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朝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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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斯喀特到莫桑比克，葡萄牙人在印度洋西岸的势力被彻底清除了，因为没有自己的海军，葡萄牙人的各个据点都只有几百人孤军奋战，对于已经进行了军事改革，初步有了海军的阿曼来说，并不是很难对付的对手。而且阿曼军队中有很多葡萄牙人效力，很多城堡都是被劝降打开城门的。
阿曼接手了葡萄牙人的势力，津巴布韦的姆韦尼·马塔帕王国成为其附庸。同时，阿曼也开始干预埃塞俄比亚的事务。埃塞俄比亚正四分五裂，给阿曼创造了很大的机会。
与葡萄牙人的一味掠夺不同，阿曼人来到东非之后，除了做生意，还开始扶植当地的农业。
这当然不是因为阿曼人道德更高尚，而是因为印度洋西岸是阿曼的大本营。努勒向亚里巴一世清晰地指出了阿曼现在最大的问题：缺少人口，缺少农民。
只有增加更多的农民，才能让这个王朝有足够的经济基础，而不是一个松散的部落和城邦联盟。也只有农业先发展起来，手工业才能进步，才有与波斯和土耳其抗衡的实力。除了大力扶持也门的农业，亚里巴一世决定把建立在东非的统治作为百年大计来办，持之以恒地向当地人传教，教授他们阿拉伯语。对于那些已经是回教徒或者基督徒、犹太教徒的人，则直接将他们吸纳进来。
索马里有八十多万人，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这些地方有七百多万人，莫桑比克有一百多万人，赞比亚、津巴布韦和马拉维也有一百多万人，马达加斯加人不到一百万。而这些地区四分五裂，生产力落后，既不能产出足够的剩余产品，也形成不了市场。但如果把他们都变成阿拉伯人，更进一步拿下有二百多万人口的埃塞俄比亚和有四百多万人口的苏丹，在这一广大区域推广封建制，就可以形成一个足够与土耳其和波斯抗衡的强大国家。
当然，这还是非常遥远的事情，现在阿曼人只不过是在东非沿海有一串堡垒，在堡垒周围统治一些村落而已，努勒的这个计划如果要实现，可能需要二百年。但至少这个计划比拳打奥斯曼、脚踢萨非波斯要现实。
阿曼这样的国家想要强盛，中央集权是必不可少的，而现在想中央集权，基本上就等同于君主独断。君主独断的一大基础就是君主有钱，阿曼人接手了葡萄牙人的贸易，但是葡萄牙已经日薄西山，马六甲一旦被荷兰攻下，在东非靠泊的葡萄牙船只也不会有多少了。
于是努勒想出了一个办法：如果中国的回教贵族去圣地朝圣，荷兰人敢冒着断绝和中国的贸易的风险拦截他们吗？如果不敢，可否利用这个机会趁机带货呢？朝圣船只夹带商品，在也门的亚丁港交割，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可以消耗贵族的财力，苏丹又可以从贸易中获得收入。有了这条航线，文化交流和技术交流也会更通畅。
如果可以把呢绒卖到中国去，现在只能做中国和波斯之间的二道贩子，将来未必不能出售阿曼自己的羊毛产品。在手工业上，不要说中国和印度，就连波斯也吊打阿曼，不过阿曼总不能躺平等死，在中国人不那么擅长的毛纺织方面，虽然市场不大，但还是可以争取一下的。
通过葡萄牙人的情报，努勒也察觉到了塔尔摩和王瑾的存在，他希望见一见这两个老乡，于是才有了这趟冒险之旅。
在孟加拉没有见到塔尔摩，在武昌又没见到王瑾，努勒还是有些失望的，不过他也看到了很多自己想看的东西，同时也思考了很多，有关于阿曼的，有关于所有阿拉伯人的，有关于这个世界的。
阿曼的人口连三百万都不到，真正有消费能力的贵族就更有限了，没有买中国货的能力，就别指望被中国贵族看得起。田见秀对待努勒虽然很客气，但并不像对待日朝访问团那样热情。努勒也是起自寒微，如伊尹一般由庖厨入朝堂，但少了一层造反的经历，直接做帝王家臣，田见秀和他也就少了一层亲近感，只是赞许他反抗外来侵略。
田见秀又不能识别穿越者，在他看来，努勒不过又是一个海外小国的通商使者。而且田见秀对世界局势是有基本了解的，知道回教国家买不了多少货，当然对他没有多大兴趣。
努勒这些天在武昌游说了不少回族军官，也取得了一些成果，田见秀觉得他提出的这个方案还是值得考虑的。一个小小的阿曼市场有限，但如果阿曼人可以向土耳其和波斯走私，这还是一条值得经营的贸易线。
闯军也意识到了荷兰人要攻击马六甲的计划。王瑾主政广东期间，对东南亚事务插手颇多，荷兰人很担心在这个时候和闯军再发生冲突。因此，他们答应了王瑾提出很久的条件，将他们控制的台南地区移交给闯军，并断绝和郑芝龙的一切往来。作为交换，闯军开放汕头、台南两港，允许荷兰商船直接进港交易。
汕头的商人们当然是热烈欢迎荷兰人来的，但原本跑巴达维亚的那些生意人可就不高兴了，人家荷兰人可是海上马车夫，航运成本之低不是中国海商能比的，和他们公平竞争，那本国的商人肯定是要吃亏的。
这帮商人可不是官府可以不管不顾的“贱民”，而是和帅府有合作的豪商，也就是说，他们要是亏了，赔的是李自成的钱。不仅是帅府，还有不少军官也在贸易上有投资。因此，闯军继续保持着内外有别的税率，外国船只的税高，本国船只的税低。虽然如此，还是有很多逃税的办法，一定会有人把货偷偷走私给荷兰人，这就考验闯军的统治力度了。和大明乃至另一时空的大清相比，闯军对海关的管理都强得多了，但也远没到可以杜绝走私的程度，将来麻烦多得很。
从方便管理的角度来讲，在澳门一口通商是最方便的，对于总的贸易额影响也不会太大，不过王瑾还是支持开放湛江、汕头、台南、淡水四港，同时动用官方力量为跑巴达维亚的商人站台。不趁着开国之初锐气正盛的时候直面这些麻烦，等将来暮气沉沉，更要手足无措了，现在哪怕锻炼出些懂得和欧洲人打交道的官吏也好。
至于其他闯军将领，包括李自成在内，对这些问题都不大明白，在他们看来，荷兰东印度公司和他们年轻时所见的那些蒙古马贩子也没什么区别，一帮商人而已，王瑾愿意朝他们收多少税，在哪里和他们交易，都不是什么大事。
阿曼接手了葡萄牙人的势力，津巴布韦的姆韦尼·马塔帕王国成为其附庸。同时，阿曼也开始干预埃塞俄比亚的事务。埃塞俄比亚正四分五裂，给阿曼创造了很大的机会。
与葡萄牙人的一味掠夺不同，阿曼人来到东非之后，除了做生意，还开始扶植当地的农业。
这当然不是因为阿曼人道德更高尚，而是因为印度洋西岸是阿曼的大本营。努勒向亚里巴一世清晰地指出了阿曼现在最大的问题：缺少人口，缺少农民。
只有增加更多的农民，才能让这个王朝有足够的经济基础，而不是一个松散的部落和城邦联盟。也只有农业先发展起来，手工业才能进步，才有与波斯和土耳其抗衡的实力。除了大力扶持也门的农业，亚里巴一世决定把建立在东非的统治作为百年大计来办，持之以恒地向当地人传教，教授他们阿拉伯语。对于那些已经是回教徒或者基督徒、犹太教徒的人，则直接将他们吸纳进来。
索马里有八十多万人，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这些地方有七百多万人，莫桑比克有一百多万人，赞比亚、津巴布韦和马拉维也有一百多万人，马达加斯加人不到一百万。而这些地区四分五裂，生产力落后，既不能产出足够的剩余产品，也形成不了市场。但如果把他们都变成阿拉伯人，更进一步拿下有二百多万人口的埃塞俄比亚和有四百多万人口的苏丹，在这一广大区域推广封建制，就可以形成一个足够与土耳其和波斯抗衡的强大国家。
当然，这还是非常遥远的事情，现在阿曼人只不过是在东非沿海有一串堡垒，在堡垒周围统治一些村落而已，努勒的这个计划如果要实现，可能需要二百年。但至少这个计划比拳打奥斯曼、脚踢萨非波斯要现实。
阿曼这样的国家想要强盛，中央集权是必不可少的，而现在想中央集权，基本上就等同于君主独断。君主独断的一大基础就是君主有钱，阿曼人接手了葡萄牙人的贸易，但是葡萄牙已经日薄西山，马六甲一旦被荷兰攻下，在东非靠泊的葡萄牙船只也不会有多少了。
于是努勒想出了一个办法：如果中国的回教贵族去圣地朝圣，荷兰人敢冒着断绝和中国的贸易的风险拦截他们吗？如果不敢，可否利用这个机会趁机带货呢？朝圣船只夹带商品，在也门的亚丁港交割，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可以消耗贵族的财力，苏丹又可以从贸易中获得收入。有了这条航线，文化交流和技术交流也会更通畅。
如果可以把呢绒卖到中国去，现在只能做中国和波斯之间的二道贩子，将来未必不能出售阿曼自己的羊毛产品。在手工业上，不要说中国和印度，就连波斯也吊打阿曼，不过阿曼总不能躺平等死，在中国人不那么擅长的毛纺织方面，虽然市场不大，但还是可以争取一下的。
通过葡萄牙人的情报，努勒也察觉到了塔尔摩和王瑾的存在，他希望见一见这两个老乡，于是才有了这趟冒险之旅。
在孟加拉没有见到塔尔摩，在武昌又没见到王瑾，努勒还是有些失望的，不过他也看到了很多自己想看的东西，同时也思考了很多，有关于阿曼的，有关于所有阿拉伯人的，有关于这个世界的。
阿曼的人口连三百万都不到，真正有消费能力的贵族就更有限了，没有买中国货的能力，就别指望被中国贵族看得起。田见秀对待努勒虽然很客气，但并不像对待日朝访问团那样热情。努勒也是起自寒微，如伊尹一般由庖厨入朝堂，但少了一层造反的经历，直接做帝王家臣，田见秀和他也就少了一层亲近感，只是赞许他反抗外来侵略。
田见秀又不能识别穿越者，在他看来，努勒不过又是一个海外小国的通商使者。而且田见秀对世界局势是有基本了解的，知道回教国家买不了多少货，当然对他没有多大兴趣。
努勒这些天在武昌游说了不少回族军官，也取得了一些成果，田见秀觉得他提出的这个方案还是值得考虑的。一个小小的阿曼市场有限，但如果阿曼人可以向土耳其和波斯走私，这还是一条值得经营的贸易线。
闯军也意识到了荷兰人要攻击马六甲的计划。王瑾主政广东期间，对东南亚事务插手颇多，荷兰人很担心在这个时候和闯军再发生冲突。因此，他们答应了王瑾提出很久的条件，将他们控制的台南地区移交给闯军，并断绝和郑芝龙的一切往来。作为交换，闯军开放汕头、台南两港，允许荷兰商船直接进港交易。
汕头的商人们当然是热烈欢迎荷兰人来的，但原本跑巴达维亚的那些生意人可就不高兴了，人家荷兰人可是海上马车夫，航运成本之低不是中国海商能比的，和他们公平竞争，那本国的商人肯定是要吃亏的。
这帮商人可不是官府可以不管不顾的“贱民”，而是和帅府有合作的豪商，也就是说，他们要是亏了，赔的是李自成的钱。不仅是帅府，还有不少军官也在贸易上有投资。因此，闯军继续保持着内外有别的税率，外国船只的税高，本国船只的税低。虽然如此，还是有很多逃税的办法，一定会有人把货偷偷走私给荷兰人，这就考验闯军的统治力度了。和大明乃至另一时空的大清相比，闯军对海关的管理都强得多了，但也远没到可以杜绝走私的程度，将来麻烦多得很。
从方便管理的角度来讲，在澳门一口通商是最方便的，对于总的贸易额影响也不会太大，不过王瑾还是支持开放湛江、汕头、台南、淡水四港，同时动用官方力量为跑巴达维亚的商人站台。不趁着开国之初锐气正盛的时候直面这些麻烦，等将来暮气沉沉，更要手足无措了，现在哪怕锻炼出些懂得和欧洲人打交道的官吏也好。
至于其他闯军将领，包括李自成在内，对这些问题都不大明白，在他们看来，荷兰东印度公司和他们年轻时所见的那些蒙古马贩子也没什么区别，一帮商人而已，王瑾愿意朝他们收多少税，在哪里和他们交易，都不是什么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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