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零六章 明朝亡于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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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政治和商业天然地那么亲近，自古以来才有这么多的官商勾结，而这种勾结日益严重的话，渐渐就会官员经商，商人为官，引得吏治急速腐败。
因为官商不分，做官的慢慢会将为官一任作为生意来做，清朝普遍盛传的“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说明了这个问题。
清朝知府，大多都是行贿而得，投入了成本，自然要在任期内想尽办法收回成本并赚取利润了，那么搜刮就变成本能了，最终自是贪官污吏多，清官能吏少了。
虽然“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用来形容官吏搜刮厉害，已经与原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说的就算为官再是清廉，来钱的地方多的是，为官三年怎么也会有十万两进账大相径庭。
但是也充分说明了清朝末期吏治败坏的程度了，这种说话已经是民众共识了，而《铁齿钢牙纪晓岚》里面纪晓岚与和珅的对话，纪晓岚说代代有清官，宋有包拯、明有海瑞、康熙朝有施公，和珅可曾惭愧。
和珅就直问纪晓岚，既然代代有清官，那么究竟是清官多还是贪官多，纪晓岚如遭霜打，恹恹说道清官如凤毛麟角，贪官如恒河沙数。
虽则此是戏剧之言，但所谓“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戏剧里面一个代表清廉的正面人物也如此说法，足以佐证清朝时候的吏治败坏程度。
若然说清朝官商勾结盛行，吏治败坏引致朝局衰落，但是被官商勾结这种事情坑得最惨的却不是清朝，而是明朝。
明朝灭亡的最大原因就是财政不够支出，一句话概括就是没钱了，其根子是出在朱元璋身上，朱元璋万般皆好，唯独有一个缺点，就是喜欢独断独行，不太听人劝。
朱元璋由于早年经历，深感元朝赋税之重，以致民不聊生，食不果腹，于是立国后大幅减少税率，定农税为十分之一（有些人说是三十分之一，其实是对三什税一的理解错误，明朝将土地产量为十份，然后三七开，佃农得七份，向地主交三份为田租，地主再向国家上交一份税赋，即地主纳税百分之三十，土地税率仍为十分之一。）。
而商业税率，由于元末百业荒废，整个社会商业几乎等于没有，朱元璋为刺激商业，加上其对商业并没什么了解，就大笔一挥，定商业税率为三十分之一，还定了不少免税的条文。
所以整个明朝都是依靠农税维持财政收入的，后世有人研究，明朝的财政收入里面，农税大概占75%，盐税大概占10%，剩下的皇庄收入乱七八糟的大概占5%，商税只占10%左右。
这在后世稍有知识的人眼里，都是不可思议的，而就算如此低的商业税率，最后也由于官商勾结，导致偷税漏税奇多，明朝人口过亿，工商杂税收加起来一年就征收三百多万两白银，而对比宋朝，神宗熙宁年间赋税总收入7070万贯（一贯铜钱约值银一两），农业税以外的工商市舶等杂税为4911万贯，占70％，明朝征的商税可以说是约等于无了。
后来明朝皇帝发现其中弊端，想要加征商税，却被早已成为各种商业幕后的掌控者——文臣们反对，言其“与民争利”，经常是在廷议上否决皇帝加征商税的提议。
明朝皇帝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只能绕过文臣，让只忠于皇室的太监们下去征税，而文臣对皇帝委派太监的做法没法插手，就想出了一个主意，就是通过当地的读书人煽动民众暴力抗税，与皇帝派下来的太监死磕。
而这就是张溥所写的《五人墓碑记》所处的历史背景了，其实正是朝争波及下来的野争，最后关系的就是“东林党”等君子们的钱袋子。
因为官商不分，做官的慢慢会将为官一任作为生意来做，清朝普遍盛传的“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说明了这个问题。
清朝知府，大多都是行贿而得，投入了成本，自然要在任期内想尽办法收回成本并赚取利润了，那么搜刮就变成本能了，最终自是贪官污吏多，清官能吏少了。
虽然“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用来形容官吏搜刮厉害，已经与原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说的就算为官再是清廉，来钱的地方多的是，为官三年怎么也会有十万两进账大相径庭。
但是也充分说明了清朝末期吏治败坏的程度了，这种说话已经是民众共识了，而《铁齿钢牙纪晓岚》里面纪晓岚与和珅的对话，纪晓岚说代代有清官，宋有包拯、明有海瑞、康熙朝有施公，和珅可曾惭愧。
和珅就直问纪晓岚，既然代代有清官，那么究竟是清官多还是贪官多，纪晓岚如遭霜打，恹恹说道清官如凤毛麟角，贪官如恒河沙数。
虽则此是戏剧之言，但所谓“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戏剧里面一个代表清廉的正面人物也如此说法，足以佐证清朝时候的吏治败坏程度。
若然说清朝官商勾结盛行，吏治败坏引致朝局衰落，但是被官商勾结这种事情坑得最惨的却不是清朝，而是明朝。
明朝灭亡的最大原因就是财政不够支出，一句话概括就是没钱了，其根子是出在朱元璋身上，朱元璋万般皆好，唯独有一个缺点，就是喜欢独断独行，不太听人劝。
朱元璋由于早年经历，深感元朝赋税之重，以致民不聊生，食不果腹，于是立国后大幅减少税率，定农税为十分之一（有些人说是三十分之一，其实是对三什税一的理解错误，明朝将土地产量为十份，然后三七开，佃农得七份，向地主交三份为田租，地主再向国家上交一份税赋，即地主纳税百分之三十，土地税率仍为十分之一。）。
而商业税率，由于元末百业荒废，整个社会商业几乎等于没有，朱元璋为刺激商业，加上其对商业并没什么了解，就大笔一挥，定商业税率为三十分之一，还定了不少免税的条文。
所以整个明朝都是依靠农税维持财政收入的，后世有人研究，明朝的财政收入里面，农税大概占75%，盐税大概占10%，剩下的皇庄收入乱七八糟的大概占5%，商税只占10%左右。
这在后世稍有知识的人眼里，都是不可思议的，而就算如此低的商业税率，最后也由于官商勾结，导致偷税漏税奇多，明朝人口过亿，工商杂税收加起来一年就征收三百多万两白银，而对比宋朝，神宗熙宁年间赋税总收入7070万贯（一贯铜钱约值银一两），农业税以外的工商市舶等杂税为4911万贯，占70％，明朝征的商税可以说是约等于无了。
后来明朝皇帝发现其中弊端，想要加征商税，却被早已成为各种商业幕后的掌控者——文臣们反对，言其“与民争利”，经常是在廷议上否决皇帝加征商税的提议。
明朝皇帝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只能绕过文臣，让只忠于皇室的太监们下去征税，而文臣对皇帝委派太监的做法没法插手，就想出了一个主意，就是通过当地的读书人煽动民众暴力抗税，与皇帝派下来的太监死磕。
而这就是张溥所写的《五人墓碑记》所处的历史背景了，其实正是朝争波及下来的野争，最后关系的就是“东林党”等君子们的钱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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