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失业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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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可望的天赋比王瑾不知高到哪里去，自从到井冈山开始，又有了三年处理民政事务的经验。王瑾认为，只要孙可望手上有足够的情报，他的水平是不会比自己差的。
跟着王瑾接受了七年的教育，孙可望已经有了足够的视野，能够从全国甚至全球的宏观全局考虑问题。能把视野、情报、天赋、经验四者结合的人，必然是本时空的一流人物，如果他处理不了，那王瑾肯定也处理不了。
占领区稳定下来之后，王瑾给四个儿子都分派了任务。孙可望到雷州做知府，李定国担任永州府的驻防威武将军，都是五品官，刘文秀做洞庭湖水营参谋，是六品官，艾能奇则回到了李自成的亲军。
李自成在原本的卫队的基础上，从全军抽调精锐，组建了两个亲军标，左标威武将军为李双喜，右标威武将军为李本深，艾能奇作为李双喜的副威武将军，也是六品官。
刘文秀现在主要的任务是协助潘独鳌督造水营所用的船炮，这是个很适合他的工作。艾能奇的工作虽然责任重大，难度却不高，日常主要负责马术和刀术训练。孙可望和李定国的工作则都涉及地方治理，难度大得多。李定国在永州，那里各族杂处，山寨众多，还有很多明军的散兵游勇，日常任务是剿匪，而孙可望要处理的主要是经济问题。
孙可望正了正衣冠：“春耕一过，省城就派下兵科的人来招兵了，在糖寮做工的那些人里最精壮的那批已经被招走了，怕什么。”自从有了稳定的根据地，闯军也就不再允许各部队自行扩编了，都是由各省的兵科统一组织征兵和训练，再向各部队分配。
吴明晋和萧占风倒吸一口冷气，听孙可望这话里的意思，倒好像是说，就算糖寮工人们造反了也不怕。
孙可望话是这么说，但实际上自然不能这么做，要是农民军占据广东连半年都没有就开始镇压工人了，工农联盟改成工农内斗，那还争什么天下。以个人人品来说，孙可望也是尽量为穷人着想的，毕竟是第一代的农民军，理想主义加成还是有不少的。
雷州现在有两大不稳定因素，一个是糖寮的失业工人，一个是被裁撤的卫所兵。卫所兵因为分了卫所的土地，虽然穷困，但每户都是小自耕农。雷州的水热条件还不错，就算一个人只分到两亩地，娶不起老婆也生不起孩子，但起码能在不闹灾的时候保证自己本人凑合不饿死，因此造反意愿不强。
糖寮工人就不同了，他们多为赤贫者，有很多人没有土地，失业之后就没了收入来源。一旦有人牵头，那是说反就反。闯军本身就是煽动工人造反的行家里手，当然明白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幸好雷州这帮“资本主义萌芽”的斗争意识太差了，“软弱性”暴露无遗。他们甚至还不确定官府是不是彻底放弃雷州糖业了，几家有血债的大糖商被处决抄家，剩下的糖商蛇无头不行，也不敢放手“发动群众”。
一是因为打不过，雷州一府三县，驻守了一千三四百人的闯军卫戍部队。卫戍部队每月除了口粮只有一元的饷，待遇不及野战部队，战斗力自然也不及。但如果糖寮工人暴动，他们镇压起来还是轻而易举的。
二是因为糖商们担心工人闹起来会牵连他们。一旦发生暴动，可能会有人借机抢劫糖商，闯军在镇压的时候，也可能会以此为由剥夺糖商的财产。
这些贩运商、糖寮主基本上同时也是地主，都置了一些土地，即便蔗糖生意做不下去了，靠着土地和这些年的积蓄也能安度晚年，因此虽然利益受损严重，却始终不敢使用暴力。因为糖寮需要使用畜力，所以糖寮主手上还掌握着一批牛，就算单靠出租耕牛也能维持生计。
其中一个叫冯广丰的糖商，干脆把自己那原本也不大的小糖行关了，去考了个九品小官，从此靠俸禄和地租过活。其他与他差不多的小贩运商、糖寮主也都动了类似的心思，也有打算改行的。
糖商也分三六九等，能欺行霸市的都是后台硬的大糖商，他们这些小户本小利微，只能跟着喝汤，因为生意做得小，想抽身也更容易。如今行业要垮，原本后台最硬的那些大户杀头了，小户又纷纷跳船。只剩下这些中层，造反又不敢，改行又舍不得。
而且雷州糖业也不是完全完蛋，终究还有一些农民在种甘蔗，国内乃至越南的市场份额，也不是巴达维亚糖能轻易抢走的。故而那些中层的糖商大多选择削减生产、收购规模，苟延残喘。
其实就绝对数量来说，失业工人也并不是很多，毕竟糖现在还是奢侈品，消费量有限，生产规模并不大。糖寮工人中有一些家里有土地，只是出来打短工。这些人没了补贴家用的机会，但总归饿不死。因此被裁之后骂了一阵也就各自回家了。童工的父母也多为小自耕农和佃农，糖厂的工做不成了，回家干农活，也能勉强不饿死。
而剩下一部分家里没有土地的纯粹工人，就难以安置了。前不久，广东兵科募兵司的人来雷州招兵，从这些失业工人中招走了一百多人。原卫所兵也被招走了一些，他们分到的土地被官府安排给有妻儿老小要养活的失业工人佃种。
这样一来，失业工人中最强壮、最有组织度和见识的那批人和家庭负担最重的那批人就都被官府收买瓦解掉了。虽然其中不少人只能在温饱线上徘徊，但是“凑合活着”这个待遇已经足够让十七世纪的穷人心满意足了。
现在还剩下两种工人没能安置。一种是掌握煮糖、烧火等技术的高级工人，他们原本收入水平较高，大多有家眷和固定住所，还有一定的积蓄。他们既不会种地，也不愿种地，那样的话他们的技术就废了，所以他们还是更愿意找糖厂的工作。
另一种就是年龄偏大的普通工人，三四十岁了还是普通力工，这样的收入水平，自然都是光棍，这些人当兵不合格，又没那么多土地可以安置他们。
这两种人加起来，其实连一千人都不到，要是一般的官府，可能就干脆不管了。一个月之后，他们饿死的饿死，逃荒的逃荒，就算造反，最精壮的那些人都被招走了，剩下这些老弱病残，有一百战兵就能把他们杀得一干二净。
但孙可望不能这么干，不仅仅是因为王瑾交代他绝不能出民变，也是因为他自己的操守。虽然另一时空的他最后将这些操守都放弃了，但谁还没年轻过呢？他还是要给这些工人找一条出路，只是不见得是什么好路。
跟着王瑾接受了七年的教育，孙可望已经有了足够的视野，能够从全国甚至全球的宏观全局考虑问题。能把视野、情报、天赋、经验四者结合的人，必然是本时空的一流人物，如果他处理不了，那王瑾肯定也处理不了。
占领区稳定下来之后，王瑾给四个儿子都分派了任务。孙可望到雷州做知府，李定国担任永州府的驻防威武将军，都是五品官，刘文秀做洞庭湖水营参谋，是六品官，艾能奇则回到了李自成的亲军。
李自成在原本的卫队的基础上，从全军抽调精锐，组建了两个亲军标，左标威武将军为李双喜，右标威武将军为李本深，艾能奇作为李双喜的副威武将军，也是六品官。
刘文秀现在主要的任务是协助潘独鳌督造水营所用的船炮，这是个很适合他的工作。艾能奇的工作虽然责任重大，难度却不高，日常主要负责马术和刀术训练。孙可望和李定国的工作则都涉及地方治理，难度大得多。李定国在永州，那里各族杂处，山寨众多，还有很多明军的散兵游勇，日常任务是剿匪，而孙可望要处理的主要是经济问题。
孙可望正了正衣冠：“春耕一过，省城就派下兵科的人来招兵了，在糖寮做工的那些人里最精壮的那批已经被招走了，怕什么。”自从有了稳定的根据地，闯军也就不再允许各部队自行扩编了，都是由各省的兵科统一组织征兵和训练，再向各部队分配。
吴明晋和萧占风倒吸一口冷气，听孙可望这话里的意思，倒好像是说，就算糖寮工人们造反了也不怕。
孙可望话是这么说，但实际上自然不能这么做，要是农民军占据广东连半年都没有就开始镇压工人了，工农联盟改成工农内斗，那还争什么天下。以个人人品来说，孙可望也是尽量为穷人着想的，毕竟是第一代的农民军，理想主义加成还是有不少的。
雷州现在有两大不稳定因素，一个是糖寮的失业工人，一个是被裁撤的卫所兵。卫所兵因为分了卫所的土地，虽然穷困，但每户都是小自耕农。雷州的水热条件还不错，就算一个人只分到两亩地，娶不起老婆也生不起孩子，但起码能在不闹灾的时候保证自己本人凑合不饿死，因此造反意愿不强。
糖寮工人就不同了，他们多为赤贫者，有很多人没有土地，失业之后就没了收入来源。一旦有人牵头，那是说反就反。闯军本身就是煽动工人造反的行家里手，当然明白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幸好雷州这帮“资本主义萌芽”的斗争意识太差了，“软弱性”暴露无遗。他们甚至还不确定官府是不是彻底放弃雷州糖业了，几家有血债的大糖商被处决抄家，剩下的糖商蛇无头不行，也不敢放手“发动群众”。
一是因为打不过，雷州一府三县，驻守了一千三四百人的闯军卫戍部队。卫戍部队每月除了口粮只有一元的饷，待遇不及野战部队，战斗力自然也不及。但如果糖寮工人暴动，他们镇压起来还是轻而易举的。
二是因为糖商们担心工人闹起来会牵连他们。一旦发生暴动，可能会有人借机抢劫糖商，闯军在镇压的时候，也可能会以此为由剥夺糖商的财产。
这些贩运商、糖寮主基本上同时也是地主，都置了一些土地，即便蔗糖生意做不下去了，靠着土地和这些年的积蓄也能安度晚年，因此虽然利益受损严重，却始终不敢使用暴力。因为糖寮需要使用畜力，所以糖寮主手上还掌握着一批牛，就算单靠出租耕牛也能维持生计。
其中一个叫冯广丰的糖商，干脆把自己那原本也不大的小糖行关了，去考了个九品小官，从此靠俸禄和地租过活。其他与他差不多的小贩运商、糖寮主也都动了类似的心思，也有打算改行的。
糖商也分三六九等，能欺行霸市的都是后台硬的大糖商，他们这些小户本小利微，只能跟着喝汤，因为生意做得小，想抽身也更容易。如今行业要垮，原本后台最硬的那些大户杀头了，小户又纷纷跳船。只剩下这些中层，造反又不敢，改行又舍不得。
而且雷州糖业也不是完全完蛋，终究还有一些农民在种甘蔗，国内乃至越南的市场份额，也不是巴达维亚糖能轻易抢走的。故而那些中层的糖商大多选择削减生产、收购规模，苟延残喘。
其实就绝对数量来说，失业工人也并不是很多，毕竟糖现在还是奢侈品，消费量有限，生产规模并不大。糖寮工人中有一些家里有土地，只是出来打短工。这些人没了补贴家用的机会，但总归饿不死。因此被裁之后骂了一阵也就各自回家了。童工的父母也多为小自耕农和佃农，糖厂的工做不成了，回家干农活，也能勉强不饿死。
而剩下一部分家里没有土地的纯粹工人，就难以安置了。前不久，广东兵科募兵司的人来雷州招兵，从这些失业工人中招走了一百多人。原卫所兵也被招走了一些，他们分到的土地被官府安排给有妻儿老小要养活的失业工人佃种。
这样一来，失业工人中最强壮、最有组织度和见识的那批人和家庭负担最重的那批人就都被官府收买瓦解掉了。虽然其中不少人只能在温饱线上徘徊，但是“凑合活着”这个待遇已经足够让十七世纪的穷人心满意足了。
现在还剩下两种工人没能安置。一种是掌握煮糖、烧火等技术的高级工人，他们原本收入水平较高，大多有家眷和固定住所，还有一定的积蓄。他们既不会种地，也不愿种地，那样的话他们的技术就废了，所以他们还是更愿意找糖厂的工作。
另一种就是年龄偏大的普通工人，三四十岁了还是普通力工，这样的收入水平，自然都是光棍，这些人当兵不合格，又没那么多土地可以安置他们。
这两种人加起来，其实连一千人都不到，要是一般的官府，可能就干脆不管了。一个月之后，他们饿死的饿死，逃荒的逃荒，就算造反，最精壮的那些人都被招走了，剩下这些老弱病残，有一百战兵就能把他们杀得一干二净。
但孙可望不能这么干，不仅仅是因为王瑾交代他绝不能出民变，也是因为他自己的操守。虽然另一时空的他最后将这些操守都放弃了，但谁还没年轻过呢？他还是要给这些工人找一条出路，只是不见得是什么好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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