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 白洋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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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县城里的几个儒生和农夫，就敢阻拦大清三万铁骑的道路？真是螳臂当车，自不量力！
阿济格派出的使者抵达高阳城下时，回答他的是一阵乱箭，知县的人头也被扔了出来。阿济格怒不可遏，这些日子他受到的羞辱已经够多了，罗汝才、田见秀羞辱他也就罢了，这么一个小县里的几只蝼蚁，也敢如此？
阿济格毫不犹豫地下令：打破高阳城，鸡犬不留。如果第二次屠城还不能让这里的人长记性，那就再来第三遍，直到这些刁民认识到大清的不可战胜为止。
然而，今日已是他们攻城的第三天了。
“王爷，弹药已在固关用尽，没有大炮，将士们强行登城，死伤太大了。”
“王爷，田贼还跟在后面，若是再不能克城，恐怕贼兵就要攻过来了。”
“王爷，外出打柴的人又被人伏击了。近处的树木已被伐尽，再这样下去，势必无柴可烧，昨夜我的一个包衣冻死了。”
“王爷……”
“王爷……”
若是绿营兵发牢骚，阿济格只当放屁，说不定还得砍几个以正军心。可是现在，打退堂鼓的全是跟着他身经百战的满洲人，而且多为镶白旗人。
阿济格军中出现了很严重的逃亡现象。高阳离京城只有三四百里，这里属于清朝统治力度比较强的地方，被迫剃发的老百姓很多，清军士兵比较容易隐藏，于是开始有人三五成群、十个一伙地逃跑。有些旗人没参加过之前入塞劫掠的战斗，还花钱雇绿营兵做向导。这个时候，旗人和绿营倒是真的有战友情了，打起仗来分三六九等，但是当逃兵的时候，想回家的念头都是一样的。
在清军的猛攻下，高阳县千疮百孔。但守城义军有一些闯营、曹营老兵做骨干，又有必死之心，而清军经历了固关之败和这场灾难性的撤退，士气十分低落。当大炮仅剩的弹药用光，第一次地道攻击失败之后，清军便不想再硬打了，甚至有人借故拒绝出击。
阿济格是真想杀人立威，可是现在全军上下都是这样，你杀谁？
“叔父，还是不要打高阳了吧，锁天鹞离我们只有一日路程，曹操还不知道躲在哪里。”额克亲说道，“只有赶快回京，军心才能不散。”
阿济格在大帐中烦躁地来回转圈，放弃高阳，他的面子就算是彻底折尽了，从此只能和多铎掉个，他给多铎当小弟，在朝廷里的发言权势必一落千丈。豪格和他关系一直不算好，将来豪格做了皇帝，他肯定会被边缘化。现在皇太极还得要这些宗王打仗，可过两年豪格那几个弟弟长大了……
其实阿济格也是想多了，过两年大清都没了。
一直纠结到下午，阿济格才做出决定：钉死炮门，放弃辎重，除了马匹甲仗和五天的干粮，别的什么都不要带。前面剃发之民渐多，反抗者的数量少，清军可以“就地补给”，一鼓作气，轻装跑回京城去。
没剃发的村子，清军怕被袭击不敢抢，而剃了发的村子就不同了，清军可以放心大胆地进去抢劫，被袭击的可能性很低。
安州据说也在闹反剃发，阿济格决定直接穿过冰封的白洋淀，前往雄县。殊不知，白洋淀里隐藏着更大的危机。
明末税收里，被三百年后的许多人大力鼓吹要多收猛收往死里收的“商税”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鱼苇税，是在河湖地带针对渔业和芦苇加工业征收的税，以渔船和芦苇田作为征收对象。北直隶起初设有十四个河泊所负责征税，后来河泊所陆续废除，但税却没废，改由县里征收。鱼税除了征银还征各种实物，包括粮食、鱼胶、油鳔、黄白麻、翎毛、造船原料等，苇税则主要是白银。
鱼苇税的征收，可以说和国家财政半点关系都没有，在各省主要是用于供给宗室俸禄，而在直隶，自然是进皇帝的小金库。万历年间，皇帝派出太监加征鱼苇税，在芦苇席子售卖、卖鱼等环节重复收税，甚至连果园、菜地、窑井这些和“鱼苇”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都算进了征鱼苇税的范畴。
万历皇帝在直隶征收鱼苇税，目标计划是搞十一万两银子，实际应该不到这个数，而直隶的渔民和编芦席的工匠的实际负担要算上税监及其爪牙的收入，至少几十万两。在渔霸、官府、税监的三重盘剥下，直隶的水畔居民困苦已极。后来税监虽然废了，但官府和渔霸却是永远不会走的，后来又添了清军。清朝占领直隶后，征税“一切照旧”，把许多本来是潜规则的加派都算进了正赋里。
这本来也不算坏事，反正不管是加派还是正赋，穷人都要交这一份，算进正赋，还能增加缙绅逃税的难度。可问题是，清朝财政困难，把原来的加派算进正赋之后，正赋之外又有加派。现在更是在剃发令的旗号下直接进村杀人抢劫了。
白洋淀以北的雄县所产渔获有三十七种，本地百姓的负担多重可想而知。水泊芦荡，赋税沉重，能出什么人，谁都想得到吧。看过吧，看过的同人作品吧。
施耐庵生活在元末明初，大元朝的基层统治力太烂，所以阮小五才说：“甚么官司敢来禁打鱼鲜，便是活阎王也禁治不得！”占据梁山泊的渔霸，只是王伦这样的普通土匪。阮小五甚至还因为官府收不了鱼税而有些高兴：“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掸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如今也好，教这伙人奈何。那捕盗官司的人，那里敢下乡村来。若是那上司官员差他们缉捕人来，都吓得尿屎齐流，怎敢正眼儿看他。”阮小二则说：“我虽然不打得大鱼，也省了若干科差。”
而成型的年代已经是清朝了，明清时期的统治能力，哪里是元朝可比，于是背景就变成了丁老爷派人催讨鱼税银子。阮小七哪怕有李俊、倪荣这种一出手就能拿十两银子、十石白米资助他的朋友，也活不下去。
小说、戏曲里的阮氏三兄弟，还属于渔民中的“富农”，有自己的船、自己的网，还能雇人干活，但是不脱离生产，自己也下湖打鱼。否则的话，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营养摄入来练武，那就不是阮氏三雄，是“阮氏三穷”了。太平年月，他们的日子可以过得很滋润，但是到了王朝末期秩序崩坏的时候，他们就也成了被压迫的对象。
就比如说崇祯年间，官军“借人头”报功的时候都敢杀秀才，富农岂能幸免。富农尚且如此，那些连自己的船和网都没有的底层穷苦渔民和就更不用说了。看看上个世纪那些涉及渔霸的文学作品就知道了，那里面没有太多夸张的地方，顶多是把不同原型的故事合在一个人身上。
老百姓都惨成这样了，阿济格还打算从他们身上“就地补给”，兔子急了尚且咬人，何况是这么多手里有武器的大活人。
阿济格派出的使者抵达高阳城下时，回答他的是一阵乱箭，知县的人头也被扔了出来。阿济格怒不可遏，这些日子他受到的羞辱已经够多了，罗汝才、田见秀羞辱他也就罢了，这么一个小县里的几只蝼蚁，也敢如此？
阿济格毫不犹豫地下令：打破高阳城，鸡犬不留。如果第二次屠城还不能让这里的人长记性，那就再来第三遍，直到这些刁民认识到大清的不可战胜为止。
然而，今日已是他们攻城的第三天了。
“王爷，弹药已在固关用尽，没有大炮，将士们强行登城，死伤太大了。”
“王爷，田贼还跟在后面，若是再不能克城，恐怕贼兵就要攻过来了。”
“王爷，外出打柴的人又被人伏击了。近处的树木已被伐尽，再这样下去，势必无柴可烧，昨夜我的一个包衣冻死了。”
“王爷……”
“王爷……”
若是绿营兵发牢骚，阿济格只当放屁，说不定还得砍几个以正军心。可是现在，打退堂鼓的全是跟着他身经百战的满洲人，而且多为镶白旗人。
阿济格军中出现了很严重的逃亡现象。高阳离京城只有三四百里，这里属于清朝统治力度比较强的地方，被迫剃发的老百姓很多，清军士兵比较容易隐藏，于是开始有人三五成群、十个一伙地逃跑。有些旗人没参加过之前入塞劫掠的战斗，还花钱雇绿营兵做向导。这个时候，旗人和绿营倒是真的有战友情了，打起仗来分三六九等，但是当逃兵的时候，想回家的念头都是一样的。
在清军的猛攻下，高阳县千疮百孔。但守城义军有一些闯营、曹营老兵做骨干，又有必死之心，而清军经历了固关之败和这场灾难性的撤退，士气十分低落。当大炮仅剩的弹药用光，第一次地道攻击失败之后，清军便不想再硬打了，甚至有人借故拒绝出击。
阿济格是真想杀人立威，可是现在全军上下都是这样，你杀谁？
“叔父，还是不要打高阳了吧，锁天鹞离我们只有一日路程，曹操还不知道躲在哪里。”额克亲说道，“只有赶快回京，军心才能不散。”
阿济格在大帐中烦躁地来回转圈，放弃高阳，他的面子就算是彻底折尽了，从此只能和多铎掉个，他给多铎当小弟，在朝廷里的发言权势必一落千丈。豪格和他关系一直不算好，将来豪格做了皇帝，他肯定会被边缘化。现在皇太极还得要这些宗王打仗，可过两年豪格那几个弟弟长大了……
其实阿济格也是想多了，过两年大清都没了。
一直纠结到下午，阿济格才做出决定：钉死炮门，放弃辎重，除了马匹甲仗和五天的干粮，别的什么都不要带。前面剃发之民渐多，反抗者的数量少，清军可以“就地补给”，一鼓作气，轻装跑回京城去。
没剃发的村子，清军怕被袭击不敢抢，而剃了发的村子就不同了，清军可以放心大胆地进去抢劫，被袭击的可能性很低。
安州据说也在闹反剃发，阿济格决定直接穿过冰封的白洋淀，前往雄县。殊不知，白洋淀里隐藏着更大的危机。
明末税收里，被三百年后的许多人大力鼓吹要多收猛收往死里收的“商税”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鱼苇税，是在河湖地带针对渔业和芦苇加工业征收的税，以渔船和芦苇田作为征收对象。北直隶起初设有十四个河泊所负责征税，后来河泊所陆续废除，但税却没废，改由县里征收。鱼税除了征银还征各种实物，包括粮食、鱼胶、油鳔、黄白麻、翎毛、造船原料等，苇税则主要是白银。
鱼苇税的征收，可以说和国家财政半点关系都没有，在各省主要是用于供给宗室俸禄，而在直隶，自然是进皇帝的小金库。万历年间，皇帝派出太监加征鱼苇税，在芦苇席子售卖、卖鱼等环节重复收税，甚至连果园、菜地、窑井这些和“鱼苇”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都算进了征鱼苇税的范畴。
万历皇帝在直隶征收鱼苇税，目标计划是搞十一万两银子，实际应该不到这个数，而直隶的渔民和编芦席的工匠的实际负担要算上税监及其爪牙的收入，至少几十万两。在渔霸、官府、税监的三重盘剥下，直隶的水畔居民困苦已极。后来税监虽然废了，但官府和渔霸却是永远不会走的，后来又添了清军。清朝占领直隶后，征税“一切照旧”，把许多本来是潜规则的加派都算进了正赋里。
这本来也不算坏事，反正不管是加派还是正赋，穷人都要交这一份，算进正赋，还能增加缙绅逃税的难度。可问题是，清朝财政困难，把原来的加派算进正赋之后，正赋之外又有加派。现在更是在剃发令的旗号下直接进村杀人抢劫了。
白洋淀以北的雄县所产渔获有三十七种，本地百姓的负担多重可想而知。水泊芦荡，赋税沉重，能出什么人，谁都想得到吧。看过吧，看过的同人作品吧。
施耐庵生活在元末明初，大元朝的基层统治力太烂，所以阮小五才说：“甚么官司敢来禁打鱼鲜，便是活阎王也禁治不得！”占据梁山泊的渔霸，只是王伦这样的普通土匪。阮小五甚至还因为官府收不了鱼税而有些高兴：“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掸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如今也好，教这伙人奈何。那捕盗官司的人，那里敢下乡村来。若是那上司官员差他们缉捕人来，都吓得尿屎齐流，怎敢正眼儿看他。”阮小二则说：“我虽然不打得大鱼，也省了若干科差。”
而成型的年代已经是清朝了，明清时期的统治能力，哪里是元朝可比，于是背景就变成了丁老爷派人催讨鱼税银子。阮小七哪怕有李俊、倪荣这种一出手就能拿十两银子、十石白米资助他的朋友，也活不下去。
小说、戏曲里的阮氏三兄弟，还属于渔民中的“富农”，有自己的船、自己的网，还能雇人干活，但是不脱离生产，自己也下湖打鱼。否则的话，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营养摄入来练武，那就不是阮氏三雄，是“阮氏三穷”了。太平年月，他们的日子可以过得很滋润，但是到了王朝末期秩序崩坏的时候，他们就也成了被压迫的对象。
就比如说崇祯年间，官军“借人头”报功的时候都敢杀秀才，富农岂能幸免。富农尚且如此，那些连自己的船和网都没有的底层穷苦渔民和就更不用说了。看看上个世纪那些涉及渔霸的文学作品就知道了，那里面没有太多夸张的地方，顶多是把不同原型的故事合在一个人身上。
老百姓都惨成这样了，阿济格还打算从他们身上“就地补给”，兔子急了尚且咬人，何况是这么多手里有武器的大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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