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陶宗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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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军民正在进行惨烈而无望的血战的同时，南方战场上却出现了难得的平静。
曹变蛟在进攻澧州时与李过遭遇了，闯军不惜暴露战略意图，也要阻止曹变蛟。对于闯军来说，战略意图暴露的影响并不大，洪承畴就算知道闯军要攻打荆州又能怎样？如果他回援荆州，岳州就稳如泰山，宋一鹤岂能当李自成一击。如果他不救荆州，那知道了闯军的战略意图又有什么用呢？
和李过部提前暴露目标相比，坐视曹变蛟焚掠澧州的后果更严重，湖南之民心才是闯军胜利的基础。
曹镇兵马在澧州遭到了闯军和本地乡勇的联合袭击，洞庭湖水营又开入澧水，阻断曹变蛟的退路。但不出洪承畴所料，李过部的出击速度因需要不断横渡河流而慢了下来，曹变蛟有充分的反应时间。
曹镇是和闯军交战七年的冤家对头，互相之间再熟悉不过了，就算闯军换了新装备，也不过就是更好一些的火铳火炮而已，又不是机关枪迫击炮，曹变蛟也应付得来。曹镇且战且退，闯军的攻击并不能击溃他们，双方各自死伤了数百人，曹变蛟退回了公安县，保障荆州的安全。
在这之后，随着明军得知他们的经费被截留了，明军的行动也变得迟缓了，据守营垒，“等待机会”。虽然洪承畴现在手上的钱也足够发动进攻，但是他不确定下一笔钱什么时候才能到，也就不能随便把这笔保命钱花掉。
洪承畴最担心的就是宋一鹤所部，他们夹在闯军的沿江堡垒线和龙窖山之间，极易受到闯军的攻击。李自成沿着湘江顺流而进，很快就能走完从长沙到岳州的三百里路程。因此洪承畴劝宋一鹤暂且后撤，听人劝吃饱饭，宋一鹤将自己的军队撤到了嘉鱼、蒲圻、崇阳、通城一线。
闯军却没有发动进攻，而是将一封信送到了洪承畴手中。
“清军入塞，国难当头，国内一切军队均应团结对外。奉天倡义营愿以黎平、镇远、思州、铜仁四府交与明军，一致抗清。如明廷允可，奉天倡义营可出兵抗清。如不允，奉天倡义营亦保证不再主动攻击明军，决不阻明军北上抗清。”
信是用大白话写的，而且很多地方并不是本时空人的习惯用词，而是王瑾的习惯影响了闯军将领们。洪承畴在这方面是不糊涂的，这事他要是敢答应，就等着掉脑袋吧。洪承畴立刻将此事奏报朝廷，不与闯军做任何接触。
洪承畴不大看得懂李自成这步棋，李自成肯定知道，明朝是绝不会和什么“奉天倡义营”议和的，那么他送出这封信的目的何在？
洪承畴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离间计，让崇祯怀疑自己和闯贼有勾结。但是看着又不像，闯贼最擅长煽动老百姓，如果要离间，肯定会散布谣言，怎么可能写一封信就完事。皇上办事虽然有些愣，但总不至于傻到这个份上。
若说是缓兵之计，似乎也没什么意义。在闯军送信以前，明军的攻势已经自己缓下来了，清兵入塞之后，明军经费集中于直隶，南方剿闯必受影响，李自成何必做这种无用功？
若说要拉拢人心，湖南、江西的老百姓又懂得什么叫清军？士大夫视闯营为反贼的心理，又岂是这一封信能改变的，说不定还会因为信中把奉天倡义营和明军当成对等的两个势力的“傲慢”措辞而加剧忠君观念深厚的士大夫对闯军的反感。
在大战进行之中主动提出和谈，没准还会损伤自家士气。洪承畴实在理解不了，李自成这么做究竟目的何在。
洪承畴思来想去，能想到的唯一解释也就是闯军不怕拖延。他们在南方屯田练兵，实力不断增长，而明朝在北方却被此起彼伏的饥民暴动不断放血，拖得越久就对闯军越有利。
闯军在常德、长沙、岳州、临江、瑞州、吉安这些地方屯兵，周围就是产粮区，又有内河水道，粮食供给很方便。而洪承畴的大军在刚刚经历过饥荒的荆州、襄阳一带却筹不到足够的粮食，还要依靠四川的转运。
杨嗣昌控制着鄱阳湖周边的良田，不愁吃饭，因为长江水道打不通，他一直拒绝为洪承畴转运粮食。杨嗣昌手上的经费主要要用来供养尚可喜部，不愿意为了洪承畴部的陆路转运花钱。四川到湖广的水运有长江三峡阻隔，并不顺畅，洪承畴甚至需要从陕西和河南调运粮秣。在汉中、南阳装船，走汉江到承天，再走陆路送到洪承畴军中。洪承畴知道这种竭泽而渔的转运一定又会造就成千上万的流寇，但他也想不出别的办法。
洪承畴哪里知道，李自成所争的绝非一时之利益，而是数百年后的青史之名。国与天下之辨，也就是后世政权和国家的区别，在三百年后是天经地义的常识，在现在却是振聋发聩之音。当然，等待更多的大炮、火药从广东送到前线也是原因。
对峙是枯燥的，明军连小规模的袭扰都很少了。在最重要的岳州前线，因为长江有进无退的地形，洪承畴没有发起任何攻势。岳州背靠洞庭湖和湘江，水运通畅，宋一鹤撤走之后，原本频繁袭击岳州南侧陆路的小规模明军游骑也返回了湖北境内。因此岳州的补给十分通畅，城内粮食充足，甚至商业活动还在进行。
岳州知府任维弼原本是明朝的岳州通判，降闯之后升任知府。如果打来的是清军，把这种不知根底的降人放在第一线是很不安全的，但对手是明军，那就很安全了，与大清不同，大明最不缺的就是官。大明朝廷对于文官“从贼”的处分极为严苛，任维弼就算能提着谷可成的脑袋重回大明怀抱，也不见得会被宽容。既然已经上了闯军这条船，那就只能一条路走到黑。
任维弼的能力只能说还算看得过去，能正常主持日常工作，但别指望他有多大贡献。相比之下，倒是岳州工官陶宗孔表现不错。陶宗孔原本是岳州的推官，是掌理刑名的官员，按理说投降之后应该晋升为刑官才对，但当时田见秀考察他的能力，发现他审案的本领也就那么回事，搞工程倒是搞得不错，让他改任工官了。
岳州修筑要塞期间，陶宗孔出力甚多，也没发现他有什么经济问题。如果过一段时间哪里的知府有缺，他应该是铁定能够晋升的。最近李自成打算在衡州建立真正的中央政权，不再四省分治，因此肯定会有不少人晋升。
当初不组建中央政权原因有三。一是地方初定，情况复杂，由各省直接管理更方便。而李自成又足够信得过王瑾、刘宗敏、田见秀，假如被外放出去的是张献忠、罗汝才，直接就自立门户了。
二是闯军对于新加入的官员的品行能力都不太了解，这些在崇祯十年年末、崇祯十一年年初加入闯军的人中有大量的投机分子甚至是打算潜伏下来等待大明反攻的，贪官污吏也不在少数，用大半年的时间对他们进行甄别是很必要的。
三来这也是一种技巧，在面临和明朝的决战的时候晋升一批官员，对于人心有所提振。
曹变蛟在进攻澧州时与李过遭遇了，闯军不惜暴露战略意图，也要阻止曹变蛟。对于闯军来说，战略意图暴露的影响并不大，洪承畴就算知道闯军要攻打荆州又能怎样？如果他回援荆州，岳州就稳如泰山，宋一鹤岂能当李自成一击。如果他不救荆州，那知道了闯军的战略意图又有什么用呢？
和李过部提前暴露目标相比，坐视曹变蛟焚掠澧州的后果更严重，湖南之民心才是闯军胜利的基础。
曹镇兵马在澧州遭到了闯军和本地乡勇的联合袭击，洞庭湖水营又开入澧水，阻断曹变蛟的退路。但不出洪承畴所料，李过部的出击速度因需要不断横渡河流而慢了下来，曹变蛟有充分的反应时间。
曹镇是和闯军交战七年的冤家对头，互相之间再熟悉不过了，就算闯军换了新装备，也不过就是更好一些的火铳火炮而已，又不是机关枪迫击炮，曹变蛟也应付得来。曹镇且战且退，闯军的攻击并不能击溃他们，双方各自死伤了数百人，曹变蛟退回了公安县，保障荆州的安全。
在这之后，随着明军得知他们的经费被截留了，明军的行动也变得迟缓了，据守营垒，“等待机会”。虽然洪承畴现在手上的钱也足够发动进攻，但是他不确定下一笔钱什么时候才能到，也就不能随便把这笔保命钱花掉。
洪承畴最担心的就是宋一鹤所部，他们夹在闯军的沿江堡垒线和龙窖山之间，极易受到闯军的攻击。李自成沿着湘江顺流而进，很快就能走完从长沙到岳州的三百里路程。因此洪承畴劝宋一鹤暂且后撤，听人劝吃饱饭，宋一鹤将自己的军队撤到了嘉鱼、蒲圻、崇阳、通城一线。
闯军却没有发动进攻，而是将一封信送到了洪承畴手中。
“清军入塞，国难当头，国内一切军队均应团结对外。奉天倡义营愿以黎平、镇远、思州、铜仁四府交与明军，一致抗清。如明廷允可，奉天倡义营可出兵抗清。如不允，奉天倡义营亦保证不再主动攻击明军，决不阻明军北上抗清。”
信是用大白话写的，而且很多地方并不是本时空人的习惯用词，而是王瑾的习惯影响了闯军将领们。洪承畴在这方面是不糊涂的，这事他要是敢答应，就等着掉脑袋吧。洪承畴立刻将此事奏报朝廷，不与闯军做任何接触。
洪承畴不大看得懂李自成这步棋，李自成肯定知道，明朝是绝不会和什么“奉天倡义营”议和的，那么他送出这封信的目的何在？
洪承畴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离间计，让崇祯怀疑自己和闯贼有勾结。但是看着又不像，闯贼最擅长煽动老百姓，如果要离间，肯定会散布谣言，怎么可能写一封信就完事。皇上办事虽然有些愣，但总不至于傻到这个份上。
若说是缓兵之计，似乎也没什么意义。在闯军送信以前，明军的攻势已经自己缓下来了，清兵入塞之后，明军经费集中于直隶，南方剿闯必受影响，李自成何必做这种无用功？
若说要拉拢人心，湖南、江西的老百姓又懂得什么叫清军？士大夫视闯营为反贼的心理，又岂是这一封信能改变的，说不定还会因为信中把奉天倡义营和明军当成对等的两个势力的“傲慢”措辞而加剧忠君观念深厚的士大夫对闯军的反感。
在大战进行之中主动提出和谈，没准还会损伤自家士气。洪承畴实在理解不了，李自成这么做究竟目的何在。
洪承畴思来想去，能想到的唯一解释也就是闯军不怕拖延。他们在南方屯田练兵，实力不断增长，而明朝在北方却被此起彼伏的饥民暴动不断放血，拖得越久就对闯军越有利。
闯军在常德、长沙、岳州、临江、瑞州、吉安这些地方屯兵，周围就是产粮区，又有内河水道，粮食供给很方便。而洪承畴的大军在刚刚经历过饥荒的荆州、襄阳一带却筹不到足够的粮食，还要依靠四川的转运。
杨嗣昌控制着鄱阳湖周边的良田，不愁吃饭，因为长江水道打不通，他一直拒绝为洪承畴转运粮食。杨嗣昌手上的经费主要要用来供养尚可喜部，不愿意为了洪承畴部的陆路转运花钱。四川到湖广的水运有长江三峡阻隔，并不顺畅，洪承畴甚至需要从陕西和河南调运粮秣。在汉中、南阳装船，走汉江到承天，再走陆路送到洪承畴军中。洪承畴知道这种竭泽而渔的转运一定又会造就成千上万的流寇，但他也想不出别的办法。
洪承畴哪里知道，李自成所争的绝非一时之利益，而是数百年后的青史之名。国与天下之辨，也就是后世政权和国家的区别，在三百年后是天经地义的常识，在现在却是振聋发聩之音。当然，等待更多的大炮、火药从广东送到前线也是原因。
对峙是枯燥的，明军连小规模的袭扰都很少了。在最重要的岳州前线，因为长江有进无退的地形，洪承畴没有发起任何攻势。岳州背靠洞庭湖和湘江，水运通畅，宋一鹤撤走之后，原本频繁袭击岳州南侧陆路的小规模明军游骑也返回了湖北境内。因此岳州的补给十分通畅，城内粮食充足，甚至商业活动还在进行。
岳州知府任维弼原本是明朝的岳州通判，降闯之后升任知府。如果打来的是清军，把这种不知根底的降人放在第一线是很不安全的，但对手是明军，那就很安全了，与大清不同，大明最不缺的就是官。大明朝廷对于文官“从贼”的处分极为严苛，任维弼就算能提着谷可成的脑袋重回大明怀抱，也不见得会被宽容。既然已经上了闯军这条船，那就只能一条路走到黑。
任维弼的能力只能说还算看得过去，能正常主持日常工作，但别指望他有多大贡献。相比之下，倒是岳州工官陶宗孔表现不错。陶宗孔原本是岳州的推官，是掌理刑名的官员，按理说投降之后应该晋升为刑官才对，但当时田见秀考察他的能力，发现他审案的本领也就那么回事，搞工程倒是搞得不错，让他改任工官了。
岳州修筑要塞期间，陶宗孔出力甚多，也没发现他有什么经济问题。如果过一段时间哪里的知府有缺，他应该是铁定能够晋升的。最近李自成打算在衡州建立真正的中央政权，不再四省分治，因此肯定会有不少人晋升。
当初不组建中央政权原因有三。一是地方初定，情况复杂，由各省直接管理更方便。而李自成又足够信得过王瑾、刘宗敏、田见秀，假如被外放出去的是张献忠、罗汝才，直接就自立门户了。
二是闯军对于新加入的官员的品行能力都不太了解，这些在崇祯十年年末、崇祯十一年年初加入闯军的人中有大量的投机分子甚至是打算潜伏下来等待大明反攻的，贪官污吏也不在少数，用大半年的时间对他们进行甄别是很必要的。
三来这也是一种技巧，在面临和明朝的决战的时候晋升一批官员，对于人心有所提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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