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六十一章 历史上的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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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说是闲棋一着，也是不能不做的，正是两国相争无所不用其极，与其让曹魏上下一心不知道憋什么坏招对付大汉，倒不如趁现在曹魏内部还没有完全安定下来，小小试探一下。
反正不管曹魏那边如何应对，总会引起其朝野上下的争论，这就已经牵扯了曹魏小许的注意力，那么这计划就已经算是成功的了。
诸葛老大这般言传身教，又让我和费祎学到了一样东西，那就是凡是对敌方做任何计划，也不要设想获得多大的效果，以最保守的态度估计敌方受到的影响，再以这个影响考虑下一步的行动，这才不会出现举止失措的局面。
这就是后世总结出来“料敌从宽，预己从严”的经验之谈，这个时代虽然没有总结出这句话，但是观诸葛老大的做法，估计这也是他一生信奉的信条了，难怪后人会说出“诸葛亮一生唯谨慎”的评语了。
至于费祎去拜访的对象，肯定就不能是曹魏亲信派曹真、陈群司马懿这类人了，那样就显得太虚假，完全没有说服力。
但是亲汉一派的人，自王佐荀彧死后，曹魏那边已无明显如此倾向的大臣了，而且就算有，诸葛老大也不会这么蠢让人去拜访这种人，那样就等于逼着别人去死一样了。
所以最后诸葛老大他们经商议后，就确定费祎拜访的对象为王朗，王朗这人现时为曹魏的司徒，身居三公高位，确是重臣。
而且《三国演义》中虽然王朗的结局是被诸葛老大北伐骂死的，是曹魏的死忠份子，但是历史上的王朗却并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王朗早年师从太尉杨赐（说出“鸡肋”名句的杨修的爷爷），因通晓经籍而拜郎中，任菑丘县长，后来杨赐逝世，王朗因而弃官为杨赐服丧。
服丧期满后，获举孝廉、受官府征辟，他都不应命，乃后才被徐州刺史陶谦举为茂才，任徐州治中从事。
之后汉献帝被李傕、郭汜控制，王朗与徐州别驾赵昱建议陶谦遣使向献帝进贡，以表示对汉室的支持，陶谦听从，并命赵昱带奏章至长安。
献帝接到奏章后，颇感赞赏，并升陶谦为徐州牧、安东将军，王朗也被任命为会稽太守，据记载任上干得不错。
后来孙策攻下会稽，王朗被擒，但是不愿为孙策效命，坚持自己乃是大汉之臣，孙策见王朗儒雅，也没有怎么难为他，只是王朗不忍连累其属下功曹虞翻一同受罪，让虞翻回家侍奉母亲尽孝。
孙策最后让张昭劝王朗为其效命，王朗只是不从，孙策只得将王朗流放了事，王朗在这个艰难时期，虽然处境穷困，仍然收容体恤亲友旧属，分给他们的多，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少，甚有义名。
《三国志、魏书》中记载其“虽流移穷困，朝不谋夕，而收恤亲旧，分多割少，行义甚著。”，也是一个真的汉子了。
后来曹操护持汉室，迎奉汉献帝，以汉丞相的名义征辟王朗，王朗才欣然从命，被任命为谏议大夫，参司空军事。
观王朗生平，其显然并不是曹魏的死忠分子，也不是曹魏嫡系出身，反而是汉臣一系，虽然后来曹魏建立，其备受重用，但也只算是因缘际会了。
所以诸葛老大他们选中王朗此人为切入点，也确实是费煞心思的了，最难得的是王朗除了身居高位外，其还是经学大家，所作的《周易传》是曹魏那边学习《易》经的重要典籍。
王朗博学多闻，校注儒家经典，所作甚多，有文集三十卷，著有《周易传》、《春秋传》、《孝经传》、《周官传》等书籍，后世还将王朗注解里的思想称为“王学“，是东晋时期的显学，一度压倒郑玄的“郑学”。
反正不管曹魏那边如何应对，总会引起其朝野上下的争论，这就已经牵扯了曹魏小许的注意力，那么这计划就已经算是成功的了。
诸葛老大这般言传身教，又让我和费祎学到了一样东西，那就是凡是对敌方做任何计划，也不要设想获得多大的效果，以最保守的态度估计敌方受到的影响，再以这个影响考虑下一步的行动，这才不会出现举止失措的局面。
这就是后世总结出来“料敌从宽，预己从严”的经验之谈，这个时代虽然没有总结出这句话，但是观诸葛老大的做法，估计这也是他一生信奉的信条了，难怪后人会说出“诸葛亮一生唯谨慎”的评语了。
至于费祎去拜访的对象，肯定就不能是曹魏亲信派曹真、陈群司马懿这类人了，那样就显得太虚假，完全没有说服力。
但是亲汉一派的人，自王佐荀彧死后，曹魏那边已无明显如此倾向的大臣了，而且就算有，诸葛老大也不会这么蠢让人去拜访这种人，那样就等于逼着别人去死一样了。
所以最后诸葛老大他们经商议后，就确定费祎拜访的对象为王朗，王朗这人现时为曹魏的司徒，身居三公高位，确是重臣。
而且《三国演义》中虽然王朗的结局是被诸葛老大北伐骂死的，是曹魏的死忠份子，但是历史上的王朗却并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王朗早年师从太尉杨赐（说出“鸡肋”名句的杨修的爷爷），因通晓经籍而拜郎中，任菑丘县长，后来杨赐逝世，王朗因而弃官为杨赐服丧。
服丧期满后，获举孝廉、受官府征辟，他都不应命，乃后才被徐州刺史陶谦举为茂才，任徐州治中从事。
之后汉献帝被李傕、郭汜控制，王朗与徐州别驾赵昱建议陶谦遣使向献帝进贡，以表示对汉室的支持，陶谦听从，并命赵昱带奏章至长安。
献帝接到奏章后，颇感赞赏，并升陶谦为徐州牧、安东将军，王朗也被任命为会稽太守，据记载任上干得不错。
后来孙策攻下会稽，王朗被擒，但是不愿为孙策效命，坚持自己乃是大汉之臣，孙策见王朗儒雅，也没有怎么难为他，只是王朗不忍连累其属下功曹虞翻一同受罪，让虞翻回家侍奉母亲尽孝。
孙策最后让张昭劝王朗为其效命，王朗只是不从，孙策只得将王朗流放了事，王朗在这个艰难时期，虽然处境穷困，仍然收容体恤亲友旧属，分给他们的多，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少，甚有义名。
《三国志、魏书》中记载其“虽流移穷困，朝不谋夕，而收恤亲旧，分多割少，行义甚著。”，也是一个真的汉子了。
后来曹操护持汉室，迎奉汉献帝，以汉丞相的名义征辟王朗，王朗才欣然从命，被任命为谏议大夫，参司空军事。
观王朗生平，其显然并不是曹魏的死忠分子，也不是曹魏嫡系出身，反而是汉臣一系，虽然后来曹魏建立，其备受重用，但也只算是因缘际会了。
所以诸葛老大他们选中王朗此人为切入点，也确实是费煞心思的了，最难得的是王朗除了身居高位外，其还是经学大家，所作的《周易传》是曹魏那边学习《易》经的重要典籍。
王朗博学多闻，校注儒家经典，所作甚多，有文集三十卷，著有《周易传》、《春秋传》、《孝经传》、《周官传》等书籍，后世还将王朗注解里的思想称为“王学“，是东晋时期的显学，一度压倒郑玄的“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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