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治标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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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这次出的问题不小，闯军是崇祯十二年时占领福建的，免税期是崇祯十二年、崇祯十三年、崇祯十四年这三年，今年就要开始收税了。
这三年来，福建省丈量土地的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但是却遗留了不少问题。
经过二百多年的土地兼并，福建的土地所有权问题相当混乱。有的土地明明是公田，却已经被私人耕种上百年，甚至转卖过多次了；官府的存档和私人手中的地契对不上号，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有一些土地虽然有明确的过户手续，但摆明了是巧取豪夺，就连没有任何法律常识的人都能看出来；还有很多土地根本不知道归谁，几个村子来回械斗争夺，谁拳头大就是谁的。
当初福建巡抚蔡仕提出的解决方案，主要有四点原则。
第一，土地所有权以地契为标准。有一些土地理论上明明是官田，可明朝的官府却给私人发了地契，闯军对这些也予以承认。
第二，土地的耕种权以实际耕种为准，难以确定实际耕种权的，采取当地老人公议的方式来决定。谁实际耕种土地，三年后就会找谁收税。
第三，实际耕种无主土地的，可以申领地契，实际耕种官田的，视为官府的永佃户。
第四，关于土地被霸占的纠纷，官府一概受理，但解决的时间要往后拖，一件一件慢慢查。
这种处理土地问题的思路，有很大的和稀泥的成分。以维持现状，不出事端为主要目的，实际上放弃了均田。福建人多地少，没有河南那样的大片抛荒土地，均田也实在是搞不下去，保障农民利益的措施也只能搞到三年免征、支持永佃和减租减息这样的程度。
当了这几年的统治者，闯军的高层也明白了，这些东西治标不治本，就算像他们在那些战乱后的地区做的那样，直接重新均分土地，也不过就是向天再续五十年。暂时解决了农民的基本生存问题，但新的土地兼并无法阻止，人口滋生和物流滞后带来的粮食压力也没有办法解决。李自成没有办法，王瑾也没有办法。
王瑾经营嘉定，倒是让人看到了一些希望，把福建、广东沿海没饭吃的穷人“介绍”到王瑾那里做长工，王瑾还会给“中介费”。这些人虽然会在开垦沼泽地的过程中病死不少，但是王瑾那里起码芋头可以管饱，也不像西班牙人和荷兰人那样往死里用人。成本增加了，换取劳工病死率相对较低，在这个时不时爆发瘟疫的年代，这种程度的病死率只会让还活着的劳工们觉得此地气候不好、病死的同伴运气不好，不会怪在官府头上。嘉定出口的大米，则可以养活广东、福建的更多人口。
但是算了算账之后，就会发现这条路同样是治标不治本，就算王瑾统治整个东南亚，也不可能无限地吸纳华人，南洋米的数量也是有限的，不可能指望靠进口大米养活自家老百姓。而且受交通条件限制，除了广东、福建，其他省份的老百姓都和下南洋、吃南洋米没多大关系。
王瑾当然知道治本的办法，只要大幅度增加粮食产量，并且有便利的交通和有效的管控，将粮食及时送到缺粮区，就再也不会饿死人了。可是现在说这个，和劝李自成登月也没什么区别。
开国之初的文臣武将还是有雄心的，这些年，闯军也选择了一些县做试点试验了一些政策。思路没有太新奇的，主要是抄古人，从管仲、商鞅一直抄到张居正，甚至连崇祯用过的一些办法，闯军也怀疑是因为明朝的官吏不行，修改一下做了尝试。
即便是搞成功了的，最终的效果也只是“进一步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很多办法都有用，包括一些王瑾闻所未闻的办法，但有的是只在这个县有用，拿到别的县就不行了，有的是在小范围有用，推广之后就发现没有足够的行政力量去执行。
而这些办法的共同特点就是，全都可以预见，在几十年后会失去效果。试来试去，全都只是暂时延寿的办法而已。
李自成和闯军兄弟们也没怎么气馁。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朝廷能千秋万载，秦皇汉武唐宗明祖，全都是试了又试，也顶多只能让王朝多坚持几年，甚至有连治标都没成功的。看来这天下的事恐怕只能是这样，一遍遍循环往复，造反—腐朽—再造反，并没有一个治本的办法。
这会儿就算是王瑾告诉李自成水稻能亩产十担，从北京坐车四个时辰就能到广州，李自成也会认为他在放屁。就这个时代而言，治本的办法的确不存在。所以现在闯军诸将的目标也就是治标能治明白就好，让子孙后代多坚持几年。
不过，指标也不是那么好治的，这一次，福建出的问题就不小。
刚刚占领的时候，闯军对各种土地纠纷案件使了个拖字诀，说是一件一件慢慢处理，结果到现在都没处理完。
农民军处理这种案件，历来是“一放就死，一抓就乱”。如果上面要求“霸占田土，查还小民”，结果必然是出现一大堆地痞流氓冒认土地，如果上面要求以稳定为先，不急于清理积案，那么势必会一拖再拖，很可能不了了之。
福建巡抚蔡仕还是个正义感较强的人，他上任之后，也亲自督办了一些案件，但是靠巡抚亲自督办，能办几个案子？整个福建省的大部分案子都是一拖再拖，一个衙门三五个月也就办一个案，只求能够交差，让上面看到自己在办事就行了。
谁也不是包青天，哪个敢保证自己办的案子全都毫无问题，办的案子越多，错的可能性就越高，虽说李自成不像崇祯那样容不得自己不喜欢的人犯错，但犯错对这些做官的人显然也没什么好处。把案子办好了固然有功劳，可是几个农夫，三五亩地的事，能有多大的功劳，真犯不上费这个事。闯军也不敢大加鼓励清理积案，一旦鼓励，肯定会有官员好大喜功，导致冤假错案。
如果是另一时空的李自成，不会在乎这个问题，宁肯矫枉过正，也要清理积案。但本时空的李自成已经习惯做一国之君了，做事的风格也有了很大的差别。
闯军的政策比另一时空更稳健，建立政权的阻力更小，这是好事，但案子也不能总拖着，拖着拖着，就成了大案了。
这三年来，福建省丈量土地的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但是却遗留了不少问题。
经过二百多年的土地兼并，福建的土地所有权问题相当混乱。有的土地明明是公田，却已经被私人耕种上百年，甚至转卖过多次了；官府的存档和私人手中的地契对不上号，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有一些土地虽然有明确的过户手续，但摆明了是巧取豪夺，就连没有任何法律常识的人都能看出来；还有很多土地根本不知道归谁，几个村子来回械斗争夺，谁拳头大就是谁的。
当初福建巡抚蔡仕提出的解决方案，主要有四点原则。
第一，土地所有权以地契为标准。有一些土地理论上明明是官田，可明朝的官府却给私人发了地契，闯军对这些也予以承认。
第二，土地的耕种权以实际耕种为准，难以确定实际耕种权的，采取当地老人公议的方式来决定。谁实际耕种土地，三年后就会找谁收税。
第三，实际耕种无主土地的，可以申领地契，实际耕种官田的，视为官府的永佃户。
第四，关于土地被霸占的纠纷，官府一概受理，但解决的时间要往后拖，一件一件慢慢查。
这种处理土地问题的思路，有很大的和稀泥的成分。以维持现状，不出事端为主要目的，实际上放弃了均田。福建人多地少，没有河南那样的大片抛荒土地，均田也实在是搞不下去，保障农民利益的措施也只能搞到三年免征、支持永佃和减租减息这样的程度。
当了这几年的统治者，闯军的高层也明白了，这些东西治标不治本，就算像他们在那些战乱后的地区做的那样，直接重新均分土地，也不过就是向天再续五十年。暂时解决了农民的基本生存问题，但新的土地兼并无法阻止，人口滋生和物流滞后带来的粮食压力也没有办法解决。李自成没有办法，王瑾也没有办法。
王瑾经营嘉定，倒是让人看到了一些希望，把福建、广东沿海没饭吃的穷人“介绍”到王瑾那里做长工，王瑾还会给“中介费”。这些人虽然会在开垦沼泽地的过程中病死不少，但是王瑾那里起码芋头可以管饱，也不像西班牙人和荷兰人那样往死里用人。成本增加了，换取劳工病死率相对较低，在这个时不时爆发瘟疫的年代，这种程度的病死率只会让还活着的劳工们觉得此地气候不好、病死的同伴运气不好，不会怪在官府头上。嘉定出口的大米，则可以养活广东、福建的更多人口。
但是算了算账之后，就会发现这条路同样是治标不治本，就算王瑾统治整个东南亚，也不可能无限地吸纳华人，南洋米的数量也是有限的，不可能指望靠进口大米养活自家老百姓。而且受交通条件限制，除了广东、福建，其他省份的老百姓都和下南洋、吃南洋米没多大关系。
王瑾当然知道治本的办法，只要大幅度增加粮食产量，并且有便利的交通和有效的管控，将粮食及时送到缺粮区，就再也不会饿死人了。可是现在说这个，和劝李自成登月也没什么区别。
开国之初的文臣武将还是有雄心的，这些年，闯军也选择了一些县做试点试验了一些政策。思路没有太新奇的，主要是抄古人，从管仲、商鞅一直抄到张居正，甚至连崇祯用过的一些办法，闯军也怀疑是因为明朝的官吏不行，修改一下做了尝试。
即便是搞成功了的，最终的效果也只是“进一步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很多办法都有用，包括一些王瑾闻所未闻的办法，但有的是只在这个县有用，拿到别的县就不行了，有的是在小范围有用，推广之后就发现没有足够的行政力量去执行。
而这些办法的共同特点就是，全都可以预见，在几十年后会失去效果。试来试去，全都只是暂时延寿的办法而已。
李自成和闯军兄弟们也没怎么气馁。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朝廷能千秋万载，秦皇汉武唐宗明祖，全都是试了又试，也顶多只能让王朝多坚持几年，甚至有连治标都没成功的。看来这天下的事恐怕只能是这样，一遍遍循环往复，造反—腐朽—再造反，并没有一个治本的办法。
这会儿就算是王瑾告诉李自成水稻能亩产十担，从北京坐车四个时辰就能到广州，李自成也会认为他在放屁。就这个时代而言，治本的办法的确不存在。所以现在闯军诸将的目标也就是治标能治明白就好，让子孙后代多坚持几年。
不过，指标也不是那么好治的，这一次，福建出的问题就不小。
刚刚占领的时候，闯军对各种土地纠纷案件使了个拖字诀，说是一件一件慢慢处理，结果到现在都没处理完。
农民军处理这种案件，历来是“一放就死，一抓就乱”。如果上面要求“霸占田土，查还小民”，结果必然是出现一大堆地痞流氓冒认土地，如果上面要求以稳定为先，不急于清理积案，那么势必会一拖再拖，很可能不了了之。
福建巡抚蔡仕还是个正义感较强的人，他上任之后，也亲自督办了一些案件，但是靠巡抚亲自督办，能办几个案子？整个福建省的大部分案子都是一拖再拖，一个衙门三五个月也就办一个案，只求能够交差，让上面看到自己在办事就行了。
谁也不是包青天，哪个敢保证自己办的案子全都毫无问题，办的案子越多，错的可能性就越高，虽说李自成不像崇祯那样容不得自己不喜欢的人犯错，但犯错对这些做官的人显然也没什么好处。把案子办好了固然有功劳，可是几个农夫，三五亩地的事，能有多大的功劳，真犯不上费这个事。闯军也不敢大加鼓励清理积案，一旦鼓励，肯定会有官员好大喜功，导致冤假错案。
如果是另一时空的李自成，不会在乎这个问题，宁肯矫枉过正，也要清理积案。但本时空的李自成已经习惯做一国之君了，做事的风格也有了很大的差别。
闯军的政策比另一时空更稳健，建立政权的阻力更小，这是好事，但案子也不能总拖着，拖着拖着，就成了大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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