经常头疼、头晕、心慌有时双腿不听使唤的事告诉了他们。他们听了很害怕。这时，他们似乎才意识到身边还有一个儿子需要他们关心，才意识到我的存在。也许悲伤稍微减轻后，他们逐渐接受了现实。第二天早晨母亲就让父亲带我去医院检查。查来查去，认为我得了神经官能症，视力也有问题。为了矫正视力，必须要配眼镜。当时配眼镜需要预约，结果排队预约在一个月后才能轮到。到了那天上午，我去医院散了瞳孔，弄得我一个星期怕见光，睁不开眼睛，似乎光里掺了火碱一样蜇人。我只能低着头走路，别扭极了。等后来把眼镜配出来，虽然发现世界顿时变得清晰明亮起来，但又觉得不那么真实可靠了。眼镜我很少去戴，原因是我认为自己戴上眼镜以后，模样更丑了。本来我就脸瘦，嘴巴又凸，唯一还算好看一点的眼睛现在又被两个圆玻璃片给挡住了。脸上加了这个东西，活像在电影里看到的汉奸、特务的嘴脸，滑稽极了。我怎么甘心把自己糟贱成这个样子啊！此时把外貌看得很重的我是不愿接受这个现实的。我苦恼极了。于是我平时坚决拒绝戴它，宁愿当个瞎子什么也看不清，模糊地生活。我只有在看电影或上课时才不得已用它，一旦这些快结束就慌忙地立刻摘掉，不愿让人们看到我难看的样子。
我还得补充说一下，刚戴上眼镜时确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感觉，看到的这个世界似乎是不真实的，虚幻的，一切都太明亮了、太清晰了，失去了质感，很像是舞台上的道具和布景，使我很不习惯，然而不戴眼镜，除了头痛头晕之外，又常使我陷入尴尬。常常对路上碰到的熟人看不清楚，也不敢轻易打招呼。别人可不知你的视力不好，还以为你无礼貌，不懂事。你盯着人家看半天不说话，人家心里不定怎么想呢。所以我在路上往往不敢抬头，不敢向四处看，惟恐遇到熟人长辈，显得无礼。
对于大夫说我患了神经官能症的事我坚决不承认，父母也半信半疑，认为大夫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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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阶段的服药治疗后，我的腿基本恢复了。只是晚上还出噩梦，白天精神抑郁，记忆力也变得非常地糟。我知道我真的得了神经官能症，我的病我心里最清楚。这种病，显然是由于我精神上受了太多的刺激引起的。长期痛苦而压抑的生活终于压垮了一个少年敏感脆弱的神经，使我有了严重的心理障碍。现在看发生这一切也并没有什么奇怪，从家庭生活到学校生活没有一处使我感到快乐，倒是非常的苦恼和忧郁。我讨厌生人，甚至讨厌所有的人，包括父母亲在内。他们总是与我的想法格格不入。我的自闭症到了很厉害的地步，怕见陌生人，干什么都精神紧张，见了人不是手足无措就是脑子发空，说起话来也往往是前言不搭后语，令人不知所云。结果是形成恶性循环，自己对自己越来越没有信心，总是处于懊悔、内疚的心情之中，情绪也越发的坏。干什么事总也干不好让我自信受打击的是，每次见到异性，尤其是年轻漂亮的女人，心里就格外紧张，疑心别人认为自己有淫念或欲和她交朋友的非分想法，不由地脸红耳赤起来，弄得别人莫名其妙。恼火的是，越是担心这样，越是会发生。这种场面弄得自己十分尴尬，别人也极不自在后我的自信心一点也没有了，只有遇见女人就逃避的份儿了。再也不敢和漂亮的女人讲话、接近，不敢看她们。在她们面前我只有装出一副冷漠的样子。我要维护可怜的自尊。实际内心深处又是多么期盼和漂亮女人接近、说话啊！我怀疑自己大脑神经出了毛病，自己整天忧心忡忡的。心想这可怎么好，我已经变成了一个白痴，脑袋也成了个破麻袋随装随丢，再学习不也是白费力气吗。我一趟一趟去看大夫，希望想办法使我不再这样。我认为得这种病很丢人，我不敢对别人讲，包括自己的父母。我总是找不认识的大夫看病。那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从这种痛苦状态中迅速摆脱出来，使我正常地面对生活，哪怕我用我的健康的身体去换，用瘫痪或用两条腿去换，哪怕是用生命交换也在所不惜。我一生并无其它所求了，只求噩梦快快醒来。大夫说我没什么大事我并不相信，怀疑他只是在安慰我。我坚持认为自己出了大问题，精神更加忧郁和萎靡，觉得自己离精神病不远了，人生已快走到了尽头。
那时我经常去医院看病，名义上对大人说是看腿，实际上主要去看头。我认为自己的大脑出了毛病，这使我感到非常恐慌。另外我去医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里有许多东西吸引着我。每一次看到那些东西似乎都带给我某种愉悦，某些满足，使我觉得长大∵进医院一楼东边的男厕所里面，就在每一个蹲坑的木门上，画着许多撩人的字画。上面夸张地画着许多男女**和男女生殖器的“漫画”；有的还题上打油诗。我经常是看完病后，有事无事地都要去那里偷偷欣赏那些淫秽的东西。对我来讲，它是那么新奇！它令我浑身躁热，血管鼓胀，象电流一样震撼着我的灵与肉。每次回来我都会好长时间回味着它的内容。虽然那些“漫画”、淫诗充满了惑人的淫欲和放荡。人们认为它污秽不堪，但我还是看得津津有味。我知道这些都是一些无聊的人或者小流氓们干的，搞卫生的人也经常地清洗，但我还是禁不住它的诱惑，犹如粪坑中的一只蛆，靠吃污秽的东西生存着。当然过后我也被道德唤醒而自责，觉得自己寡廉鲜耻，内心充满了负罪感。
这时期虽然我按时上学上课了，不再无故旷课，但也仅此而已。我仍然把自己封闭在家中，不愿意接触外界，觉得这样才有安全感。在家里我读些文学书，流连在故事王国里。唯有进入里面，我才忘记白天在外面遇到的各种不愉快和尴尬，抚慰着精神的创伤，使得精神得以松弛，像只逃亡的老鼠回到了自己的洞穴里。父母几乎没有注意这些，也许他们仍然还没有从悲痛中解脱出来。粗心使得他们在我最痛苦最无力的时候，也没有向我伸出慈爱的援助之手。而我也极不愿意让大人知道这些丢脸的难言之痛。我困在痛苦的泥沼中，无人递给我一根稻草。我就要死了，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它的原因，也没有一个亲人在我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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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母亲遭到巨大的精神打击后，又加上家里欠了许多的外债，她的脾气更加暴躁了，她变得动不动就跟父亲发火吵架，把生活的挫折和怨气，有意无意地统统发泄到对方身上。甚至认为要不是丈夫来h城，小儿子也不会得这样要命的病。发火也许对她好受些。但丈夫却更加倒霉，因为他的心情也并不好。如此一来，两个人的感情就像天上的月亮，圆满美好的时候一个月也没有几天，而残缺损亏的时光却是占了多数，占了我们家生活中大部分的日子。吵架激烈时，东西被摔的稀里哗啦，瓷片纷飞。尽管都是些碗、盘、杯子什么的，并不贵重，但瞬间迸发出的刺耳响声，就像铁器猛地砸在心灵的镜子上，整个世界都会变得四分五裂，模糊不堪，所有的美好心情也稀巴烂了。他们到最后都疯了似的，像斗红眼的两只鸡，张牙舞爪、面目狰狞。母亲大嚷着“离婚”，说绝不在一起过了，一分钟也不过了。父亲对离婚没有那么大的勇气；他好面子，怕闹到单位领导那里不好看。他嘴上也说“离就离”，“以为我怕你啊”什么的，但却少有底气。犹如我们家以前烧火做饭用的那个破风箱，再怎么使劲推拉也吹不出多少风来了。而气红眼的母亲可没有那么容易善罢甘休，她穷凶极恶的拽住父亲的衣服，非要去找人评理不可。父亲坐在原地动嘴不动腿，说你先走，你先走，我奉陪你就是了。但他只是哆嗦着吸烟。
如此一来，二人的感情受到了严重损害。记得我说过，我怨恨母亲在家中的霸道及强词夺理的作风，对老实理智的父亲充满同情。不过这些只是在心里这样想，表面上我才不去管他们那些丢人显眼的破事！于是我把对他们某一人的不满发泄到他们二人身上，我开始故意不理睬他们，专门气他们，他们叫我向东，我专门向西。当然我不敢表现得太过火，否则我也会被责骂的，引火烧身。
有时我想，不知道父亲在外面有没有女人。我想凭父亲的为人和不苟言笑的性格，那样的事恐怕很难做出，再说母亲和他在同一个单位工作，他没有那么大的胆量。这个单位太小了，谁的一举一动别人都会看得一清二楚。我想要是父亲真的在外面有个野女人，我也能够理解。母亲天天制造的痛苦实在太多了，每天回家对他简直就是牢狱之苦。父亲不善言辞，也不喜表白，又要脸面，内心的苦水也只有他自己才清楚。
不过母亲的可憎可恨只表现在她对人对事胡搅蛮缠的时候，平时的她又展现出她极可爱的一面，完全是另一副样子。特别是她心情好的时候你不知她又是多么的可爱迷人，多么富有魅力！在家里她永远是谈话的中心人物，活跃着气氛，一会笑说这个，一会笑说那个，眉飞色舞的，极富有感染力。家里也弥漫着温馨的气息。虽然她说的大都是家长里短的事或单位的琐事——她也只对此感兴趣，但也正因为此，这个家才有了家的感觉，才有了那个年代缺少的人情味儿。她头脑机敏，能说会道，对人和事极富有热情和激情，这是沉静的父亲身上所没有的。当家里只有我和父亲时，两个人一天连三句话也说不了，家显得特别冷清，沉闷的快要喘不过气来了。而和母亲在一起，情形则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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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和大多数传统妇女一样，她把生活的信念全寄托在了孩子身上。孩子成为她生命的终极目的、终极幸福，她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大人为孩子活着，光大人生活有什么意思啊”。现在她逐渐从失去小儿子的痛苦中缓解过来。既然小儿子不在了，又与丈夫的感情不融洽，她自然而然地寻找着新的感情寄托。丰富的情感使她渴望有疼爱的对象。而封建传统从一而终的思想，使她不可能从感情上背叛丈夫而另寻新欢。她认为那样的行为是做一个女人最不可原谅的，最可耻的。她自然认为孩子才是她人生当中最最重要的成果，才是她的精神支柱，感情生活彼岸的灯光。以前她是为小儿子活着，现在她开始把原来对小儿子的那分失落的爱转移到我的身上。她和丈夫不可能再生育了，她已经快四十岁的人了，身体又不好。我担保如果可以再生的话，她肯定会再生的。现在她别无选择，只能把充沛的爱倾注到我的身上。这对她也是相当的重要，刻不容缓。因为对她来说，想爱而没有目标是一种非常大的痛苦，爱的情感得不到宣泄也是一种悲哀。感情空虚令人难以忍受，去爱既是为了别人，也是为了自己，它是那么无私、崇高和伟大，也是一种自私的心理需求。她需要一种自我心理的慰藉，另一个需要就是养儿防老，将来为自己送终，延续香火、光宗耀祖。伟大的行为同样也带有某种功利的目的。
以前我是多么希望母亲多给我一些慈爱，多给我一点关爱啊！出于这种心理，我不惜祈盼弟弟的死，以牺牲手足之情作代价。现在我的目的达到了。母亲开始把家里好吃的好穿的好玩的都给了我，把所有精力都用在我身上。每天嘱咐我一萝筐的话，要我在外注意这注意那。像是我突然小了十岁似的，从一个少年成了一个刚会走路的儿童。要知道她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过。一有空闲时间她就给我织穿也穿不过来的毛衣毛裤。她一年四季不停地织啊织，织完薄的，再织厚的，样式和织法上也是不一样的。她还给我做了许多棉衣棉裤，总怕我的腿吹成关节炎，后又做了两条驼毛棉裤给我。那时驼毛是很稀贵的东西。
我在家庭中的地位悄悄发生着变化。家里的活也很少让我去干了，我变得无事可做。他们不再像以前，动不动就拿我撒气，现在转而看我的脸色说话了。在我心情不好时，他们也不敢问我更多的话，而我也日渐变得任性乖戾。我对他们由原来的诚惶诚恐变得强横霸道，动不动就耍小脾气，稍不如我意，就会冷淡他们，拒绝交流，做为我对他们的惩罚。渐渐成了家庭中的小皇帝、小公子。
每天放学回到家里，尤其是在吃饭时，母亲就老是关心地问你这个问你那个，问得你很心烦。你知道，孩子们有些事情是不想让大人插手的。一旦她知道了就会大惊小怪。每当我懒得回答，她就没话找话地说。她像个絮叨的老妇人，今天上什么课啦，老师说什么没有，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是不是与同学打架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等等，等等。你如果不搭理她，她就疑心是不是同学欺负你了，然后她就展开丰富的想象力联想下去。要你在受别人欺负时不要还手，她担心毛头小子们没轻没重的，会把我打坏了。并说碰到那些小流氓你根本没理可讲，叫别人去收拾他们好了。还叫你有事一定要告诉老师或者回来和大人讲，由老师或大人去管他们。一向明理的父亲此时也糊里糊涂去帮她的腔，他忘了母亲是怎么欺负他的，他是一个没有记性的男人。也许此时他们连万分之一的闪失都怕。他们的神经已变得如此的脆弱不堪，恨不得每时每刻都跟着我身旁保护我。这使我成了独生子后，刚感到了拥有了全部母爱和父爱的满足，又很快有了一种被爱的洪水所淹没的感觉。好比飞虫挂在了蜘蛛网上一样，身心已被深深的束缚。我想起在老家时，夏天我们在竹竿上粘了糖稀，神不知鬼不觉用它靠近树枝上自鸣得意的蝉，一旦粘住它的翅膀，这时蝉怎么也逃不掉的。
令我头疼的是，母亲会把你随口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会当真，在心里琢磨来琢磨去，挖出我想不到的意思来。她就好比有研究微生物的癖好，把所有的东西都要放在显微镜下观察，放大。要命的是她总是把她想象的东西当成真实的东西。你随便打个嚏喷，她就怀疑你一定是感冒了。你随便说的玩笑话，会不知在什么时候，也许过了十天，也许过了三个月，也许已过了半年，她会忽然又翻出来，证明你是另外的用意。她的记忆力极好，联想能力也是出奇的，我敢说这一点她在世界上无人可比。假如母亲要是从小受到良好教育的话，我敢说，她一定会成为一个极出色的推理小说作家。可是她的杰出天赋并没有得到正确发挥应用，而是走入魔道。危害也比一般人更加可怕，尽管这一点连她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所以对她每每使我懊悔不堪：在亲情和她魅力的感召下我总不由自主地向母亲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和盘说出自己的想法，可是不知哪一天你突然又会有一种作茧自缚、援人把柄的感觉，感到特别特别的后悔。因为她总有一天会利用你的心里话来束缚你的生活，来攻击你。于是我多次暗暗发誓，今后绝不再向她说自己的真实想法，不再向她透露自己的内心秘密，尽管她是我最亲的人，是世界上我最爱的人。然而我一高兴时，往往又忘乎所以了，挡不住母爱至情的诱惑，不能把握住自己。就这样我一次又一次在这种懊悔的矛盾中生活着，成长，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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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我开始凭着自己成了他们的独子，行使着我举足轻重的权力。有时我好几天不与他们说话，使家里的气氛变得很糟。这在以前是绝对不允许的。弟弟在世的时候，我就是被挨了打，也是不许哭的。在她面前你内心觉得再委屈也不能表现出受委屈的样子，必须痛快地回答问话，否则还是被挨打。可现在不同了，我似乎有了底气。他们两人感情不融洽，我又成了独子，他们谁也舍不得再打我，再说我对他们每个人都变得很重要，谁也不愿与我感情不和，搞得关系紧张，使他们自己孤立。他们两个阵营对垒，像当时的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力量相当，我倾向哪一方，哪一方就是赢家。我就像扑克牌中的大王，谁都想拥有我。
总之，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惧怕他们了。对母亲的唠叨大多只是敷衍了事。那天我理发回来，母亲问我在哪里理的，我搪塞到：“理发馆。”当然理发会在理发馆了，这等于没说，我也清楚。我就是讨厌她想掌握我生活中每一点一滴的这种作法。我觉得她在跟踪我的一举一动。每天，哪怕我放个屁她都想知道。对此我反感透了，总觉得自己在她的面前像是被扒光了衣服一样，一点**和自由空间也没有，完全成了一个玻璃人，或者是一具由她牵线控制的木偶。
每当我不愿理他们的时候，我就假装身体不舒服，拿了饭去自己的小屋里去吃，不再和他们在同一个桌子上吃饭。省得他们不断地“关心”你。三个人坐在一起而没有话，显然也有些别扭，家里会笼罩着压抑沉闷的气氛。我躲出去就避免了这种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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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初二后半学期开始，我发育非常快，我的个头像夏天的庄稼一样，开始蹭蹭的往上窜，有时我都能听到骨头拔节的响声。几个月的工夫，就长了半头。尖细的嗓音也变得粗哑有力，不知是心情憋闷得厉害，还是青春期旺盛的冲动使然，有一阶段喜欢上唱歌，一没有人就想喊几句，哪怕感冒、嗓子发炎了都不理会。有好几次嗓子被喊得都说不出话来了。
对男女之间的事也由以前懵懵懂懂，觉得好奇、好玩，变得神秘而极富魅力。我在身体和心理上有了明显的冲动，神秘而强大的磁场释放出愉悦的磁波，我的灵魂变成一根小小的别针，被巨大的磁波所吸引，所吸附，不由自主地向着它的方向奔去，接受它的洗礼。
记得在我童年的时候，就看见我家养的那只漂亮的芦花公鸡动不动就骑在母鸡身上，我只以为它恃强凌弱，逞它的威风呢。我每次看不过，总跑上去替下面遭“欺辱”的母鸡打抱不平，脱下我露脚趾的破布鞋狠狠地扔过去。然后撵得芦花鸡满院子飞跑，咯咯直叫，小院里顿时飞扬起羽毛和尘土。长大些后，见大人们把猪啊羊啊牛啊公的和母的专门配在一起那样，我似乎醒悟了一些。再后来又从狗身上懂得更多了。老家农村几乎家家养狗，它们也经常出来转悠。当在街上碰见一条狗旁若无人地骑压在另一条狗的身上时，孩子们就会跑来主持公道，打“坏蛋”救弱者，所谓路见不平，大侠出手。我们捡来土坷垃、瓦块，追上去哄打那只欺负人的狗，不，应该叫霸道的不讲狗理的狗。但往往是在打上边的狗时，下面的狗也被株连了进来，难逃厄运。狗们被这突如其来的追打慌了手脚，它们本以为没有碍着人的事呢，于是惊慌失措，双双拉扯着踉踉跄跄地开始逃命。当时我很不明白，为什么在他们逃命的过程中不分开跑，使它们跑起来更快些。起初我以为下面受欺负的狗敌友不分，在危难时它还犯糊涂。只以为它们讲义气，讲狗道。我为它们的这种举动所感动，同时也更加激怒了我们，于是没完没了的追打它们。直追打得它们嗷嗷直叫，屁滚尿流。后来才知道它们做的和我们想的根本不一样。根本不是谁在欺负谁，一块拉扯地跑也实在是惊吓所致，迫于无奈。等后来明白事理后，当初追打它们的快乐荡然无存，觉得极无聊。我们在干一件没有人道，也没有狗道的事。搅了人家的好事，实在讨厌和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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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院里的同伴国庆，虽然比我只大一岁，但脸上的青春痘却比我多了不止十颗。看上去简直星光灿烂。他学习并不怎么好，好像天生不开这一壶似的。但是这并不代表脑瓜子不好使，相反，他机灵得象告了油的轴承。他比我淘气，也有胆量，是院里孩子中的头儿。在任何情况下，他的脑子里都有许多的鬼主意馊点子，叫大家不得不佩服。他永远能干别人干不了的事。比如秃小子们都觉得女孩儿挺好玩，对她们心里痒痒的。但大家伙也只是心里想一想罢了，顶多过过嘴瘾，并不能实现愿望。但国庆却真的搞到了一个苗条女孩儿。这千真万确。女孩儿就住在我们院后边的村子里，长得清秀可人，总使人联想起还托着晨露的小萝卜。虽然事隔多年，现在想起来，她苗条的身材和婀娜的背影仍历历在目。他们经常见面、约会。至于身体亲密到什么程度他没讲过。院子里的小明，当时八岁，他用严重早熟的口气说，他曾为国庆他们亲近时在胡同口放过哨。有人急切地一指下面的裤裆，问是不是给弄进去了，小明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好像没有，只让看了看。我听了以后，好几天脑子里也不想别的，只是在寻思在那姑娘的下身国庆到底看到了什么样的东西。心里简直羡慕死国庆了。
我后来因为玩篮球与国庆发生争执，关系弄僵了，二人一直不说话，那事也就从未知道是真假了。不过直觉告诉我，肯定是真的。说心里话，谁不希望有个女相好呢§上说那不正经或不想要的，**成是些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窝囊家伙，要不就是心理变态。大多数人只是有贼心没贼胆罢了，比如我。同时又自卑地想，哪位女孩儿会喜欢我这样的人呢。她们喜欢勇敢、健壮、机灵、能说会道的男孩儿，特别是对那些漂亮自负的女生而言更是如此。又弱又丑的我是她们根本瞧不起的，也许连眼皮也懒得撩一下呢。再一个我心里总有一个逾越不了的障碍，觉得这种事如果叫大人们发现了，实在羞愧得无地自容。我一向脸皮薄，所以，我在身心变化最大的中学期间没有做过“不正经”的事，没有变成“小流氓”，“小无赖”什么的，倒不是心地真的多么地正经、纯净，心甘情愿做一个大人们省心的“好孩子”，而是对自己的“出格”和反叛没有信心和缺少胆量而已，并不是像大人们想象的那么好。我敢说我心底里的淫念并不比国庆少。我一生都佩服那些敢做敢为的人，可我一生似乎都摆脱不了患得患失的毛病，成为不了生活中的强者。我都在靠想象实现我的理想。
学校里男生和女生因为争风吃醋经常打架。有时进而发展成学校之间打群架。在放学的时候，我会经常在学校大门口看见成群结队的人围在一起，那八成是要为某个漂亮的姑娘进行战争。为打架头颅开花，肉葫芦变成个血瓢，断胳膊断腿，折几根肋条的，已司空见惯。也由此可以推见女人在男人心中至高无上的分量，她们是多么的重要。上天把男女弄成这般生死难分，牵肠挂肚，虽然自古出了那么多可歌可泣的浪漫爱情故事，但也使人类自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要说最酷的男生，当数高中那些戴军帽的大同学。当时全国上下都崇拜军人，学生更是追风。戴军帽穿军绿衣服好像同时也有了军人的威风和地位。这些人俗称“勾子队”。另类女生爱穿上窄下宽的喇叭裤，裤脚扫着地，一脸的不在乎。这些人往往又是学校中最漂亮的，我对他们又怕又迷恋，背后人们称之为“圈子队”。
在对女性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下，我憋足气，跑到很远一个偏僻的书摊上，红着脸偷买了一本粉书皮子的性知识手册。我等了好半天，一直到身边没了人才敢伸出手去买。虽然上学有卫生常识课，但负责这门课的那位小迷缝眼女老师几乎什么也不讲，叫下去自己看。书里面内容也过于简单，看了半天仍然糊里糊涂。买了粉红皮这本书后，晚上我就躲在小屋里，背着大人们如饥似渴地看起来。我很怕大人发现这本书，但凡听到大人的一点脚步声，我立刻就把它藏进被子下。我的两只耳朵永远是支楞着象松鼠的一样。为了不引起家人的注意，我用旧报纸包了书皮，上面写上“化学”。每当读它的时候，我浑身的血就往上涌，身上燥热难耐，心脏怦怦乱跳。男人身上的那些性物件随之也有了异样的、愉快的反应。我想就是再正经的男人看了也会身体有反应的。我在急切渴望一些东西。这本书让我明白了许多，尤其是对女性那些神秘的地方。有关女人的部分我不知道翻来覆去地看了多少遍，而对男人的部分只是一带而过。对上面画着女性性器官的示意图，看了又看，心里埋怨图画的太粗糙、太简单了，像个毛线团，一点也不真切，我只好用想象完成着它们现实中的样子。
到了初三最后一学期，所有的课程已经讲完。我的学习看上去仍然是半死不活。庆幸的是，毕业考试只是走形式，实际上几乎每位学生都能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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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五月份，按照教育规定，我们在毕业前要接受一次农村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需要下农村劳动锻炼一个月。这样在思想政治上才合格，才能做“又红又专、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政治表现在当时比学习成绩更重要。为了真正和农民打成一片，体验农村生活，学校要求我们吃住在那里。我们的具体任务是，帮农民在农田里挖抗旱防涝的水渠。为了使学生真正体验农村人的生活，学校还规定学农期间不准回家。
开始母亲听说我要去农村劳动，并且一个月的时间不许回家，她好几天睡不着觉。她似乎忘了我从小是在农村长大的，而且老家的农村生活远比这里的要艰苦得多。她觉得这是一件她儿子几乎不能承受的事。好几天来，一有空，她一边发泄着对学校的不满，一边给我准备穿的、用的，还有吃的。这些需要拿的东西足有两大提包。除了拿换洗的衣服，连牙具、肥皂、香皂、手纸都一样一样分类给我准备好了。老师不让带多余的东西，农民家有被子和用的东西。临走的前一天，她又给我准备了许多吃的烧饼和饼干，还做了一大瓶肉炒酱。好像我独身要穿过撒哈拉大沙漠或者去孤岛生活。清早，我们就坐在学锈来的大巴士上出发了。沿着公路颠簸地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了目的地。这是个叫“陶里庄”的穷村子，我们分住在农民的家中，吃饭由学性己开伙。每人都交了粮票和生活费。意想不到的是，学校的伙食非常地差，每天不是菠菜汤，就是土豆丝，主食是玉米面发糕或黑面馒头。黑馒头有一种霉味料不到的是伙食定量严重不足，我们每天饿得饥肠辘辘，吐绿水。我们怀疑所交的钱和粮票都叫学校老师给贪污了。
每天真正干活挖渠的时间并不长，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一去一回的路途上了；去的时候走半天，回来的时候又走半天。回来走到半道已经是饥饿难忍。也许那时我正长身体的原故，反正消化从来没那么好过。这种感觉小时候曾有过，已经很长时期没有这种强烈的体验了。由于在食堂吃不饱，人更加瘦削，脸也黑，两眼都绿了，人看上去像只狼嵬子。伙食标准按人头给，男女都一样，似乎学校在体现男女平等。可现实情况是，男的不够吃，女的吃不了。绝对死教条。好多女生吃不了又嫌难吃都把饭倒掉了，而我每天虽然饿得从嗓子眼往上吐绿水，但还是没有勇气跟她们去要。似乎饿死是小，“名节”才是大事情。
除了饭吃不饱，这么多人住在一起过集体生活还是挺热闹的。同学们离了家，没有父母家人的看管，大家一起劳动，又吃住在一块，觉得生活非常新鲜和自在。每当晚上，早早躺在床上，大家相互开着玩笑。说着说着，不知道谁突然放出个响屁来，惹得满屋子人一阵笑骂；大家一边笑骂，一边使劲用手煽风。公平地说，这也怨不得“肇事者”，食堂的伙食实在太差了，每人不放十个八个的屁那才有鬼了，他的肚子肯定是铁皮做的。
白老师也和我们住在了一起，他和我们说说笑笑的倒也显得随和。
到了学农劳动过了一半的时候，我还是在全班出了次风头。前面说过，按学校正常规定学生中途是不可以回家的，但校方有一条补充规定给我开了方便之门。就是凡是属于家中独生子女的，可以享受一趟回家“探亲”。那时一般家庭里都有两个以上的孩子。我没想到因为独生子女这一条，在这关键的时候救了我的命，叫我露了脸。反正是在男生个个都饿得骨瘦如柴的时候，全班只有我才有条件正大光明地逃离几天，回家享受几天吃饱饭的好日子。我最得意的是，能回家一趟还是其次，主要是想在同学们面前显示显示自己是“独生子”的优越条件，可以享受特殊待遇，使我有一种与一般同学大不相同的地位。我尤其想让女生们都知道这些。
当我从家再回来时，又拎了一大篮子好吃的东西来。这事果然被别的同学们所羡慕，许多女生们看我的眼神都变了，开始变得温柔起来。当我把吃的分给大家，心里感到说不出的满足和荣耀。我终于在班里有了一次露脸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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