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闯军不是白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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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的情况比湖南、江西都特殊，这里没有宗室，打福建的时候闯军已经很强了，真正抵抗的人也不多，所以，抄家的力度并不大。
福建还有大量的田地是郑家所有，因为要招降郑芝龙，所以也不能直接抄没了。
但是，郑家买地，能都合法吗？有官府撑腰的海盗，还能指望他们温良恭俭让，公平交易？别说他们了，就连闯军自家兄弟，劝别人“自愿”的本事都大得很。
比如说，你有一块地，某个都尉想买，你不卖，当然可以，但你和县衙门的关系能和都尉与县衙门的关系比吗？都尉一句话吩咐下来，主管治安的典史都得跟孙子似的，指不定哪天有个乞丐病死了，就有俩衙役半夜抬着他扔到你家门口。他们倒是不敢直接整死你，但起码得审你三个月五个月的吧。
这还幸亏是王瑾要求闯军治下的班房、监狱全部改变设计，加强卫生和通风，否则的话，在班房里蹲三个月，说不定就得监瘟一命呜呼了。
折腾大半年，这事折腾完了，再找个由头收拾你。而且不管什么样的青天大老爷来，都查不出毛病，有人命案子难道不该查吗？县衙门也没枉断案件，不过就是为了查得仔细点多花些时间而已，最后也没冤枉好人，上级来视察能说什么？只能催他们快点办事罢了。就算不让衙门出手，官匪一家可不是说说玩的，你家天天有流氓来拜访，你也受不了。
就这，已经算青天白日朗朗乾坤了，原来的田主至少还能拿着银子囫囵身子滚蛋。要是搁过去，直接扣个罪名抓到衙门打就是了，还用这么费劲。赶上灾年，那就更简单了。
闯军根基尚浅，海上之事不能把郑家彻底一脚踢开，只能分化利用。因此，原本的郑氏大将们依然保有相当的权力。他们也都是聪明人，改朝换代了，知道让“斗争手段”升级，变豪夺为巧取，不惹出什么大案子。就算闯军现在也是官府了，好歹也是打着“奉天倡义”的旗号，三天两头有人上衙门喊冤算怎么回事。
当初蔡仕到福建任官，审理涉及郑家的积案，如果真的是郑家人仗势欺人，他一般都是安排郑家赔钱解决。哪怕是人命案子，只要花钱，一般来说死者家属也能接受。
蔡仕是何许人也？崇祯五年投闯的读书人，这是何等的资历，连他官居巡抚之后，都得和稀泥，其他的官员会如何断案也就可想而知了。不管是郑家的案子，还是其他豪势之家的案子，只要拿些钱补偿苦主，就算了事。老百姓还得感恩戴德，民告官不仅没掉脑袋，还能拿回钱来，真是清平世界，海晏河清。
事实上，敢告状的，多半也是童生、小海商之类说是民但实际上比一般的民强得多的角色，真要是赤贫的老百姓，谁敢干这事。“饿死不做贼，屈死不告状”才是这个年代乃至三百多年后老百姓的“传统美德”。
闯军要真是要当青天大老爷，所有案子都绝对秉公去断，一来是根本断不明白，二来也就没人能当官了。在正常情况下，这也挺好，一个封建王朝，还指望司法公正到哪去，这就不错了。老爷们其乐融融地吃喝玩乐，穷人们安安心心地当牛做马。
可这一次，有人玩过界了，欺压老百姓在这个年代是可以接受的，甚至很多时候老百姓都没察觉到自己被欺压，可欺压到没有活路，这就不仅仅是道德问题，而且是智力问题了，而将一大批老百姓欺压到没有活路，那就是不折不扣的蠢材了。
郑芝龙的堂弟郑芝莞，是郑氏族人中能力较弱的一个，但搂钱的本领倒是不小，所拥有的田庄数量并不次于郑芝龙的几个亲兄弟。
当初闯军攻入福建，对郑芝莞的田庄进行了重新丈量，当时郑芝莞躲到了厦门，丈田活动毫无滞碍，比较顺利地基本准确地丈量出了郑芝莞拥有的土地数量，而且当时田庄中管事的都不在，永佃制的推行也很容易。
郑芝莞投降闯军之后又回来了，对于在自己的土地上实行永佃制的情况当然是不满意的，但如果他不同意这个，那就得谈谈之前买地的手续是不是合法了，不要说按闯军的法律，就是按《大明律》，郑芝莞干的那些事也是犯法。
让闯军搞人民当家作主，那自然是扯淡，可如果连局部改善农民待遇都做不到，统统照旧，那大家费这么大劲造反是为了什么？闯军来之前你就能往死里欺负佃农，现在闯军来了，你起码得欺负得轻一点吧，要是还和以前一样，那闯军不是白来了。
实行永佃制之后，郑芝莞没有办法随意赶走佃户，因此也就没法随意增加地租，随意役使佃户劳作，常用的盘剥佃户的手法只剩下高利贷还好用，但也受到了限制。
闯军原本有非经官府认证的借贷一律不合法，甚至借机征收印花税的计划，但后来发现这样行不通，民间借贷金额庞大且极度分散，官府根本无法管控，严查必然变成严禁，可财主放债固然是剥削农民的手段，却也是农民迫于生计不得不接受的东西。
闯军能保证农民的生活都稳定到每年都不需要借贷的程度吗？或者能在农民需要借贷的时候保证官府能满足借贷需求吗？如果官府放贷，能解决吏治问题，保证不变成新的压迫吗？闯军要是连这些问题都能解决，李自成也别叫大元帅了，叫大法师吧。
既然这些都解决不了，那就只能适当默许富人放贷，虽然不能承认九出十三归什么的合法，却也不严查。
比较聪明的人剥削阶级，会钻法律漏洞，靠官商勾结去发展自身的利益，然而，总有那不开眼的蠢材，郑芝莞就是其中的代表。
在闯军来之前，郑芝莞给自己的佃户放贷的利率是一年期七出十六归，都赶上清朝贵族给自家甲兵放贷的利率了。
佐领、领催们可以给自己辖下的兵丁放如此高利率的贷款，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旗人集中居住，所以满洲贵族可以靠手中权力垄断放贷市场，没有竞争；二是兵丁的每月钱米也是由他们负责发放的，直接从工资里扣，想欠债不还，门都没有。
原本郑芝莞也有类似的条件，他既有钱，又有官府撑腰，还有家丁党羽的武力保障，佃户租了他的土地，就会形成人身依附关系，无论他是要涨租子，还是要涨利息，佃户都没辙。福建最不缺的就是没有地种的穷人，不交租，不还钱，轻则夺佃，重则把你全家卖到巴达维亚去。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们甚至发动过“争取九出十三归”的斗争，而且还失败了。
永佃制一推行，佃户就有了和田主讨价还价的本钱，情况便大不相同了。可情况虽然不同，有些人的脑子却还没变。
福建还有大量的田地是郑家所有，因为要招降郑芝龙，所以也不能直接抄没了。
但是，郑家买地，能都合法吗？有官府撑腰的海盗，还能指望他们温良恭俭让，公平交易？别说他们了，就连闯军自家兄弟，劝别人“自愿”的本事都大得很。
比如说，你有一块地，某个都尉想买，你不卖，当然可以，但你和县衙门的关系能和都尉与县衙门的关系比吗？都尉一句话吩咐下来，主管治安的典史都得跟孙子似的，指不定哪天有个乞丐病死了，就有俩衙役半夜抬着他扔到你家门口。他们倒是不敢直接整死你，但起码得审你三个月五个月的吧。
这还幸亏是王瑾要求闯军治下的班房、监狱全部改变设计，加强卫生和通风，否则的话，在班房里蹲三个月，说不定就得监瘟一命呜呼了。
折腾大半年，这事折腾完了，再找个由头收拾你。而且不管什么样的青天大老爷来，都查不出毛病，有人命案子难道不该查吗？县衙门也没枉断案件，不过就是为了查得仔细点多花些时间而已，最后也没冤枉好人，上级来视察能说什么？只能催他们快点办事罢了。就算不让衙门出手，官匪一家可不是说说玩的，你家天天有流氓来拜访，你也受不了。
就这，已经算青天白日朗朗乾坤了，原来的田主至少还能拿着银子囫囵身子滚蛋。要是搁过去，直接扣个罪名抓到衙门打就是了，还用这么费劲。赶上灾年，那就更简单了。
闯军根基尚浅，海上之事不能把郑家彻底一脚踢开，只能分化利用。因此，原本的郑氏大将们依然保有相当的权力。他们也都是聪明人，改朝换代了，知道让“斗争手段”升级，变豪夺为巧取，不惹出什么大案子。就算闯军现在也是官府了，好歹也是打着“奉天倡义”的旗号，三天两头有人上衙门喊冤算怎么回事。
当初蔡仕到福建任官，审理涉及郑家的积案，如果真的是郑家人仗势欺人，他一般都是安排郑家赔钱解决。哪怕是人命案子，只要花钱，一般来说死者家属也能接受。
蔡仕是何许人也？崇祯五年投闯的读书人，这是何等的资历，连他官居巡抚之后，都得和稀泥，其他的官员会如何断案也就可想而知了。不管是郑家的案子，还是其他豪势之家的案子，只要拿些钱补偿苦主，就算了事。老百姓还得感恩戴德，民告官不仅没掉脑袋，还能拿回钱来，真是清平世界，海晏河清。
事实上，敢告状的，多半也是童生、小海商之类说是民但实际上比一般的民强得多的角色，真要是赤贫的老百姓，谁敢干这事。“饿死不做贼，屈死不告状”才是这个年代乃至三百多年后老百姓的“传统美德”。
闯军要真是要当青天大老爷，所有案子都绝对秉公去断，一来是根本断不明白，二来也就没人能当官了。在正常情况下，这也挺好，一个封建王朝，还指望司法公正到哪去，这就不错了。老爷们其乐融融地吃喝玩乐，穷人们安安心心地当牛做马。
可这一次，有人玩过界了，欺压老百姓在这个年代是可以接受的，甚至很多时候老百姓都没察觉到自己被欺压，可欺压到没有活路，这就不仅仅是道德问题，而且是智力问题了，而将一大批老百姓欺压到没有活路，那就是不折不扣的蠢材了。
郑芝龙的堂弟郑芝莞，是郑氏族人中能力较弱的一个，但搂钱的本领倒是不小，所拥有的田庄数量并不次于郑芝龙的几个亲兄弟。
当初闯军攻入福建，对郑芝莞的田庄进行了重新丈量，当时郑芝莞躲到了厦门，丈田活动毫无滞碍，比较顺利地基本准确地丈量出了郑芝莞拥有的土地数量，而且当时田庄中管事的都不在，永佃制的推行也很容易。
郑芝莞投降闯军之后又回来了，对于在自己的土地上实行永佃制的情况当然是不满意的，但如果他不同意这个，那就得谈谈之前买地的手续是不是合法了，不要说按闯军的法律，就是按《大明律》，郑芝莞干的那些事也是犯法。
让闯军搞人民当家作主，那自然是扯淡，可如果连局部改善农民待遇都做不到，统统照旧，那大家费这么大劲造反是为了什么？闯军来之前你就能往死里欺负佃农，现在闯军来了，你起码得欺负得轻一点吧，要是还和以前一样，那闯军不是白来了。
实行永佃制之后，郑芝莞没有办法随意赶走佃户，因此也就没法随意增加地租，随意役使佃户劳作，常用的盘剥佃户的手法只剩下高利贷还好用，但也受到了限制。
闯军原本有非经官府认证的借贷一律不合法，甚至借机征收印花税的计划，但后来发现这样行不通，民间借贷金额庞大且极度分散，官府根本无法管控，严查必然变成严禁，可财主放债固然是剥削农民的手段，却也是农民迫于生计不得不接受的东西。
闯军能保证农民的生活都稳定到每年都不需要借贷的程度吗？或者能在农民需要借贷的时候保证官府能满足借贷需求吗？如果官府放贷，能解决吏治问题，保证不变成新的压迫吗？闯军要是连这些问题都能解决，李自成也别叫大元帅了，叫大法师吧。
既然这些都解决不了，那就只能适当默许富人放贷，虽然不能承认九出十三归什么的合法，却也不严查。
比较聪明的人剥削阶级，会钻法律漏洞，靠官商勾结去发展自身的利益，然而，总有那不开眼的蠢材，郑芝莞就是其中的代表。
在闯军来之前，郑芝莞给自己的佃户放贷的利率是一年期七出十六归，都赶上清朝贵族给自家甲兵放贷的利率了。
佐领、领催们可以给自己辖下的兵丁放如此高利率的贷款，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旗人集中居住，所以满洲贵族可以靠手中权力垄断放贷市场，没有竞争；二是兵丁的每月钱米也是由他们负责发放的，直接从工资里扣，想欠债不还，门都没有。
原本郑芝莞也有类似的条件，他既有钱，又有官府撑腰，还有家丁党羽的武力保障，佃户租了他的土地，就会形成人身依附关系，无论他是要涨租子，还是要涨利息，佃户都没辙。福建最不缺的就是没有地种的穷人，不交租，不还钱，轻则夺佃，重则把你全家卖到巴达维亚去。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们甚至发动过“争取九出十三归”的斗争，而且还失败了。
永佃制一推行，佃户就有了和田主讨价还价的本钱，情况便大不相同了。可情况虽然不同，有些人的脑子却还没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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