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天下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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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汀州知府党山陆，之前原本只是个伙计，衡州建政之后他才从陕西跑来投奔，说是以军功授官，可这军功全都含糊不清。”
田见秀对于汀州事件十分不满，在会议上高声质问。刘宗敏说：“那会儿用人哪有那么多讲究，是个人就用。还有两年就从秀才做到巡抚的，这算什么，说到底，还不就是因为他姓党。”
党家本身就是以家族为纽带组织起来的，家里的亲戚着实不少。既有跟着党守素一起到南方来的，也有后来陆续从陕西老家跑来投奔的。作为带资入股的加盟者，党家在闯军内部地位很高，虽然在野战军中只有党守素一个果毅将军而已，但是党家的其他成员各封官职，飞黄腾达的着实不少。
汀州知府党山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年纪不大，但论辈分来说，是党守素的叔祖父。作为一个当铺的学徒，他略微识字，懂得简单的算数。所以他做官的起点就是知县，很快升为知府。
当初嘉陵江血战时，众反王纷纷弃李自成而去，混天星郭汝磐、薛仁贵焦得名、争食王王友进三人却跟定李自成，焦得名更是战死在嘉陵江畔，因此衡州建政之后，对于焦党两族历来是十分优待的，只消不是个傻子，至少也给份差使做。就算不做官吏，也在闯军有投资的商户工作。
焦得名和孙可望的母亲焦氏连宗，焦氏又嫁给了刘宗敏，使得这其中的问题更为复杂。焦党两族又是带资入股的诸侯，又是烈士家属，又是目前闯军的二号人物刘宗敏的家属，这样的背景，想要权要钱，都不用贪赃枉法，用合法手段就足够了。
就拿这次的汀州事件来说，闯军高层分析了半天，居然分析不出这件事中到底谁犯法了。之前收受贿赂的税吏当然是犯法了，可是人家都是这方面的专家，根本没办法收集证据。
刘宗敏说：“除了玉峰你，哪有不给自己亲朋故旧安排位置的。党山陆能做这个知府，是我打过招呼的，你要说我这事做错了，我没得说，认错。但你要是觉得用故人这事有问题，那就没办法了。”
田见秀不要说在这个年代，在三百多年后都算异类，凡是亲戚朋友来投靠的，他都是拿自己的俸禄接济然后送走，不给他们安排职位。就算是二十世纪的革命者，这么干都会被亲戚认为是不近人情。
闯军虽然不至于连欺压过自己的地主都赏给三十顷地，而让穷人去给老爷做佃户长工，但是在“以德报德”方面做得极多，不说把李家站的野狗都弄成军犬，也相差仿佛。凡是手头有点权力的，至少安排自己的亲戚做个胥吏、皇商。权力越大，安排得就越多，所以李自成的家乡父老是走后门走得最多的，其次就是蓝田县刘宗敏的亲朋故旧。
王瑾倒是没亲戚，可这种事他也没少干，只要是辽人都是他亲戚。闯军中的辽人绝大部分都是投诚的明军士兵，其中退伍的人基本上都会成为胥吏。
闯军的权力可不是人民授予他们的公权力，而是他们抢来的封建君权，李自成是君王，其他人的权力是李自成授予的，“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什么叫“臣”呢？《尚书》有云：“马牛其风，臣妾逋逃。”“臣”就是男性的奴隶。清朝有“奴才”和“臣”的区别，但其实“臣”就是“奴才”，只不过“臣”这个词用的时间比较长，有了引申的含义，听起来好听一些罢了。黄宗羲批判现在的君主制度是把天下当作皇帝一家一姓的私产，从三百年后的视角来看，说得太对了，但是在这个年代的大部分人看来，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所以，这个年代的军功勋贵的逻辑是：我为主君立了功劳，所以主君把权力分给了我，权力和俸禄一样，都是主君的赏赐，那用权力来照顾家人不是天经地义吗。
就算是田见秀，他的逻辑也不是“我不管其他侯爵是不是有这样为亲人做安排找位置的事，这种事，我田见秀是不会答应的，闯军不同明朝，是因为闯军是为百姓谋幸福的，而不是为自己的私利去奋斗”，那太过玄幻了。田见秀的理由是，天下未定，就开始任人唯亲，容易阻断贤路，也易于滋生贪蠹，对闯军是不利的。
但就算是这个理由，此时也是不被人接受的，尤其是现在的很多岗位根本不需要人有多高的才能，只要求做官的人不太蠢就行。秀才的四书五经和当铺的账本也没什么区别，反正都和治国没有关系。一个府的三班班头、六房书办，以及钱粮、刑名师爷，倒还需要专业技能，而知府如果仅仅以维持现状、不惹麻烦为目标，那么牵条狗来都能当。至于贪的问题，天下能有几个不贪的官，大部分情况下谁上都差不多。
李自成轻咳一声：“党山陆的官是怎么来的，今日就不必议了，只说汀州、泉州两事的善后。”刘宗敏说：“基调得定下，被夺了佃的那些人不能有罪，否则就天下大乱了。”
刘宗敏定义中的“天下大乱”和士大夫所说的“天下大乱”还是不同的，在士大夫看来，穷鬼被收了几亩地就敢舞刀弄枪的，才叫天下大乱。
田见秀说：“但是知府和卫戍部队的威武将军也不能定罪，他们做的事在律法上找不出违犯之处。”田见秀明知道知府和威武将军肯定在里面拿了好处，但是他更担心没有法律约束的随意刑杀带来的危险。
刘宗敏和田见秀的立场一下子又倒过来了，列席的其他人都有些尴尬，这两位和李自成讨论，别人谁也不敢贸然插话。不要说李自成的想法，连这两位权将军的想法都摸不清楚，谁敢乱说。
这个时候，还是得宋献策站出来说话：“小农之利不可夺，这是本营奉天倡义之根本，永佃之田，不能轻易夺去，可使他们以十年为期，把之前三年欠的地租分期补上。之前多交地租之人，不能把佃权转给他们，那退回地租便是。知府按交租文书断事，亦不能算不对，罪自然是谈不上的，但下吏舞文弄墨，知府受其蒙蔽，过错还是有的，罚三年俸禄如何？威武将军弹压械斗，乃是分所当为，自然也是无罪，可未能分辨其中情由，出手又过重，也是有过错的，也罚俸三年吧。至于死于误会的三人，厚抚其家眷即可。这租税佃地之律法，看来是有漏洞的，可请刑部选一侍郎前往福建督办此事，回来之后，再议修订律法之事。”
李自成说：“宋先生稀泥和得甚好，就这样办吧。”
虽然李自成说宋献策和稀泥，可这句话并没有什么贬义，当农民战争的狂飙过后，流寇变成了官府，改革自然就变成了和稀泥。开局三板斧没有砍掉的东西，以后也不可能砍掉了，巩固住现有的成果，才是闯军目前的首要任务，李自成也得做个和稀泥的，何况宋献策，打死三个人罚俸三年，已然不错了。
稀泥和得好的，那是有功于国的大功臣。
田见秀对于汀州事件十分不满，在会议上高声质问。刘宗敏说：“那会儿用人哪有那么多讲究，是个人就用。还有两年就从秀才做到巡抚的，这算什么，说到底，还不就是因为他姓党。”
党家本身就是以家族为纽带组织起来的，家里的亲戚着实不少。既有跟着党守素一起到南方来的，也有后来陆续从陕西老家跑来投奔的。作为带资入股的加盟者，党家在闯军内部地位很高，虽然在野战军中只有党守素一个果毅将军而已，但是党家的其他成员各封官职，飞黄腾达的着实不少。
汀州知府党山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年纪不大，但论辈分来说，是党守素的叔祖父。作为一个当铺的学徒，他略微识字，懂得简单的算数。所以他做官的起点就是知县，很快升为知府。
当初嘉陵江血战时，众反王纷纷弃李自成而去，混天星郭汝磐、薛仁贵焦得名、争食王王友进三人却跟定李自成，焦得名更是战死在嘉陵江畔，因此衡州建政之后，对于焦党两族历来是十分优待的，只消不是个傻子，至少也给份差使做。就算不做官吏，也在闯军有投资的商户工作。
焦得名和孙可望的母亲焦氏连宗，焦氏又嫁给了刘宗敏，使得这其中的问题更为复杂。焦党两族又是带资入股的诸侯，又是烈士家属，又是目前闯军的二号人物刘宗敏的家属，这样的背景，想要权要钱，都不用贪赃枉法，用合法手段就足够了。
就拿这次的汀州事件来说，闯军高层分析了半天，居然分析不出这件事中到底谁犯法了。之前收受贿赂的税吏当然是犯法了，可是人家都是这方面的专家，根本没办法收集证据。
刘宗敏说：“除了玉峰你，哪有不给自己亲朋故旧安排位置的。党山陆能做这个知府，是我打过招呼的，你要说我这事做错了，我没得说，认错。但你要是觉得用故人这事有问题，那就没办法了。”
田见秀不要说在这个年代，在三百多年后都算异类，凡是亲戚朋友来投靠的，他都是拿自己的俸禄接济然后送走，不给他们安排职位。就算是二十世纪的革命者，这么干都会被亲戚认为是不近人情。
闯军虽然不至于连欺压过自己的地主都赏给三十顷地，而让穷人去给老爷做佃户长工，但是在“以德报德”方面做得极多，不说把李家站的野狗都弄成军犬，也相差仿佛。凡是手头有点权力的，至少安排自己的亲戚做个胥吏、皇商。权力越大，安排得就越多，所以李自成的家乡父老是走后门走得最多的，其次就是蓝田县刘宗敏的亲朋故旧。
王瑾倒是没亲戚，可这种事他也没少干，只要是辽人都是他亲戚。闯军中的辽人绝大部分都是投诚的明军士兵，其中退伍的人基本上都会成为胥吏。
闯军的权力可不是人民授予他们的公权力，而是他们抢来的封建君权，李自成是君王，其他人的权力是李自成授予的，“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什么叫“臣”呢？《尚书》有云：“马牛其风，臣妾逋逃。”“臣”就是男性的奴隶。清朝有“奴才”和“臣”的区别，但其实“臣”就是“奴才”，只不过“臣”这个词用的时间比较长，有了引申的含义，听起来好听一些罢了。黄宗羲批判现在的君主制度是把天下当作皇帝一家一姓的私产，从三百年后的视角来看，说得太对了，但是在这个年代的大部分人看来，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所以，这个年代的军功勋贵的逻辑是：我为主君立了功劳，所以主君把权力分给了我，权力和俸禄一样，都是主君的赏赐，那用权力来照顾家人不是天经地义吗。
就算是田见秀，他的逻辑也不是“我不管其他侯爵是不是有这样为亲人做安排找位置的事，这种事，我田见秀是不会答应的，闯军不同明朝，是因为闯军是为百姓谋幸福的，而不是为自己的私利去奋斗”，那太过玄幻了。田见秀的理由是，天下未定，就开始任人唯亲，容易阻断贤路，也易于滋生贪蠹，对闯军是不利的。
但就算是这个理由，此时也是不被人接受的，尤其是现在的很多岗位根本不需要人有多高的才能，只要求做官的人不太蠢就行。秀才的四书五经和当铺的账本也没什么区别，反正都和治国没有关系。一个府的三班班头、六房书办，以及钱粮、刑名师爷，倒还需要专业技能，而知府如果仅仅以维持现状、不惹麻烦为目标，那么牵条狗来都能当。至于贪的问题，天下能有几个不贪的官，大部分情况下谁上都差不多。
李自成轻咳一声：“党山陆的官是怎么来的，今日就不必议了，只说汀州、泉州两事的善后。”刘宗敏说：“基调得定下，被夺了佃的那些人不能有罪，否则就天下大乱了。”
刘宗敏定义中的“天下大乱”和士大夫所说的“天下大乱”还是不同的，在士大夫看来，穷鬼被收了几亩地就敢舞刀弄枪的，才叫天下大乱。
田见秀说：“但是知府和卫戍部队的威武将军也不能定罪，他们做的事在律法上找不出违犯之处。”田见秀明知道知府和威武将军肯定在里面拿了好处，但是他更担心没有法律约束的随意刑杀带来的危险。
刘宗敏和田见秀的立场一下子又倒过来了，列席的其他人都有些尴尬，这两位和李自成讨论，别人谁也不敢贸然插话。不要说李自成的想法，连这两位权将军的想法都摸不清楚，谁敢乱说。
这个时候，还是得宋献策站出来说话：“小农之利不可夺，这是本营奉天倡义之根本，永佃之田，不能轻易夺去，可使他们以十年为期，把之前三年欠的地租分期补上。之前多交地租之人，不能把佃权转给他们，那退回地租便是。知府按交租文书断事，亦不能算不对，罪自然是谈不上的，但下吏舞文弄墨，知府受其蒙蔽，过错还是有的，罚三年俸禄如何？威武将军弹压械斗，乃是分所当为，自然也是无罪，可未能分辨其中情由，出手又过重，也是有过错的，也罚俸三年吧。至于死于误会的三人，厚抚其家眷即可。这租税佃地之律法，看来是有漏洞的，可请刑部选一侍郎前往福建督办此事，回来之后，再议修订律法之事。”
李自成说：“宋先生稀泥和得甚好，就这样办吧。”
虽然李自成说宋献策和稀泥，可这句话并没有什么贬义，当农民战争的狂飙过后，流寇变成了官府，改革自然就变成了和稀泥。开局三板斧没有砍掉的东西，以后也不可能砍掉了，巩固住现有的成果，才是闯军目前的首要任务，李自成也得做个和稀泥的，何况宋献策，打死三个人罚俸三年，已然不错了。
稀泥和得好的，那是有功于国的大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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