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儒学与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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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吏员中简拔。新官府中九品的官员，一部分是由投降过来的未入流官提拔的，比如库副使、仓副使、录事、检校、司狱、典史之类的官，在明朝都属于月俸三石的未入流官员，投降之后都提拔为九品官。
但是闯军既然裁减了胥吏的名额，九品官的数量自然要多于明朝，靠投降人员补不上这么多缺口。因此，闯军以府为单位对在职吏员进行考核，评为优秀者调往他府担任九品官。
这种擢吏为官的做法，倘若在和平年代执行，必然会掀起轩然大波，引起天下读书人的公愤。但是现在湖南士绅还都以闯军为反贼，大部分都不肯合作，正好让闯军可以随便搞，想提拔谁就提拔谁。等到士绅想和闯军合作的时候，制度已经确立，他们想改也改不了了。
所谓“胥吏道德败坏，不能做官”纯属扯淡，在另一时空，多少包衣奴才高官得做，骏马得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向清廷献策迁界禁海的房氏兄弟。胥吏的道德再败坏，能比他们还败坏吗？怎么不见哪个官员跳出来说：“狗奴才道德败坏，不能做官。”清朝让汉奸当大学士都没出什么问题，闯军提拔几个吏员当九品官又怎么可能有问题。
胥吏在道德上有毛病的确是普遍现象，但科举出来的读书人道德就没毛病吗？可能确实有不少读书人真的相信他们这些“读圣贤书”的人在道德品质上和胥吏有根本性区别，但是在闯军将领们看来，都是一个鸟样。
第四，直接招揽乡绅。凡是致仕、罢职、丁忧在家的明朝官员，只要投降，一律和现任官员一样晋升一级。未授官的举人，来投即为七品官。在明朝有秀才功名的人，进文章一篇便可授官，优者授八品官，良者授九品官。至于进士就不提了，因为根本没有进士来投降，连举人也没来几个。
在另一时空，闯军六年后才开始建立政权，那时大明要完的迹象已经很明显了，因此什么人都想往闯军这条船上跳。而现在，大明看起来似乎还能抢救一下，而且必然会很快调集大军进攻湖南，士绅们对闯军能否守住湖南尚十分怀疑，自然不会来做闯军的官。
田见秀告诉派驻各县的人，由得他们去，这些士绅不来做官最好。鼓励投降的典型有几个就够了，也用不着树立那么多。正好给那些主动来投奔的穷书生多留些位置，这些人才是真正能和闯军站在同一阵线，甚至在生死关头也可以放心信任的。
倒不是说士绅一定就会叛变，穷秀才就一定可靠，但是士绅中对闯军不忠诚的比例肯定更高。王瑾在这个问题上极其重视，绝不允许因为出身排斥士绅子弟，说这件事的时候甚至严肃到了声色俱厉的程度。
田见秀本来也不是会因为出身歧视别人的人，虽然不喜欢士绅，但是在授官时对每个人都就事论事，委任公允。他在湖南的官员招募工作完全凭自愿，对于不想来的人，既不像另一时空的李自成和张献忠那样拿刀子逼着来，也不会因为某个人有名望就特意去请。手上有一批闯军自己培养出来的懂实务的读书人，对于士绅的依赖度就大大降低了，他们爱来不来。
第五，就是像吴侯这样来应考的在明朝没有功名的读书人了。田见秀已经打定主意，这批人只要能写出让人能正常读得懂的文章，就都留下。虽然里面混了不少投机分子，不过现在没法甄别。这样一来，湖南的官员队伍就基本满额了。
闯军的科举与明朝大不相同，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是分开考试的。礼科的考试和明朝的科举一样，考的是八股文章；吏科则是以史事、时事为题的策论考试；户、刑二科的考试，干脆就是钱粮、刑名师爷的工作内容。
兵科的考核内容除了一些基本军事常识之外，全是军事后勤方面的内容，实际上就是给闯军自己人留着的。因为直接任命军官当文官不太好看，所以田见秀就让打算转文官的闯军兄弟去参加考试。
反正兵科的考试内容除了占比很低的兵法基本理论之外，都是四斤半重的炮弹要搭配多少火药、一斤马料里放多少黑豆这种题目，田见秀不信有哪个明朝文人能比闯军弟兄们还懂。
工科考的内容最杂，包括农学和各种手工业相关知识，还有水利、建筑等方面的内容。来应考的除了闯军自己人之外，要么是从事过相关领域工作的胥吏，要么是小商人、店伙出身，几乎没有传统的读书人。
总体来看，传统的读书人在吏、礼两科具有绝对的优势。户、工、刑三科中，则是胥吏、商人以及闯军随营学堂出来的人更占优势。虽然那些大地主家庭中接触过实务工作的人也不是不会这些，但他们现在还都在观望。至于兵科，就几乎完全是闯军兄弟的天下了，除了极少数类似于徐以显、潘独鳌的看对了书的军事发烧友，只有个别投降的明军军官子弟能掺和一下。
当王瑾提出这套科举方案，邓岩忠、陈可新等人就告诉他，这是要天下大乱的。
他们倒是不反对这种科举方式，毕竟他们来得早，新人怎么考也影响不到他们。他们是真的从闯军的角度考虑，判断这样的科举方式一定会导致天下读书人的不满。
明朝后期，很多人已经对僵化死板的八股文有很大意见了，有不少要求改革的呼声，但谁也没想到竟然有人敢这么改。考八股也好，考策论也罢，不过就是换个文体，换个形式，科举还是那个科举。然而王瑾的这一套，直接把蛋糕切走了一半。
闯军的家眷分别安置在九座府城，每一座府城都建立了学堂，让闯军兄弟的子弟就读，教的都是王瑾那一套。
随着闯军占领城市，他们有了更好的条件，系统性地将军事知识和原本由胥吏掌握的实务知识教授给闯军子弟，他们在户、兵、刑、工四科上的竞争力将越来越强。
闯军依然保留了各地的府学、县学的设置，不过并没有干预教学内容，主管官员都是投降的明朝文人，经费也丝毫没有增加。总体态度就是，我们就这么考，你们爱学不学。
理论上说，这是一种很公平的制度，大家都是在科举制度的框架内凭本事去考，至少比八旗官学那种自成一套仕官体系的制度要公平。可问题是，出题的是闯军，判卷的是闯军，学校的老师还是闯军，府学、县学的生员们想要学习户、兵、刑、工四科的知识，必须从头开始。
显然，闯军不会从财政里掏钱去补贴这些非嫡系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说，闯军拿从全体国民身上取得的财政的钱只供自家兄弟孩子的教育，也是一种不公平。
闯军也不可能把这种新式的教育放在府县儒学之中，这种机构被士绅控制是无可避免的。明朝军人政治地位的低下对于闯军来说是非常深刻的教训，首重军学这一点肯定不会动摇。农民起义者出身的闯军对曾经与他们水火不容的士绅群体有天然的不信任。
说实话，农民起义者能像大明这样迅速和士绅打成一片还真是异数，像另一时空的李自成那样和士绅打成一片才是农民军的正常状态。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农民起义者成事极少的原因之一。
除了闯军子弟之外，商人子弟和胥吏子弟也会加入科举竞争，使得原本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科举的激烈程度再翻一倍。大户人家的子弟尚可以改学钱粮刑名的本领，而小户子弟连改学策论的条件不一定有，只能一窝蜂地往礼科这条路上挤。为了改变这种状态，民间办学的方向也一定会发生变化，导致更多的争端。
现在因为根本没什么正经士绅来参加科举，所以闯军爱怎么考就怎么考，也没人在意，可如果将来把这种制度向更大的范围推广，必然在天下读书人中引起轩然大波，“天下大乱”的评价绝非虚言。到那时，是福是祸就很难预料了。
但是闯军既然裁减了胥吏的名额，九品官的数量自然要多于明朝，靠投降人员补不上这么多缺口。因此，闯军以府为单位对在职吏员进行考核，评为优秀者调往他府担任九品官。
这种擢吏为官的做法，倘若在和平年代执行，必然会掀起轩然大波，引起天下读书人的公愤。但是现在湖南士绅还都以闯军为反贼，大部分都不肯合作，正好让闯军可以随便搞，想提拔谁就提拔谁。等到士绅想和闯军合作的时候，制度已经确立，他们想改也改不了了。
所谓“胥吏道德败坏，不能做官”纯属扯淡，在另一时空，多少包衣奴才高官得做，骏马得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向清廷献策迁界禁海的房氏兄弟。胥吏的道德再败坏，能比他们还败坏吗？怎么不见哪个官员跳出来说：“狗奴才道德败坏，不能做官。”清朝让汉奸当大学士都没出什么问题，闯军提拔几个吏员当九品官又怎么可能有问题。
胥吏在道德上有毛病的确是普遍现象，但科举出来的读书人道德就没毛病吗？可能确实有不少读书人真的相信他们这些“读圣贤书”的人在道德品质上和胥吏有根本性区别，但是在闯军将领们看来，都是一个鸟样。
第四，直接招揽乡绅。凡是致仕、罢职、丁忧在家的明朝官员，只要投降，一律和现任官员一样晋升一级。未授官的举人，来投即为七品官。在明朝有秀才功名的人，进文章一篇便可授官，优者授八品官，良者授九品官。至于进士就不提了，因为根本没有进士来投降，连举人也没来几个。
在另一时空，闯军六年后才开始建立政权，那时大明要完的迹象已经很明显了，因此什么人都想往闯军这条船上跳。而现在，大明看起来似乎还能抢救一下，而且必然会很快调集大军进攻湖南，士绅们对闯军能否守住湖南尚十分怀疑，自然不会来做闯军的官。
田见秀告诉派驻各县的人，由得他们去，这些士绅不来做官最好。鼓励投降的典型有几个就够了，也用不着树立那么多。正好给那些主动来投奔的穷书生多留些位置，这些人才是真正能和闯军站在同一阵线，甚至在生死关头也可以放心信任的。
倒不是说士绅一定就会叛变，穷秀才就一定可靠，但是士绅中对闯军不忠诚的比例肯定更高。王瑾在这个问题上极其重视，绝不允许因为出身排斥士绅子弟，说这件事的时候甚至严肃到了声色俱厉的程度。
田见秀本来也不是会因为出身歧视别人的人，虽然不喜欢士绅，但是在授官时对每个人都就事论事，委任公允。他在湖南的官员招募工作完全凭自愿，对于不想来的人，既不像另一时空的李自成和张献忠那样拿刀子逼着来，也不会因为某个人有名望就特意去请。手上有一批闯军自己培养出来的懂实务的读书人，对于士绅的依赖度就大大降低了，他们爱来不来。
第五，就是像吴侯这样来应考的在明朝没有功名的读书人了。田见秀已经打定主意，这批人只要能写出让人能正常读得懂的文章，就都留下。虽然里面混了不少投机分子，不过现在没法甄别。这样一来，湖南的官员队伍就基本满额了。
闯军的科举与明朝大不相同，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是分开考试的。礼科的考试和明朝的科举一样，考的是八股文章；吏科则是以史事、时事为题的策论考试；户、刑二科的考试，干脆就是钱粮、刑名师爷的工作内容。
兵科的考核内容除了一些基本军事常识之外，全是军事后勤方面的内容，实际上就是给闯军自己人留着的。因为直接任命军官当文官不太好看，所以田见秀就让打算转文官的闯军兄弟去参加考试。
反正兵科的考试内容除了占比很低的兵法基本理论之外，都是四斤半重的炮弹要搭配多少火药、一斤马料里放多少黑豆这种题目，田见秀不信有哪个明朝文人能比闯军弟兄们还懂。
工科考的内容最杂，包括农学和各种手工业相关知识，还有水利、建筑等方面的内容。来应考的除了闯军自己人之外，要么是从事过相关领域工作的胥吏，要么是小商人、店伙出身，几乎没有传统的读书人。
总体来看，传统的读书人在吏、礼两科具有绝对的优势。户、工、刑三科中，则是胥吏、商人以及闯军随营学堂出来的人更占优势。虽然那些大地主家庭中接触过实务工作的人也不是不会这些，但他们现在还都在观望。至于兵科，就几乎完全是闯军兄弟的天下了，除了极少数类似于徐以显、潘独鳌的看对了书的军事发烧友，只有个别投降的明军军官子弟能掺和一下。
当王瑾提出这套科举方案，邓岩忠、陈可新等人就告诉他，这是要天下大乱的。
他们倒是不反对这种科举方式，毕竟他们来得早，新人怎么考也影响不到他们。他们是真的从闯军的角度考虑，判断这样的科举方式一定会导致天下读书人的不满。
明朝后期，很多人已经对僵化死板的八股文有很大意见了，有不少要求改革的呼声，但谁也没想到竟然有人敢这么改。考八股也好，考策论也罢，不过就是换个文体，换个形式，科举还是那个科举。然而王瑾的这一套，直接把蛋糕切走了一半。
闯军的家眷分别安置在九座府城，每一座府城都建立了学堂，让闯军兄弟的子弟就读，教的都是王瑾那一套。
随着闯军占领城市，他们有了更好的条件，系统性地将军事知识和原本由胥吏掌握的实务知识教授给闯军子弟，他们在户、兵、刑、工四科上的竞争力将越来越强。
闯军依然保留了各地的府学、县学的设置，不过并没有干预教学内容，主管官员都是投降的明朝文人，经费也丝毫没有增加。总体态度就是，我们就这么考，你们爱学不学。
理论上说，这是一种很公平的制度，大家都是在科举制度的框架内凭本事去考，至少比八旗官学那种自成一套仕官体系的制度要公平。可问题是，出题的是闯军，判卷的是闯军，学校的老师还是闯军，府学、县学的生员们想要学习户、兵、刑、工四科的知识，必须从头开始。
显然，闯军不会从财政里掏钱去补贴这些非嫡系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说，闯军拿从全体国民身上取得的财政的钱只供自家兄弟孩子的教育，也是一种不公平。
闯军也不可能把这种新式的教育放在府县儒学之中，这种机构被士绅控制是无可避免的。明朝军人政治地位的低下对于闯军来说是非常深刻的教训，首重军学这一点肯定不会动摇。农民起义者出身的闯军对曾经与他们水火不容的士绅群体有天然的不信任。
说实话，农民起义者能像大明这样迅速和士绅打成一片还真是异数，像另一时空的李自成那样和士绅打成一片才是农民军的正常状态。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农民起义者成事极少的原因之一。
除了闯军子弟之外，商人子弟和胥吏子弟也会加入科举竞争，使得原本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科举的激烈程度再翻一倍。大户人家的子弟尚可以改学钱粮刑名的本领，而小户子弟连改学策论的条件不一定有，只能一窝蜂地往礼科这条路上挤。为了改变这种状态，民间办学的方向也一定会发生变化，导致更多的争端。
现在因为根本没什么正经士绅来参加科举，所以闯军爱怎么考就怎么考，也没人在意，可如果将来把这种制度向更大的范围推广，必然在天下读书人中引起轩然大波，“天下大乱”的评价绝非虚言。到那时，是福是祸就很难预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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