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0章 震旦传承（四）-081章 震旦传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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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土道家的修炼方法都没有离开四禅八定的范围。四禅八定是凡圣同修的禅定。但是这种禅定只能让你生于四禅天或是四空天，虽然其寿命极长，但也有死的一天。就是说：四禅八定解脱不了生死轮回，即使是灭尽定，也没有摆脱轮回。
经云：“佛告阿难。世间一切诸修学人，现前虽成九次第定，不得漏尽成阿罗汉，皆由执此生死妄想，误为真实。”
有人说：“走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其实出三界是非常难的。没有遇到佛陀佛法，没有解脱之道，你就在三界里转悠吧。
佛教哲学蕴藏着极深的智慧，佛学和中国古典哲学的交互影响，推动了哲学提出新的命题和新的方法。佛学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在人生观上，佛教强调主体的自觉，并把一己的解脱与拯救人类联系起来。它以独特的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给予中国传统社会民众精神生活以新的启发。
宋、元、明、清有“治世心身”之思想。宋、明朝以后的学者，都以儒教为治世之学，佛教为治心之学，道教为治身之学，以定三教相安之分位。
明代佛学大师憨山德清幼师孔子，少时师老庄，最后皈于佛。大师曾经作《中庸直指》、《老子道德经注》、《庄子内篇注》，佛家经典的注释就更多了。他有一段名言：“尝言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此三者，经世出世之学备矣。缺则一偏，缺二则隘，三者无一，而称人者，则肖之而已。虽然，不可以不知要。要者，宗也。故曰：言有宗，事有君。言而无宗，则蔓衍无统；事而无君，则支离日纷；学而无要，则涣散寡成。是故学者，断不可以不务要矣。
然是三者之要在一心。务心之要在参禅，参禅之要在忘世，忘世之要在适时，适时之要在达变，达变之要在见理，见理之要在定志，定志之要在安分，安分之要在寡欲，寡欲之要在自知，自知之要在重生，重生之要在务内，务内之要在专一，一得而天下之理得矣。称理而涉世，则无不忘也，无不有也；不忘不有，则物无不忘，物无不有；物无不忘，物无不有，则无入而不自得矣。故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会万物而为己者，其惟圣人乎？噫，至矣尽矣！妙极于一心，而无遗事矣！是故学者，固不可以不知要。”
因为佛法的博大精深，为古代士大夫青睐，同时佛家寺院，也是培植福慧的地方。有道是“世间好话佛说尽，天下名山僧占多。”为什么各地名山都是僧寺佛刹？因为修佛有大功德。很多寺院都在深山老林，开山建寺的时候都是荒无人烟，人迹罕至，鸟不拉屎的地方。开山大和尚来了，带领几个弟子建寺供佛，念经修禅，只要这个和尚有道行，香火就会渐渐旺盛，来的人多了，此地就变成了洞天福地，风水宝地。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修炼可以改变一个地方的地水火风。
大唐丞相裴休，子是翰林，送子出家，拜沩山祐祖，名法海。训以警策箴云：“衣食难，非容易，何必千般求细腻，清斋薄粥但寻常，粗布麻衣随分际。”“别人睡时你休睡，三更宿尽五更初，好向释迦金殿内”。
沩山老人要他每天挑水供养大众。一天，他挑水太累了，心里想：“和尚吃水翰林挑，纵然吃了也难消。”回来后，沩山老人问他：“你今天说什么话？”法海回答：“没说什么。”后来沩山老人揭穿他心里话，说：“老僧一打坐，能消万担粮。”
佛教对于震旦的最大贡献就是因果报应、众生平等和慈悲救世的观念，这是佛教的普世价值。佛教的精髓部分就是普世的，佛教超越了一切普世的元素，自由、平等、慈悲和公义。
何谓普世价值？就是已经存在的，并不具有广泛争议的公共秩序以及风俗习惯。普世价值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它超越宗教、国家、民族和地域，是出于人类的良知理性之价值观念。普适价值包括平等、自由、公平、正义、人权等等。同时也包括国家与有义务捍卫国民与生俱来的权利，如生存的权利、免于恐惧的权利、生育的权利、知情的权利和免于匮乏的的权利。
佛教是最自由的宗教，佛陀只是把他证悟的真理告诉你，以前的诸佛通过修行证得了佛果，我也是通过修行证得了佛果，你若依教奉行，也可以证的佛果。佛教的自由是给予你选择的权利，佛告诉你世间有六道轮回，天堂地狱由你自己来选择，六道轮回的动力就是你平日的所做、所行、乃至你的所想的念头来决定，这一切称之为“业”。你可以通过修福修善来远离三恶道而得生人道天道。也可以通过修十善业八正道证得圣果，出离轮回。
佛教也是最公正的宗教，佛陀从未说过：“信我得拯救，信我得永生”。佛陀只是告诉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佛教一切的罪业，只有通过忏悔和修善来化解，并不是行贿似的供养能消解的。
你可以不信佛，但不能不信因果。佛教的精义在明因识果，佛教的目的在教化人心，所以信仰佛教很好，明白因果道理更好；明白因果道理很好，奉行因果法则更好。
佛教的“十来偈”说得好：
“端正者从忍辱中来，贫穷者从悭贪中来。
高位者从礼拜中来，下贱者从憍慢中来。
喑哑者从诽谤中来，盲聋者从不信中来。
长寿者从慈悲中来，短命者从杀生中来。
诸根不具者从破戒中来，六根具足者从持戒中来。”
因果亦不可不怕，世人多由不信因果，所以纵心造恶而无忌惮，以致堕落。实在因果是世间不易之定理，作善因必招乐果，作恶因必招苦果，依因感果，无可改移。因是种子，果是收成，世人种甘蔗之种子必得甜味，种苦瓜之种子必得苦味，因果定然相符。世人每说“佛家创因果之说以惑人”，此语实属大错。不知信因果者为不惑，不信因果者正是大惑。
实际上，因果关系的认定，是人群社会安定的主要力量。相信因果的人愈多，大家就愈不敢只重视结果，而不注意种善因。我们的一生，从出生、成长、生病到死亡，都是我们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出戏。佛教对中国最大的影响则是“因果”二字。明清以后的小说，无论是从《金瓶梅》到《红楼梦》，还是《三言二拍》等等著作，甚至戏曲，评书，相声，无不能看出佛教文化“因果”二字的深入影响。
说相声的郭大侠，你问他信不信佛，他很可能会说不信，但是你看他的定场词，处处透露出佛家教化的气息：
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
何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贱不一般。
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担担儿。
骑马坐轿修来的福，推车担担儿命该然。
骏马驮着痴呆汉，美妇人常伴拙夫眠。
八十老翁门前站，三岁顽童染黄泉。
不是老天不睁眼，善恶到头报应循环。
佛教里众生平等。世尊在菩提树下睹启明星悟道，第一句话就是：“奇哉，奇哉，一切众生。具足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佛教的平等不限于国度、种族、肤色和地域，所有人都可以通过修行证的自己对应的果位，乃至飞狷蠕虫，有想无想众生都有佛性，一切众生皆可成佛。
自魏晋时期开始的“九品中正制”，造就了一大批门阀氏族，也就是贵族阶层。门阀世族完全把持了官吏选拔之权。于是在中正品第过程中，才德标准逐渐被忽视，家世则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的标准，到西晋时终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九品中正制不仅成为维护和巩固门阀统治的重要工具，而且本身就是构成门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南朝时期，在中正的评议中，所重视的只是魏晋间远祖的名位，而辨别血统和姓族只须查谱牒，中正的品第反成无足轻重的例行公事。
到了隋唐，由于佛教的传播，众生平等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加上隋炀帝为了抑制氏族门阀的势力，采用科举制选拔官员。科举制度发展到极致，等于取消了贵族阶层，使拥有才识的读书人有机会进入各级政府任职，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士人用功读书的风气盛行，这就造就了震旦人和犹太人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极端重视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讲，震旦的封建社会和西方的封建社会是不同的。
虽然古代震旦的户籍制度非常严厉，但是农民是自由民，是可以流动的。资本主义发展需要自由劳动力，而这个劳动力在震旦是现成的。
西方封建社会最典型的就是农奴制。在这种制度下，少数封建领主或农奴主占有土地、山林、草原和河流等绝大部分生产资源，并部分占有农奴；农奴从农奴主手中分得一块份地，作为代价他们必须无偿耕种领主土地，服各种劳役，并上缴大部分劳动产品。农奴制的基本特征是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不得不依附于农奴主。而农奴主则利用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对农奴实行超经济的强制剥削。农奴制的地租形式主要是劳役地租，辅以少量的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
在震旦历史上是否存在农奴制，学术界看法不一。民主改革前，震旦少数民族中约有400万人生活在农奴制下。最为典型的是西藏的农奴制和西双版纳傣族封建领主制。西藏地区，于1959年实行民主改革时，彻底消灭了农奴制。但是自隋唐以来，震旦地区的汉地，一直都没有农奴。当然，对于民众管理的严格的户籍制度还是有的，要出远门也需要路引。在这其中佛教众生平等的观念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众生平等这个观念为震旦人所接受，和现代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也不相违，所以震旦人在接受资本主义世界观的时候，也没有很大的障碍，最大的障碍也只是一些极左的思想。
东土三武灭佛之后，佛教很快就恢复归来。十年动乱时间够长吧，之后佛家寺院又如雨后春笋般建造起来了。这些都说明佛家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那么为什么在古印度，yisilan灭佛之后，佛教就销声匿迹了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印度世俗的种姓制度，佛教理念与印度种姓制度不符。古印度自雅利安人入侵以来，统治者都以种姓制度保障自己的利益，将阶级明显划分，种姓制度提倡身份自出生起就被赋予，第四等级首陀罗绝大多数是被征服的土著居民，属于非雅利安人，由伺候用餐、做饭的高级佣人和工匠组成，是人口最多的种姓。被认为低贱的职业。除四大种姓外，还有一种被排除在种姓外的人，即所谓“不可接受的贱民”，又称“达利特”。他们社会地位最低，最受歧视。社会流动的情况不可能在印度发生。
佛教所提倡的众生皆平等实际上是挑战了种姓制度的不公。虽然在现代看来，平等主义是理所当然，是世界潮流，但站在古印度社会看来，种姓制度反而更符合当时的大环境。因为种姓制度将阶级划分好，每人所做的工作也被划分好，所以每人都各安其位，整个社会机器因而都会顺利正常运转。
这个制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哪里出生，在哪里居住，吃什么样的食物，穿什么样的衣服，从事什么职业，与什么样的人结婚，死后在哪里埋葬以及怎样埋葬等等，从出生到死亡你很难脱离种姓制度的禁锢。你父亲的工作是拉马车的，你就不能干别的，只能子承父业。以前有一部印度电影《流浪者》，法官有一句话：“贼的儿子还是贼。”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在印度那里却是理所当然，根深蒂固。
印度没有接受佛教平等的观念，直到现在，种姓制度还在困扰着印度。虽然印度独立的时候，宪法废除了种姓制度，但是直到今天，这个制度还在影响着印度的社会发展，阻碍着印度现代化的进程。
佛教是最慈悲的宗教，佛视一切众生为独子，佛说：“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三世因果，循环不失”。佛从未惩罚过谁也未恐吓过谁，面对众生的苦难，观世音菩萨循声救苦“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度人舟”。地藏王菩萨更是众生无尽，我愿无尽：“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
若修行人看世间众生在轮回中受苦而生悲悯之心，愿慈悲济世予乐拔苦，而发上弘佛道下化众生的菩提心，愿代众生承担一切的苦报。并不畏惧轮回，乃至地狱、饿鬼、畜生，而初心不退，拔济众苦。以通过四摄、六度万行，来帮助众生觉醒众生。在利益他人中成就自己，在予乐拔苦中圆满自己。直至悲智圆满，漏尽无余，成就无上菩提。
大乘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给儒学作了补充，并且吸收了儒学的基本思想。儒家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应该是隋唐以后的事，在春秋战国和秦汉早期，儒家没有地位。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汉武帝所采纳，使儒学逐渐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影响长达二千多年。在这期间，佛教的慈悲心和菩提心的观念和儒家忠孝观念非常合拍。比如孝顺，佛教进入中国之后，出家则是大孝，在家是小孝。出家是成就大我，可以为历世的父母超度，乃至以众生为父母，是一种博大的精神。某种意义上，这是把儒的仁爱精神扩大了。
《吕氏春秋·孟春纪·贵公》：
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
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
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
故老聃则至公矣
明末高僧莲池大师在《竹窗随笔·楚失弓》中评论说：“求其所谓我者不可得，安求其所谓弓也、人也、楚也。”
六祖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大家别小看这个天下为公的思想。震旦人在得志发财之后，首先想到的是为家人，为国家做一些事。战争时期，多少华侨筹集资金，支援政府，多少华侨回国抗日。震旦改革开发初期，没有资金，没有技术，国外的资本家对震旦心存疑虑，最早进来震旦投资的是海外华人。当然赚钱是一方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对于故土家国的情节，心里想着光祖耀祖，报效国家。
而印度的种姓制度宣扬的是高等种族对于底层种族的蔑视。首陀罗被吠舍歧视，低种姓=低道德会成为普遍观念。首陀罗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懒，同情首陀罗以至义务帮助他们或结婚就是杂种姓，而婆罗门能力以外的资产等于零。首陀罗不管遭遇了什么，高种姓会觉得是因为懒，不能给福利养懒人。一个不能互相支援扶持的社会是冷酷的。在印度，日子过得这么苦的人这么多，但整个社会却有一种集体的冷漠，冷到让人心惊，好像许多人眼睛都瞎了一样，看不见在四周处处可见的悲惨不公。种姓制度相信人本来就生而不平等，既是天意，日子好的人就不会对旁人的苦难有歉疚感，也不觉得自己有义务伸出援手，或进一步作制度上的改革。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没有佛陀思想调柔的印度，是非常可怕的。
佛教对于震旦大民族的融合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释迦牟尼诞生的时代，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刚刚经历了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春秋时代，震旦形成了具有强烈文化优越感的民族理论，“夷夏论”。“华夏”民族居住在世界的中央，“夷、戎、蛮、狄”分别居住在世界的东西南北四方。这种地理概念，被称为“四裔五方”的意识。华夏，是震旦的代名词。“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孔子的这句话，成了“夷夏论”的宣言。
佛教传入震旦以后，遭到了儒家与道家的双重阻力。儒家批评佛教冲击了震旦社会既定的伦理秩序，道家道教事实上担心佛教挤占他们的信徒资源。两家都在运用“夷夏论”排斥佛教在震旦的传播。不过，释子在辩解时，援引震旦传统的星象学说法，北辰在天之中，提出“汉地未必为天中”的观点。这就委婉地挑战了传统的以“四裔五方”的震旦意识，为外来文化融入震旦社会提供了范例，客观上增进了震旦社会对少数民族的亲和力与包容性。佛教的这种亲和力与包容性，亦即佛教的民族融合功能。这在震旦历史上的异族统治时期，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在五胡乱华时期，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以及后来的元清时期，这些北方的统治者全部都信佛教。佛教的价值观、世界观对于震旦民族融合起到极大的作用。入主中原的蒙古人，致信萨迦派的领袖萨班，希望蒙藏结盟。萨班，全然不顾年迈，毅然离开西藏，翻山越岭，走了两年多时间，抵达凉州，现在的甘肃武威。1247年，蒙古大汗王子阔端，成吉思汗的孙子，在这里与萨班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蒙藏结盟。会盟的结果，西藏从此正式归入震旦版图，中央政府自此管辖西藏地区的政教事务。
这种民族化的表现形式，已使佛教成为民族认同的有机组成部分。东土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明清以来就已形成了儒释道三足鼎立的格局，大量的佛教词汇成了现代汉语的基本用语，如“过去”、“现在”、“未来”、“世界”、“功课”，乃至似乎有点儿西洋风味的“爱河”，都是来至于佛经；藏族、蒙古族、满族、土家族、裕固族、纳西族、锡伯族、达尔斡等10多个民族，信奉藏传佛教，而在藏族、蒙古族等民族里，佛教是其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甚至是最主要的文化特色。
清朝扶持藏传佛教，很大的原因是清朝刚入关前蒙藏政权就和皇太极取得了联系，得到了皇太极的大力推崇，在清军入关后的一段时间内，藏传佛教的地位还是很重要，康熙皇帝一度把藏传佛教定为“国教”，但他也一语道出天机——“兴黄教、柔蒙藏”，目的不是纯粹的信仰，而是政治。
位于北海公园琼华岛上的北海白塔，建于清初顺治八年(1651)，是一座藏式喇嘛塔。据建塔石碑记载，当时“有西域喇嘛者，欲以佛教阴赞皇猷，请立塔寺，寿国佑民“，得到皇帝的恩准，于是修建了永安寺和白塔。塔高35.9米，上圆下方，富有变化，为须弥山座式，塔顶设有宝盖、宝顶，并装饰有日、月及火焰花纹，以表示“佛法”象日、月那样光芒四射，永照大地。为什么叫北海呢？因为藏族、蒙古族、彝族等少数民族长期身居内地，长期缺水，所以对湖泊特别珍惜，往往把较大的水域美其名曰为海。经过长期历史变迁和沉淀，这一称谓一直沿袭下来，直到现在。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对于社会安定的极大作用。
到了清军入关后，面对更广大的汉族群体，后来的宗教政策其实已经有所改变。虽然对藏传佛教任然礼遇有加，但是也仅仅是礼遇有加。比起元朝藏传佛教的地位，那是天差地别。
在历史上，清朝政府即以佛教协调民族关系。清初在五台山，把十座寺庙改建为喇嘛庙，供奉宗喀巴大师像，延聘蒙藏僧人入住，后来还在北京建雍和宫、在承德建外八庙。这些措施，实现了满、蒙、藏、汉的民族团结，维护蒙藏地区的长期稳定。
鉴往知来，佛教是加强民族认同、增进民族团结的重要法宝。
经云：“佛告阿难。世间一切诸修学人，现前虽成九次第定，不得漏尽成阿罗汉，皆由执此生死妄想，误为真实。”
有人说：“走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其实出三界是非常难的。没有遇到佛陀佛法，没有解脱之道，你就在三界里转悠吧。
佛教哲学蕴藏着极深的智慧，佛学和中国古典哲学的交互影响，推动了哲学提出新的命题和新的方法。佛学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在人生观上，佛教强调主体的自觉，并把一己的解脱与拯救人类联系起来。它以独特的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给予中国传统社会民众精神生活以新的启发。
宋、元、明、清有“治世心身”之思想。宋、明朝以后的学者，都以儒教为治世之学，佛教为治心之学，道教为治身之学，以定三教相安之分位。
明代佛学大师憨山德清幼师孔子，少时师老庄，最后皈于佛。大师曾经作《中庸直指》、《老子道德经注》、《庄子内篇注》，佛家经典的注释就更多了。他有一段名言：“尝言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此三者，经世出世之学备矣。缺则一偏，缺二则隘，三者无一，而称人者，则肖之而已。虽然，不可以不知要。要者，宗也。故曰：言有宗，事有君。言而无宗，则蔓衍无统；事而无君，则支离日纷；学而无要，则涣散寡成。是故学者，断不可以不务要矣。
然是三者之要在一心。务心之要在参禅，参禅之要在忘世，忘世之要在适时，适时之要在达变，达变之要在见理，见理之要在定志，定志之要在安分，安分之要在寡欲，寡欲之要在自知，自知之要在重生，重生之要在务内，务内之要在专一，一得而天下之理得矣。称理而涉世，则无不忘也，无不有也；不忘不有，则物无不忘，物无不有；物无不忘，物无不有，则无入而不自得矣。故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会万物而为己者，其惟圣人乎？噫，至矣尽矣！妙极于一心，而无遗事矣！是故学者，固不可以不知要。”
因为佛法的博大精深，为古代士大夫青睐，同时佛家寺院，也是培植福慧的地方。有道是“世间好话佛说尽，天下名山僧占多。”为什么各地名山都是僧寺佛刹？因为修佛有大功德。很多寺院都在深山老林，开山建寺的时候都是荒无人烟，人迹罕至，鸟不拉屎的地方。开山大和尚来了，带领几个弟子建寺供佛，念经修禅，只要这个和尚有道行，香火就会渐渐旺盛，来的人多了，此地就变成了洞天福地，风水宝地。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修炼可以改变一个地方的地水火风。
大唐丞相裴休，子是翰林，送子出家，拜沩山祐祖，名法海。训以警策箴云：“衣食难，非容易，何必千般求细腻，清斋薄粥但寻常，粗布麻衣随分际。”“别人睡时你休睡，三更宿尽五更初，好向释迦金殿内”。
沩山老人要他每天挑水供养大众。一天，他挑水太累了，心里想：“和尚吃水翰林挑，纵然吃了也难消。”回来后，沩山老人问他：“你今天说什么话？”法海回答：“没说什么。”后来沩山老人揭穿他心里话，说：“老僧一打坐，能消万担粮。”
佛教对于震旦的最大贡献就是因果报应、众生平等和慈悲救世的观念，这是佛教的普世价值。佛教的精髓部分就是普世的，佛教超越了一切普世的元素，自由、平等、慈悲和公义。
何谓普世价值？就是已经存在的，并不具有广泛争议的公共秩序以及风俗习惯。普世价值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它超越宗教、国家、民族和地域，是出于人类的良知理性之价值观念。普适价值包括平等、自由、公平、正义、人权等等。同时也包括国家与有义务捍卫国民与生俱来的权利，如生存的权利、免于恐惧的权利、生育的权利、知情的权利和免于匮乏的的权利。
佛教是最自由的宗教，佛陀只是把他证悟的真理告诉你，以前的诸佛通过修行证得了佛果，我也是通过修行证得了佛果，你若依教奉行，也可以证的佛果。佛教的自由是给予你选择的权利，佛告诉你世间有六道轮回，天堂地狱由你自己来选择，六道轮回的动力就是你平日的所做、所行、乃至你的所想的念头来决定，这一切称之为“业”。你可以通过修福修善来远离三恶道而得生人道天道。也可以通过修十善业八正道证得圣果，出离轮回。
佛教也是最公正的宗教，佛陀从未说过：“信我得拯救，信我得永生”。佛陀只是告诉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佛教一切的罪业，只有通过忏悔和修善来化解，并不是行贿似的供养能消解的。
你可以不信佛，但不能不信因果。佛教的精义在明因识果，佛教的目的在教化人心，所以信仰佛教很好，明白因果道理更好；明白因果道理很好，奉行因果法则更好。
佛教的“十来偈”说得好：
“端正者从忍辱中来，贫穷者从悭贪中来。
高位者从礼拜中来，下贱者从憍慢中来。
喑哑者从诽谤中来，盲聋者从不信中来。
长寿者从慈悲中来，短命者从杀生中来。
诸根不具者从破戒中来，六根具足者从持戒中来。”
因果亦不可不怕，世人多由不信因果，所以纵心造恶而无忌惮，以致堕落。实在因果是世间不易之定理，作善因必招乐果，作恶因必招苦果，依因感果，无可改移。因是种子，果是收成，世人种甘蔗之种子必得甜味，种苦瓜之种子必得苦味，因果定然相符。世人每说“佛家创因果之说以惑人”，此语实属大错。不知信因果者为不惑，不信因果者正是大惑。
实际上，因果关系的认定，是人群社会安定的主要力量。相信因果的人愈多，大家就愈不敢只重视结果，而不注意种善因。我们的一生，从出生、成长、生病到死亡，都是我们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出戏。佛教对中国最大的影响则是“因果”二字。明清以后的小说，无论是从《金瓶梅》到《红楼梦》，还是《三言二拍》等等著作，甚至戏曲，评书，相声，无不能看出佛教文化“因果”二字的深入影响。
说相声的郭大侠，你问他信不信佛，他很可能会说不信，但是你看他的定场词，处处透露出佛家教化的气息：
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
何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贱不一般。
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担担儿。
骑马坐轿修来的福，推车担担儿命该然。
骏马驮着痴呆汉，美妇人常伴拙夫眠。
八十老翁门前站，三岁顽童染黄泉。
不是老天不睁眼，善恶到头报应循环。
佛教里众生平等。世尊在菩提树下睹启明星悟道，第一句话就是：“奇哉，奇哉，一切众生。具足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佛教的平等不限于国度、种族、肤色和地域，所有人都可以通过修行证的自己对应的果位，乃至飞狷蠕虫，有想无想众生都有佛性，一切众生皆可成佛。
自魏晋时期开始的“九品中正制”，造就了一大批门阀氏族，也就是贵族阶层。门阀世族完全把持了官吏选拔之权。于是在中正品第过程中，才德标准逐渐被忽视，家世则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的标准，到西晋时终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九品中正制不仅成为维护和巩固门阀统治的重要工具，而且本身就是构成门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南朝时期，在中正的评议中，所重视的只是魏晋间远祖的名位，而辨别血统和姓族只须查谱牒，中正的品第反成无足轻重的例行公事。
到了隋唐，由于佛教的传播，众生平等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加上隋炀帝为了抑制氏族门阀的势力，采用科举制选拔官员。科举制度发展到极致，等于取消了贵族阶层，使拥有才识的读书人有机会进入各级政府任职，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士人用功读书的风气盛行，这就造就了震旦人和犹太人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极端重视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讲，震旦的封建社会和西方的封建社会是不同的。
虽然古代震旦的户籍制度非常严厉，但是农民是自由民，是可以流动的。资本主义发展需要自由劳动力，而这个劳动力在震旦是现成的。
西方封建社会最典型的就是农奴制。在这种制度下，少数封建领主或农奴主占有土地、山林、草原和河流等绝大部分生产资源，并部分占有农奴；农奴从农奴主手中分得一块份地，作为代价他们必须无偿耕种领主土地，服各种劳役，并上缴大部分劳动产品。农奴制的基本特征是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不得不依附于农奴主。而农奴主则利用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对农奴实行超经济的强制剥削。农奴制的地租形式主要是劳役地租，辅以少量的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
在震旦历史上是否存在农奴制，学术界看法不一。民主改革前，震旦少数民族中约有400万人生活在农奴制下。最为典型的是西藏的农奴制和西双版纳傣族封建领主制。西藏地区，于1959年实行民主改革时，彻底消灭了农奴制。但是自隋唐以来，震旦地区的汉地，一直都没有农奴。当然，对于民众管理的严格的户籍制度还是有的，要出远门也需要路引。在这其中佛教众生平等的观念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众生平等这个观念为震旦人所接受，和现代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也不相违，所以震旦人在接受资本主义世界观的时候，也没有很大的障碍，最大的障碍也只是一些极左的思想。
东土三武灭佛之后，佛教很快就恢复归来。十年动乱时间够长吧，之后佛家寺院又如雨后春笋般建造起来了。这些都说明佛家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那么为什么在古印度，yisilan灭佛之后，佛教就销声匿迹了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印度世俗的种姓制度，佛教理念与印度种姓制度不符。古印度自雅利安人入侵以来，统治者都以种姓制度保障自己的利益，将阶级明显划分，种姓制度提倡身份自出生起就被赋予，第四等级首陀罗绝大多数是被征服的土著居民，属于非雅利安人，由伺候用餐、做饭的高级佣人和工匠组成，是人口最多的种姓。被认为低贱的职业。除四大种姓外，还有一种被排除在种姓外的人，即所谓“不可接受的贱民”，又称“达利特”。他们社会地位最低，最受歧视。社会流动的情况不可能在印度发生。
佛教所提倡的众生皆平等实际上是挑战了种姓制度的不公。虽然在现代看来，平等主义是理所当然，是世界潮流，但站在古印度社会看来，种姓制度反而更符合当时的大环境。因为种姓制度将阶级划分好，每人所做的工作也被划分好，所以每人都各安其位，整个社会机器因而都会顺利正常运转。
这个制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哪里出生，在哪里居住，吃什么样的食物，穿什么样的衣服，从事什么职业，与什么样的人结婚，死后在哪里埋葬以及怎样埋葬等等，从出生到死亡你很难脱离种姓制度的禁锢。你父亲的工作是拉马车的，你就不能干别的，只能子承父业。以前有一部印度电影《流浪者》，法官有一句话：“贼的儿子还是贼。”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在印度那里却是理所当然，根深蒂固。
印度没有接受佛教平等的观念，直到现在，种姓制度还在困扰着印度。虽然印度独立的时候，宪法废除了种姓制度，但是直到今天，这个制度还在影响着印度的社会发展，阻碍着印度现代化的进程。
佛教是最慈悲的宗教，佛视一切众生为独子，佛说：“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三世因果，循环不失”。佛从未惩罚过谁也未恐吓过谁，面对众生的苦难，观世音菩萨循声救苦“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度人舟”。地藏王菩萨更是众生无尽，我愿无尽：“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
若修行人看世间众生在轮回中受苦而生悲悯之心，愿慈悲济世予乐拔苦，而发上弘佛道下化众生的菩提心，愿代众生承担一切的苦报。并不畏惧轮回，乃至地狱、饿鬼、畜生，而初心不退，拔济众苦。以通过四摄、六度万行，来帮助众生觉醒众生。在利益他人中成就自己，在予乐拔苦中圆满自己。直至悲智圆满，漏尽无余，成就无上菩提。
大乘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给儒学作了补充，并且吸收了儒学的基本思想。儒家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应该是隋唐以后的事，在春秋战国和秦汉早期，儒家没有地位。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汉武帝所采纳，使儒学逐渐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影响长达二千多年。在这期间，佛教的慈悲心和菩提心的观念和儒家忠孝观念非常合拍。比如孝顺，佛教进入中国之后，出家则是大孝，在家是小孝。出家是成就大我，可以为历世的父母超度，乃至以众生为父母，是一种博大的精神。某种意义上，这是把儒的仁爱精神扩大了。
《吕氏春秋·孟春纪·贵公》：
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
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
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
故老聃则至公矣
明末高僧莲池大师在《竹窗随笔·楚失弓》中评论说：“求其所谓我者不可得，安求其所谓弓也、人也、楚也。”
六祖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大家别小看这个天下为公的思想。震旦人在得志发财之后，首先想到的是为家人，为国家做一些事。战争时期，多少华侨筹集资金，支援政府，多少华侨回国抗日。震旦改革开发初期，没有资金，没有技术，国外的资本家对震旦心存疑虑，最早进来震旦投资的是海外华人。当然赚钱是一方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对于故土家国的情节，心里想着光祖耀祖，报效国家。
而印度的种姓制度宣扬的是高等种族对于底层种族的蔑视。首陀罗被吠舍歧视，低种姓=低道德会成为普遍观念。首陀罗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懒，同情首陀罗以至义务帮助他们或结婚就是杂种姓，而婆罗门能力以外的资产等于零。首陀罗不管遭遇了什么，高种姓会觉得是因为懒，不能给福利养懒人。一个不能互相支援扶持的社会是冷酷的。在印度，日子过得这么苦的人这么多，但整个社会却有一种集体的冷漠，冷到让人心惊，好像许多人眼睛都瞎了一样，看不见在四周处处可见的悲惨不公。种姓制度相信人本来就生而不平等，既是天意，日子好的人就不会对旁人的苦难有歉疚感，也不觉得自己有义务伸出援手，或进一步作制度上的改革。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没有佛陀思想调柔的印度，是非常可怕的。
佛教对于震旦大民族的融合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释迦牟尼诞生的时代，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刚刚经历了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春秋时代，震旦形成了具有强烈文化优越感的民族理论，“夷夏论”。“华夏”民族居住在世界的中央，“夷、戎、蛮、狄”分别居住在世界的东西南北四方。这种地理概念，被称为“四裔五方”的意识。华夏，是震旦的代名词。“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孔子的这句话，成了“夷夏论”的宣言。
佛教传入震旦以后，遭到了儒家与道家的双重阻力。儒家批评佛教冲击了震旦社会既定的伦理秩序，道家道教事实上担心佛教挤占他们的信徒资源。两家都在运用“夷夏论”排斥佛教在震旦的传播。不过，释子在辩解时，援引震旦传统的星象学说法，北辰在天之中，提出“汉地未必为天中”的观点。这就委婉地挑战了传统的以“四裔五方”的震旦意识，为外来文化融入震旦社会提供了范例，客观上增进了震旦社会对少数民族的亲和力与包容性。佛教的这种亲和力与包容性，亦即佛教的民族融合功能。这在震旦历史上的异族统治时期，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在五胡乱华时期，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以及后来的元清时期，这些北方的统治者全部都信佛教。佛教的价值观、世界观对于震旦民族融合起到极大的作用。入主中原的蒙古人，致信萨迦派的领袖萨班，希望蒙藏结盟。萨班，全然不顾年迈，毅然离开西藏，翻山越岭，走了两年多时间，抵达凉州，现在的甘肃武威。1247年，蒙古大汗王子阔端，成吉思汗的孙子，在这里与萨班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蒙藏结盟。会盟的结果，西藏从此正式归入震旦版图，中央政府自此管辖西藏地区的政教事务。
这种民族化的表现形式，已使佛教成为民族认同的有机组成部分。东土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明清以来就已形成了儒释道三足鼎立的格局，大量的佛教词汇成了现代汉语的基本用语，如“过去”、“现在”、“未来”、“世界”、“功课”，乃至似乎有点儿西洋风味的“爱河”，都是来至于佛经；藏族、蒙古族、满族、土家族、裕固族、纳西族、锡伯族、达尔斡等10多个民族，信奉藏传佛教，而在藏族、蒙古族等民族里，佛教是其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甚至是最主要的文化特色。
清朝扶持藏传佛教，很大的原因是清朝刚入关前蒙藏政权就和皇太极取得了联系，得到了皇太极的大力推崇，在清军入关后的一段时间内，藏传佛教的地位还是很重要，康熙皇帝一度把藏传佛教定为“国教”，但他也一语道出天机——“兴黄教、柔蒙藏”，目的不是纯粹的信仰，而是政治。
位于北海公园琼华岛上的北海白塔，建于清初顺治八年(1651)，是一座藏式喇嘛塔。据建塔石碑记载，当时“有西域喇嘛者，欲以佛教阴赞皇猷，请立塔寺，寿国佑民“，得到皇帝的恩准，于是修建了永安寺和白塔。塔高35.9米，上圆下方，富有变化，为须弥山座式，塔顶设有宝盖、宝顶，并装饰有日、月及火焰花纹，以表示“佛法”象日、月那样光芒四射，永照大地。为什么叫北海呢？因为藏族、蒙古族、彝族等少数民族长期身居内地，长期缺水，所以对湖泊特别珍惜，往往把较大的水域美其名曰为海。经过长期历史变迁和沉淀，这一称谓一直沿袭下来，直到现在。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对于社会安定的极大作用。
到了清军入关后，面对更广大的汉族群体，后来的宗教政策其实已经有所改变。虽然对藏传佛教任然礼遇有加，但是也仅仅是礼遇有加。比起元朝藏传佛教的地位，那是天差地别。
在历史上，清朝政府即以佛教协调民族关系。清初在五台山，把十座寺庙改建为喇嘛庙，供奉宗喀巴大师像，延聘蒙藏僧人入住，后来还在北京建雍和宫、在承德建外八庙。这些措施，实现了满、蒙、藏、汉的民族团结，维护蒙藏地区的长期稳定。
鉴往知来，佛教是加强民族认同、增进民族团结的重要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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